“不要小看梁家河，這是有大學問的地方”。每當回望那個留下自己青春印記的陝北小村，總書記總會這樣說。梁家河的確很小，一條百十米寬的山溝，幾十戶零散的人家，要不是與總書記的那段機緣巧合，她也必將像點綴在茫茫黃土高原千溝萬壑間那些廖若星辰的村村落落一樣，默默地流淌在時空的長河裡。可歷史的發展往往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了領袖的足跡，梁家河終究還是依她樸素的身姿走進了國人的視眼。一時間，全國各地的黨員幹部、青年學生、普通群眾紛紛像80年前的“到延安去”一樣，滿懷虔誠地來到梁家河，試圖通過總書記的心路歷程來填充內心的荒蕪，振奮自己的精神，尤其是紀實文學《梁家河》的面世，更是在全國乃至全世界掀起了一場經久不散的“梁家河熱”，毫不誇張地說，如今，這個小小的山溝小村似乎就像當年的延安一樣，儼然已成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
讀了《梁家河》，我曾經反覆思考過這樣一個問題：究竟是梁家河成就了總書記，還是總書記成就了梁家河？遙想當年，父親被關押，母親被下放，不滿十六歲的習近平幾乎陷入了絕境。“如果再留到北京有命沒命都不知道，對我來說，去延安便是逃離，所以整個專列上的人都在哭，唯獨我在笑”。從總書記的話語裡，我們不難看出他當年的那份無助與驚慌。而正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是梁家河張開雙臂，用柔軟的胸膛溫暖和撫慰了這位驚慌失措的少年。在梁家河的七年裡，從“高幹子弟”到“陝北後生”，從稻黍不分的“學生娃”到種鋤收割樣樣精通的“受苦人”，從普通知青到大隊黨支部書記，他將自己完全融入了梁家河，使他對人民群眾的疾苦有了更加真切的體驗，對人民群眾的追求和期望有了更加準確的認定，對“為人民服務”這一宗旨的分量有了更加深刻的感知，用總書記自己的話說就是“看到了人民群眾的力量和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瞭解了社會”。也正是在那時候，“人民”二字便深深地鐫刻在他的心裡，成為他執政理念中最基本的“底色”。在之後的歲月裡，從山溝小村到燕趙大地，從閩山浙水到黃浦江畔，直至最終進入中南海，成為倍受敬仰的人民領袖，不論職務如何變遷，這種“底色”始終歷久彌新，並一次次得以昇華，正如總書記所言：“我的一些實事求是的想法都是從那個時候生根發芽的，並且直到現在都影響著我”。是的，職位有高低，權力有大小，但為人民辦實事、謀幸福的擔當不能變。當年，為了“讓梁家河群眾飽飽吃頓肉”，總書記曾帶領全村群眾克服重重困難，建起了淤地壩、沼氣池，用自己的獎品為群眾換回了磨面機；如今，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以他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又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披荊斬棘，奮力行進在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征程上，而事實上，“讓梁家河人民飽飽吃頓肉”與“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追求”都同樣是一種樸素的為民情懷，並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都是秉承當年的那份“初心”，實現對人民的承諾。
面對人民，領袖們總是如此的深情。1949年，開國大典上，面對人民群眾的山呼海嘯，從人民中走出來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用他那悠揚的“湖南口音”發出了“人民萬歲”的時代強音；有感於苦難深重的祖國，鄧小平同志寫下了“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深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的真情告白；“作為一個人民公僕，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裡培養出了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裡，永遠是黃土地的兒子”，面對延安電視臺的專訪，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總書記如是說。是的，幾千年的歷史經驗一再告訴我們：“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人民群眾是我們黨的執政基礎，人民的立場是我們的根本立場，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是我們黨戰勝各種困難風險，不斷取得事業成功的根本保證。黨員幹部作為黨的先進分子，是黨的形象代言人，能否密切聯繫群眾，能否放下架子、撲下身子，真心真意為群眾服務，關係到國家是否長治久安，黨的執政地位是否穩定牢固。如果廣大黨員幹部不能弄懂這個道理，抑或是揣著明白裝糊塗，工作中態度不端，作風不正，漠視人民的疾苦和呼聲，不顧人民的希冀與追求，單純把個人職務的升遷作為人生的唯一奮鬥目標，熱衷於謀“前途”，搞攀附，那就是真正的忘了初心，蝕了根本，就必然會走向人民的對立面，最終也必然被人民所拋棄。寫到這裡，我突然記起了著名詩人臧克家的名篇：“騎在人民頭上的人，人民把他摔垮，給人民當牛做馬的，人民永遠記住他……他活著是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著的人，群眾把他抬的很高，很高”。
人民至上！
（ 張志江，男，安塞鐮刀灣人，現任職於延安市公安局安塞分局政治處，愛好寫作，出版有散文集《老莊塔的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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