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朝歷代，身處頂層的人們總糾結於“百年大計”、“千年大計”。
而身處底層的大眾，更關注於“活在當下”。
唯有中間層的人最苦，他們思考的是：
“我們把一個什麼樣的當下交給子孫後代？”
最近60多年裡，在北平的破與立，當下與大計問題上，清華大學的幾代建築學家，對此感觸最深。
兩個古都，兩張地圖
1948年12月18日北平圍城之時，教育部部長張奚若，曾請建築學家、清華大學教授梁思成繪製北平文物地圖，以期被迫攻城時保護文物之用。
這張地圖輾轉交到了毛澤東手裡。
1949年1月16日攻城前夕，毛澤東致電平津戰役總前委，要求保護北京西郊的重點文化區，以及故宮等地區。
建築學家們以為這次千年古都將得以完整保留，免於戰火，但這種樂觀只不過延遲了幾個月而已，而梁思成的人生則從這件事起，栽了大跟頭。
在抗日戰爭時期，梁思成與林徽因家中有兩位抗戰烈士，但在1944年夏，面對國恨家仇，梁思成卻向盟軍遞交了一份“奈良地圖”，讓奈良成為美軍轟炸的日本200多個城市中，唯一一個轟炸機直接經過而不投彈的城市。
30多年後，奈良因其完好保存的眾多古代建築，及其擁有全日本十分之一的“國寶”級文物，而被宣佈為世界歷史文化名城。梁思成也因此被譽為日本“古都的恩人”。
梁思成第一次為新中國“獻圖”保護古都成功了，於是他想為這個千年古都的保護與發展做第二件事。幾個月以後，他與旅英規劃學家陳佔祥提交了《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議》。
此即“梁陳方案”，力主在整體上保護舊城，將中央行政中心移出北京古城，將北京變為“雙城”，在西郊另建新市中心區，為未來北京城的可持續發展開拓更大空間。
這成為我國最早提出北京城市功能區外擴的建議，在70年前，這項建議的前瞻性與科學性可謂“百年大計”。甚至這個北京向西遷移的指導性意見，成為今天京津冀一體化與雄安新區選址的的最早藍本。
可當時，對這項建議的回覆是：“中南海皇帝住得，我為什麼住不得”，“有的教授要把我們趕出北京城”。
與“梁陳方案”相對，1949年，北平古都來了另一群專家——17名蘇聯市政專家，他們認為北京作為首都,“應不僅是文化的、科學的、藝術的城市,同時也應該是一個大工業的城市”。而當時北京工人階級僅佔全市人口的4%，是個消費城市，所以北京必須進行“布爾什維克”一樣的工業建設。
陳佔祥表達了不同意見，他說一個城市最怕擁擠，不能什麼東西都放進去，否則未來會出現交通擁堵、環境汙染等大城市病。
梁思成則預言：“如果將行政中心等城市功能集中在古城區內發展，不但會損毀文化遺產，還將導致大量人口被遷往郊區居住，又不得不返回市區就業的緊張狀況”，正如今天的回龍觀、望京等幾個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每天奔波於地鐵之間。
結果，北京的古建築開始被陸續拆除，故宮主體因周恩來的力保才倖免。
梁思成親手為祖國古都親手繪製一張保護地圖與一張未來規劃的地圖，最終都停留在了紙面上。
1955年，“梁陳方案”連同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論成為中國學術界的禁區，1955年也因此成為了學術“鬥爭年”，梁思成與好友陳佔祥成為被批判的對象。
梁思成對此大為驚愕，抑鬱寡歡。
在梁思成深陷批鬥時，他的兩位學生吳良鏞與陶宗震選擇了不同的學術與人生道路。
吳良鏞悄悄將恩師的梁陳方案冒險保存了下來。
而陶宗震則倒向了蘇聯專家，在拆除更多北京的古城牆、古城樓的同時，設計出了舉世矚目的天安門廣場。
一路向西
有句話叫，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1999年，在第20次世界建築師大會上，由吳良鏞起草的《北京憲章》獲得大會通過。趁著大傢伙高興，吳良鏞再次提出修改後的“梁陳方案”，這一次的規劃名叫“大北京”。
時隔近50年後，即使北京人口過度集聚、交通擁堵不堪等問題已初露端倪，當時北京城建部門依然沒有同意這個規劃。
“我請教時任建設部長俞正聲，他很贊成，而且建議我改名叫‘京津冀’。”吳良鏞對媒體表示。
2001年，當“京津冀”城鄉發展的課題主持人定為梁思成的學生吳良鏞時，許多同行唏噓歷史竟然如此巧合。
2005年，吳良鏞主持設計了《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他小心翼翼地加入了被塵封50多年的“梁陳方案”。
2017年4月1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雄安設立國家級新區。
公開報道說，在北京西南設立雄安新區，對於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新模式，調整優化京津冀城市佈局和空間結構，培育創新驅動發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在清華大學建築系，“梁陳方案”成為了某種堅持科學的精神象徵。隨著京津冀一體化方案逐步推進，設立雄安似乎與當初在北京西南設立新功能區一脈相稱。
不過，吳良鏞本人這次卻沒有急於高興。
幾十年來，吳良鏞本人親手規劃、設計的城市無數，但多數科學規劃都被人為修改，使之無法發揮當初的作用，但最後城市擁堵、規劃不合理的黑鍋卻是建築學家們背的。
在2010年一次部級領導幹部歷史文化講座中，吳良鏞直言，北京舊城保護的矛盾聚焦在體制和利益方面。管理體制不完善、法律無保障、利益集團作祟，使得規劃與建設時常與虎謀皮，事與願違。
這個平時常常面帶笑容的老人，對於當時的中國城市規劃卻異常嚴峻，甚至他提出“中國建築規劃市場熱火朝天，為何中國建築師一般只作為合作者，充當配角？”
2012年，在吳良鏞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之時，他卻對記者回答：
今天中國的規劃問題，我已經回答不了了。
隨著雄安一事兒成為國家大事，千年大計，越來越多的“意義”與期待被賦予其中，人們擔心，再合理的科學規劃，也總有這個200多平方公里的小城吃不消的時候，正如60多年前的北平，今天的北京。
水上“婚禮”
白洋淀諸多漁村四面環水，漁民的交通工具是船，這裡最具特色的是迎親綵船。鮮紅的花轎放在船頭，大隊盛裝的迎親隊伍，長長的一列恭候著，佈滿整個水澱，成為澱區一道豔麗的風景線。
但位於白洋淀水系的雄安，在一方面建設熱火朝天的同時，也同時面對著連接海河水系，可能遭遇洪澇災害的防洪威脅，因而水上的婚禮，有時也有翻船的危險。
要想實現千年大計，那麼必須要統一協調白洋淀、海河水系，也就是上馬一個龐大的水利工程，才能保障雄安萬無一失。
白洋淀本身的補水不足，水質惡化，這也是需要時間來協調。
那麼，未來數以百萬人生活的城市，這些基本問題，為何在雄安設立之初沒有想到？
以上，是同為清華大學建築系教授，梁思成的徒孫，雄安新區規劃設計專家尹稚提出的問題。
不僅如此，尹稚還提出，雄安建設不是一場簡單的新城建設，更不是一場以地謀財的房地產開發，裡面涉及到了我們前三四十年改革開放過程當中積累下來的非常多的體制機制矛盾的突破，和進一步深度的求解。
尹稚還發現，今天雄安新區的建設，仍未擺脫60多年前蘇聯專家大尺度分區格局的影響，
“三五十萬人的城市勉強還可以接受，當做到幾百萬人口的城市、甚至上千萬人口的城市，實際是一個非常要命的事情，會帶來了大量的長距離交通。”
換句話說，今天雄安不僅在選址上有問題，而且還在延續過去城市病建設的思路，無非又在北京西南又建設了一個新的北京，原有的城市問題根本沒有解決。
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
所謂“千年大計”，今天北京需要，還是河北人需要？雄安這個城市未來真正的吸引力在哪？
2018年03月31日，新區成立整整一年了，人們記住了熱火朝天的工地，與建設中的“雄安速度”。
在城中奧威路上，佈滿了中國大唐、中國中鐵、國投集團等諸多“中字頭”“國字頭”企業。至於來自各地的名企、名校則更多，上海市政總院、天津城投集團、美的中央空調、深圳市工業設計行業協會等散落分佈於街上。雄安新區的負責人陳剛介紹，新區先後與騰訊、阿里巴巴、百度等19家企業簽訂戰略合作協議，100多家高端高新企業核准工商註冊登記，儲備了一大批戰略性新興產業項目。
這是雄安的魅力。從它成立那天起，就吸引著全國甚至全世界最優秀的企業。
可沒有人詢問，對於絕大多數活在當下的企業來說，千年大計之時，大多數企業或許都已經不存在了？投資回報率又有多長？
更不會有人問，一個千年大計的城市，建設過快是不是好事？
如果是僅僅比拼中國房地產與商業發展的建設速度的話，雄安的確是中國幾十年來房地產市場建設成果的一次巡禮。
一年多時間，資本割了幾茬韭菜；當地的工程隊來了又換，國字號經濟、數字經濟與房地產大佬們捧場的餘熱已經不夠溫熱了，這個完全依靠房地產開發與基礎設施投資建設起來的新雄安，迄今只遺憾沒有臨海，要不中國現有經濟的三駕馬車，投資、房地產與外貿，就齊了。
除此之外，雄安與雄縣之間，只有一個“安”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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