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基因董事长真的“反对打宫颈癌疫苗”吗?

华大基因董事长真的“反对打宫颈癌疫苗”吗?

上周,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反对打宫颈癌疫苗”的言论,在网络上引起众怒,许多医生在微博中反对他的观点,科普作家方舟子更是怒怼:要害死人。

宫颈癌是目前唯一一个病因明确的癌症,约99%的宫颈癌是HPV感染所致,在全世界对HPV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几乎已是公认情况下,这种“惊人”的言论的确让人匪夷所思。尽管他是围绕经济账在说,但一刀切的“反对”,难免对没有医学知识普通大众,带来安全性、有效性方面的极大误导。

在中国,一直就存在疫苗有害论、无用论的说法,鼓动父母们不给孩子注射疫苗,甚至说“所有疫苗都不能打”。在公众科学素养养不高、社会信任度缺失的大环境下,许多年轻父母真的因此而拒绝打疫苗,导致孩子暴露在无谓的风险中。

这样的言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毒药,这正是医生们集体怼对的主要原因。我也联系了魏丽惠教授和乔友林教授,了解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

魏丽惠教授是四价宫颈癌疫苗中国上市前临床注册试验总负责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科专家。

乔友林教授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研究所流行病研究室主任,也是四价宫颈癌疫苗中国上市前临床注册试验临床和实验室终点指标评估的主要研究者(PI)。

两位教授几乎同时在上周五半夜12点左右给我回复。魏教授刚飞抵北京,在回家的车上,她这段时间一直奔走于全国各地CDC(疾控中心)巡讲宫颈癌疫苗知识;乔教授则是刚飞抵鄂尔多斯,在前往杭锦旗的车上,他此行是督导该地区全妇女人群两癌综合防治的项目。

两位教授同时告诉我,刚看到网上的言论时,他们也很惊讶。从与汪建平时的交流来看,他并不反对打HPV疫苗,为什么面对媒体会有这样的惊人之言?后来,汪建方面的工作人员向他们解释说:

汪建的本意是“反对花高价去欧美、香港打疫苗”,无奈被媒体曲解误读为“反对打宫颈癌疫苗”。实际上,汪建是支持疫苗的,并希望可以实现国家计划免疫。只是国内需要更低价的国产疫苗,如果考虑经济成本因素,与去香港打4000多元的疫苗相比,定期筛查是性价比较高的方法。如果国产疫苗能够上市,如果能实现国家计划免疫或自费价格大众可及,那是非常有效的宫颈癌预防方法。

乔友林教授特别提到,汪建董事长前些日子与自己见面时,表示希望能合作,将HPV筛查和疫苗结合起来形成合力,逐步全面预防和消除中国妇女的宫颈癌。

听闻之后,我首先想到,会不会是专家之间碍于情面帮忙解围?经历了太多网上各种热点事件的“反转”、“洗地”,这一次难道也未能免俗?

于是,我将网上相关的三个版本视频再次翻出来仔细看。这是汪建在接受腾讯财经频道“财约你”栏目的采访,节目一共49分钟,其中涉及HPV疫苗的有3分41秒。

我前后连贯地还原了一下汪建说出“我反对”的语境,如下:

主持人:这让我想起,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防患于未然,因为国外都有宫颈癌的疫苗,但是我们内地的引入非常慢,造成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到美国或者中国香港去注射这个疫苗,这是跟我们内地的这个……

汪 建:(打断主持人的话)我反对。

主持人:你反对,为什么?

汪建:疫苗4000块钱,5年打一次,你做早期检测,50块钱,3年检测一次。

虽然他说的“疫苗5年打一次”是错误的,但从这段对话的确可以看出,无论是他打断前主持人表示“反对”,还是“4000块钱”的疫苗,都是指的去香港打疫苗这件事。

变形发生在随后的媒体传播中。“财约你”在微博传播中配发的文字,标题是这样的【宫颈癌疫苗该不该打?你需要先算下这笔经济账】

@第一财经日报在转发这一微博时,标题又变成了【宫颈癌疫苗该不该打?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坚决反对】

紧接着@财约你 又发了长微博,是这段视频的文字实录,标题为【预防宫颈癌用检测还是疫苗?汪建的真实观点在《财约你》访谈】,将打疫苗和检测对立起来。

在传播中的三次变形之后,再加上他“你钱多,没事干去打疫苗”、“普通老百姓去打疫苗,不如三年检测一次”的说法,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汪建作为基因公司的老板,一边“反对打宫颈癌疫苗”,一边力捧自己公司的HPV基因检测的“无底线”,因此引起众怒。

还原一个观点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形过程,很有意思。

网络时代,面对某种违背常识的言论,大家往往是以眼球为导向,缺乏耐心去探究背后的真相。我的这篇文章,也许也会被认为是“洗地”,所幸我和华大基因素无来往,因此也就胸怀坦荡,我只想表达两点想法。

第一,生命科学领域,公众人物在公众层面表达观点,需要十分谨慎而准确。

从汪建的视频来看,尽管他的本意被媒体曲解,他并不是“反对打宫颈癌疫苗”,而是反对普通人付出较大的经济代价去香港打疫苗。但由于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表述并不完整,他没有在疫苗框架内客观地讲述其他的“可及性”,而是话锋一转,直接表示“五年打一次疫苗不如三年做一次检测”。这种不严谨和绝对化的表达方式,遇上非专业性媒体,自然极容易在传播中出现片面和发生变形。

首先,“疫苗需要五年打一次”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根据目前HPV疫苗的产品说明书和宫颈癌预防指南中,都没有建议五年接种一次。而美国国家疾控中心(CDC)官网上也明确显示:【1】研究显示疫苗保护效果是持久的。【2】目前追踪研究时长为10年。【3】未有迹象显示疫苗保护效力会随着时间而减弱。

次,不建议普通家庭去香港打疫苗的观点,魏丽惠和乔友林教授都是赞成的。他们理由是:从宫颈癌预防效果的角度,目前国内已经上市的二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足够。

全球有三种HPV疫苗,是二价、四价和九价。其中,在中国大陆已上市的是二价和四价,打九价苗需要去香港或其他国家。排除中标后可能在终端加价的因素,二价和四价接种三针总费用分别为1740元和2394元,在各城市的社区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费接种。

二价、四价、九价的区别,在于预防HPV病毒亚型数量上。虽然HPV亚型有一百多种,但导致宫颈癌的高危型有十几种,主要集中在疫苗限制的这几种型。其中,二价是16、18型;四价是16、18、6、11型,后两者是导致尖锐湿疣的亚型;九价则是在这四种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5种亚型,能够预防9种亚型。

在全球范围内,约70%的宫颈癌由HPV16、18型两种引起。乔友林教授的团队,在2007年完成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16、18这两种类型引起的宫颈癌在我国的比例更是高达约84.5%。

防住了这几种亚型,就能预防大部分宫颈癌的发生,但是任何疫苗都不是百分之百,加之目前的HPV疫苗并未覆盖全部的高危型病毒。因此,魏、乔两位教授都特别强调,WHO明确规定,既使接种了疫苗,仍然要进行常规的宫颈癌筛查。

再次,打疫苗太贵,不如做检测?

疫苗,是上帝送给人类的礼物,帮助人类消灭了一个又一个烈性传染病。疫苗在很多国家被称为是PopulationHealth(人口健康)的重要一环,它不仅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乎全人类。

疫苗接种,作为一级预防手段,是消灭疾病公认最有效、性价比非常高的方法。与新药相比,疫苗迟到带来的损失更加严重,因为它不是对已患病的人进行治疗,而是让健康人群不患病。

乔友林教授常常用我国乙肝疫苗全国计划免疫(免费接种)迟到20年的“惨痛教训”,来警醒宫颈癌疫苗不应该重蹈覆辙。

乔友林教授表示:

从成本效益讲,没有性行为的年轻女孩打疫苗是毫无争议的。在考虑经济成本的前提下,如果只有一份钱,当然是给没有性行为的年青女孩打疫苗;如果有两份钱,可以给成年女性接种;如果有更充裕的钱,则可以给男性接种。

魏丽惠教授说:

对于疫苗是否可以用,首先是看有效性和安全性。十年来全球应用HPV疫苗已看到对于预防宫颈癌安全有效,所以被WHO认可,并建议有条件的国家应该引入应用。

价格的问题,随着应用广泛,是会逐渐降价的。上个世纪青霉素刚发现有抗菌作用时,价格比黄金还贵,乙肝疫苗也经过了这样的阶段。所以在引入宫颈癌疫苗时,必须研发中国自己制备的疫苗,才有望在中国实施国家免疫接种计划。

如果说可以接种疫苗的人数只是少数,并没有必要为少数可能患宫颈癌的人去推广接种的话,同样道理,那么是否开展宫颈癌筛查也是仅对少数的宫颈癌患者有意义?

全球百年抗宫颈癌的历史已表明,开展了宫颈癌筛查,已把这种人类完全可以预防的对女性健康威胁最严重的宫颈癌发病率降低;如果加上HPV疫苗的应用,真有望在更年轻的一代未来,大大减少宫颈癌的发生。

综上所述,无论是公共卫生层面,还是个体层面,要降低宫颈癌的患病几率,

疫苗和筛查作为疾病的一级和二级预防,都不应该是单选题,而是同等重要的多选题。

四价和二价的HPV疫苗在国外已分别于2006、2007年上市,国外已对所有与HPV病毒感染的疾病都开始关注了,包括外阴、阴道、肛周、口腔都有HPV病毒相关的疾病。疫苗使用后,他们已经看到了三个结果,一是高危型HPV感染下降,二是宫颈上皮高度瘤样病变下降,三是尖锐湿疣下降。其中,对湿疣的预防是四价疫苗完成。这些观察结果,2010年以后陆续都有文章发表。

尽管HPV疫苗在中国上市还是迟到了11年,但毕竟已经上市,2017年已开始接种。疫苗(一级预防)和筛查(二级预防),再加上对癌前病变和宫颈癌的治疗(三级预防),构成宫颈癌综合防治体系,疫苗是重要的一部分。

而对这个新事物,公众还有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而且疫苗的效果往往是滞后的,需要20年才能看出成效,这就更加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去呵护和增加社会的耐心和信心。

第二,作为公共媒体,准确传播一个观点是极为复杂而慎重的。

在手机阅读时代,人们对信息的接收处理越来越缺乏耐心,常常看到一个标题、一句话,就先入为主,导致对内容的理解出现偏差。

做过传统媒体编辑的人都知道,做标题,首先要求是准确,其实才是生动、吸引人。而如今网络上、微博上“标题党”盛行,吸引眼球成为第一需求,至于观点是否被准确传递则显得不那么重要。

作为媒体,如何减少传播过程中信息的丢失、歪曲,是一种责任。尤其是生命健康领域,资讯传递的科学性、准确性,更加需要严谨和谨慎,才能使信息对社会不造成伤害,这也是对能力和责任的更高要求。

生命无小事——在此与同行共勉。

(此文为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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