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婴作为文帝时的博士，对《诗经》有着深入的研究。但是，在汉初儒家复兴的时候，他大胆发挥《诗经》的微言大义，对其“断章”并取其所需，积极拓展原始儒家中能为统治者服务的思想，在这其中他极为重视和强调原始儒家“忠”的思想。
韩婴
与孔孟强调“民贵君轻”不同的是，韩婴提倡臣对国君无比忠诚的精神，将臣之忠分出等级，对忠君之臣大加赞扬，而对“国贼”们则痛加斥责和鞭挞。但是他同时特别地强调了臣对国君应无条件地忠诚和服从，甚至达到了非常残忍的地步，抹煞了作为臣下的应有权利，中国历史上的“愚忠”思想在此已见端倪。
韩婴认为在一个国家里，“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谓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是谓次忠也。以谏非君而怨之，是谓下忠也。不恤乎公道达义，偷合苟同以之持禄养交者，是谓国贼也。若周公子於成王，可谓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谓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谓下忠也；曹触龙之於纣，可谓国贼也。皆人臣之所为也，吉凶贤不肖之效也。”
而这“愚忠”思想与“弘演痴忠”和 “荆蒯芮为君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韩婴认为像弘演、荆蒯芮这样的人才是勇士、有节有义之士。
韩婴
韩婴将臣子们的忠分成大忠、次忠、下忠、国贼四个等级，并且描述了各个等级之臣的表现，又举例说明什么样的人是好人、坏人、贤明的人和邪恶的人。他又说： “逊而直，上也。切，次之。谤谏为下。懦为死。”谦虚而又直接地规劝国君，是最好的；很急切地规劝国君，是次一等的臣子的态度；以在背后指责国君过失的方式来规劝国君，是下等的做法；最懦弱的做法是等到国君遇害后再去为他而死。
韩婴
分享到:
閱讀更多 隱記天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