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白洋淀豐枯大小影響巨大的除了氣候因素外，還有古黃河的遷徙。春秋中葉，即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黃河在宿胥口（今河南浚縣西南淇門鎮一帶）又一次大改道，南泛形成“漢志河”（史稱“大河故瀆”或“王莽河”、“王莽故瀆”）。這條新河形成後，由於下游兩岸堤防的大規模出現，宣告黃河下游多股分流局面的結束，其行水線路一直維持到西漢末（其大致走向是：從滎陽北出山後北行，經今延津西、滑縣東、浚縣南、清豐北、南樂西北、大名東、館陶東北、臨清南、高唐東南、平原南、德州東，至吳橋西北折向東北，經東光東、南皮、滄州，再折向東，在黃驊西南入海）。流經白洋淀地區的黃河（當代學者稱其為“山經河”，其行水路線是：從滎陽北出山後，沿太行山東麓北流，經今河南新鄉、浚縣，河北曲周、鉅鹿、安平、蠡縣，至新安後折向東北，經霸州、天津入海）很快斷流，故道所經的白洋淀一帶演變為一串湖沼。不過，發源於太行山東麓、曾為黃河支流的滱水（今唐河）、泒水（上游為今大沙河）、博水（今九龍河）、盧水（今府河）、徐水（今漕河）、易水（今瀑水）等並沒有隨黃河的改道而消失，而是紛紛注入這些湖沼，形成了白洋淀區“九河下梢”的格局，但其瀦水面積與黃河流貫的年代相比大為遜色。
戰國時期，白洋淀區域成了“燕南陲、趙北際”的軍事重地，澱周邊出現了阿城（今安新安州鎮）、三臺城（今安新三臺鎮）、渾埿城（今安新縣城）等城堡。公元前334年至311年之間，燕昭王為了防禦外敵入侵，在燕國南疆築起了一道長五百餘里的燕南長城（始於今易縣西南，向東經定興、徐水、安新、任丘，終於文安東南），因其多沿易水堤岸而築，又有“易水長城”之稱。今白洋淀北部的新安北堤，舊稱“長城堤”，曾是燕南長城的一部分。這道“長城堤”既能禦敵又能御水，從此奠定了白洋淀的北界。
秦漢時期，白洋淀似乎被人遺忘，鮮有文字提及。西晉時，大文學家左思的《魏都賦》中有“掘鯉之澱，蓋節之淵”的句子。唐代註釋家李繕在《文選注》中這樣詮釋“掘鯉之澱”的方位：“在河間莫縣（治今河北任丘東北陵南村一帶）之西。”西晉時鄚縣（唐時改鄚為莫）屬河間國，治在今任丘市西北，正與當下白洋淀的位置相吻合。如此看來，“掘鯉澱”因澱中盛產鯉魚而得名。
北宋時，大清河中下游區域一片汪洋。其時，宋遼對峙，以界河（上游為今拒馬河、白溝河，下游為今海河）為界。鑑於河朔平原無險可守，為阻契丹鐵騎南下，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至宋真宗鹹平末年（1003年），在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何承矩等人的籌劃經營下，利用界河保州（今保定）以下地勢低窪、澱泊眾多的特點，大修塘濼，從而打造出一道令人歎為觀止的“水長城”，史稱塘濼防線（又稱塘泊防線、塘水防線）。
塘泊防線的問世，雖然起到了阻擋遼兵的作用，但弊病也隨之而來——因積水甚巨，動輒決溢，淹田毀廬，溺殺百姓。為了消除水患，時任莫州任丘縣令的唐介率眾築起了一道南北走向的長堤（因為唐介所修，後人稱其為“唐堤”）。這條長堤原本是為了防止澱水東溢殃及任丘，無意間卻成了白洋淀的東界，也成了今天白洋淀著名千里堤的老祖宗。唐堤與戰國時修築的“長城堤”（新安北堤）合璧，構成了白洋淀東、北兩道堤防。另據《新安縣誌》記載，白洋淀西部的四門堤，亦築於宋代，相傳築堤者為北宋邊關名將楊延昭。
南宋初黃河南徙後，海河水系徹底擺脫了黃河的干擾，原本加入大清河水系的滹沱、漳河、御河等水紛紛退出大清河水系，與白洋淀揮手告別，致使白洋淀——文安窪間的塘濼又告解體，包括邊吳澱、澇澱在內的許多著名澱泊自此銷聲匿跡。眾多大河離白洋淀而去，使其只能承接源於太行山東麓的漕、府、瀑等小河之水，留存下來的各澱泊只能在枯水中掙扎。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元代稱北京為大都），由於京城營建和官民消耗用木量極大，官府豪民紛紛湧上太行山上大動斧鋸，使原本“林木參差，幹霄蔽日”的太行山中北部的川穀在“斧斤為雨，喊聲震天”中淪為光山禿嶺，明末甚至出現了“數百里山皆濯濯了”的現象。山林為之一空帶來的嚴重後果便是水土流失加劇，大清河上源各河泥沙含量驟增，白洋淀不幸成了泥沙停滯的家園，水面日益萎縮，甚至幾度乾涸。史載，明弘治年間（1488—1505年），白洋淀（本澱）幾被淤平，百姓在澱中耕種，官府在澱中牧馬，簡直是一派田園風光。
到了明代正德十二年（1517年），風雲突變，原本只有一汪小水的白洋淀突然暴發戶般膨脹起來，史稱“楊村一河決入，始成澤國”（《大清一統志》）。人們不禁要問，為何“楊村一河決入”，白洋淀“始成澤國”呢？這得從楊村河的變遷史說起。
楊村河古稱滱水，又稱唐河（因流經唐縣之故）等，是大清河水系源遠流長且水量最大的一條支流。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黃河改道不行白洋淀區域後，滱水脫離了古黃河，也脫離了白洋淀，自蠡縣南東北流，經肅寧、河間、任丘，至文安境東行入海。到了北宋，因塘泊防線的建立，滱水重又改道北流，投入白洋淀的懷抱。南宋初年，黃河南徙，塘濼解體，滱水又一次悄然從北流中退出。
元代以後，大清河水系的滱（唐）、沙、磁三河合流（因滱水源長水大，故被視為正源，下游幹流多稱滱水，今稱瀦龍河），遂成湯湯大河。前已述及，自元代起，由於太行山水土流失越來越嚴重，夏秋雨水季節，挾帶大量泥沙的滱水決徙頻繁，東遊西蕩，河名也隨之頻頻改易，在不同河段出現了高河、楊村河、瀦龍河、布里河、馬家河等新名。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夏，瀦龍河（在蠡縣境稱楊村河）在蠡縣藺家口處發生大潰決，大河改道北泛，經劉氏（今留史）、玉田、緒口，過高陽、安新，衝入白洋淀。原東北行通往河間、文安等地的故道逐漸淤塞，“悉成良田”。由於滱水（楊村河）水勢浩大，乾渴的白洋淀張開大嘴來者不拒，很快又成汪洋巨浸。
當白洋淀沉浸在大湖夢中的時候，生活在大澱周邊的百姓卻遭了殃。由於泥沙淤塞，澱水下洩不暢，決溢氾濫又成家常便飯。因禍患主要是滱水所為，故明清兩朝都曾致力於疏通滱水東北故道（改道後稱古唐河、古洋河等，有時也稱滱水），以期減輕白洋淀的防洪壓力，但時通時塞，效果不佳。進入清代，滱水東北路淤塞日甚，至清乾隆年間全水入澱，白洋淀水勢更盛。“跨雄（安）、新（安）數邑之境，既廣且深，西北諸山之水皆匯焉”（《畿輔通志》）。
明末清初，白洋淀區域“迭遭大水”，安州、新安城外經常“水深丈餘”，“田廬漂沒”慘劇時有發生。康熙五年（1666年），直隸巡撫奉旨“發帑萬金”，在安州白洋淀周邊“築堤一百二十里”，形成了東堤、西堤、北堤、西民埝和南民埝的系統堤防體系。但由於堤身薄弱，大水一來仍難逃毀潰的厄運。之後屢毀屢修（如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大清河道臺葉伯英主持修築新安北堤七十里、安州南堤一百四十里），但收效一直不夠理想。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採取上修水庫（攔截洪水）、中固澱堤、下疏河道等綜合措施，才較為徹底地改變了大清河和白洋淀為患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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