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杭州餘杭參加2017中國服裝高峰論壇，明天要講一場。今天上午參觀藝尚小鎮，下午聽會，頗有感觸，別的國家都在進步發展，有的地區則是經濟上沉迷於壟斷寄生收益，政治上沉湎於內鬥。發出這篇文章，抒發感慨。
本文原本是給《中國金融》雜誌刊發，但刪節太多了，今天放在華盛頓郵報中文網全文發出，鏈接：
http://www.washingtonpost.cn/?c=content&a=show&id=3376；
這裡發出原稿全文。
2017.9.28
國際貿易史上的中東壟斷與反壟斷
也許是因為地理環境和資源稟賦，也許是因為人文社會特徵，在國際貿易史上，中東這片土地上誕生的商戶、政府格外追求壟斷性暴利，也格外擅長製造、維護壟斷，擅長索取壟斷性暴利。縱覽千年國際貿易史，中東先後三次佔據國際貿易壟斷地位，前兩次均被徹底打破，當前我們或許正在見證其第三次壟斷被打破的進程。
一、兩漢時期中東的國際貿易壟斷及其崩潰
第一次壟斷是西元前後時代波斯/安息、也門對東西方貿易的壟斷，特別是也門對紅海—印度洋水路貿易的壟斷，時當中國兩漢時期。當時，中國/印度與歐洲之間的貿易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取道“肥沃新月地帶”的陸路，以波斯/安息為中介；一條是通過印度洋前往印度的水路，以今日之也門為樞紐中轉。特別是扼控紅海—印度洋峽口、與東非隔海相望的也門，印度洋季風每年2月至8月間為從非洲吹向印度及遠東的西風，隨後轉為東風，藉助地理區位和定期轉向季風雙重便利，也門成為匯聚本地、東非、印度、中國物產然後轉運西方的重要樞紐，“從波斯灣來的珍珠，從印度來的香料、布匹和刀劍，從中國來的絲綢，從埃塞俄比亞來的奴隸、猿猴、象牙、黃金、鴕鳥毛，都是從這裡轉運到西方的市場上去的”，[①]其國際貿易重要性恐怕還超過了波斯/安息。羅馬帝國著名學者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公元23—79年）聲稱羅馬帝國每年外流中國、印度、阿拉伯的黃金至少有1億塞斯脫契（sesterce），其中流入印度者2500萬，佔1/4；流入中國和阿拉伯者則佔3/4。[②]考慮到海路貿易較少受波斯/安息頻繁爆發的戰爭影響，羅馬對華貿易多數通過海路，對印度貿易也有一部分是通過海路而不是毗鄰印度的波斯陸路，當時也門在東西方貿易中的地位應該是顯著超過波斯/安息。
中東地圖：五海三洲交匯之處
隨著東方紡織品、香水、香料等貨物在歐洲、埃及市場上日益成為眾人追逐的流行時尚，憑藉壟斷當時東西方貿易商道的地位，安息和也門都走上了“兩頭吃”攫取壟斷暴利的道路，一方面對本地土產（特別是也門盛產的乳香和沒藥）提高售價，另一方面對中國、印度等外國貨物提高過境稅，結果，無論是中國貨物在羅馬市場銷售，還是西方貨物在中國市場銷售，價格都遠遠高於原產地。東漢時期中國縑價為每匹（重25兩）400—600多錢，在羅馬市場則與黃金同價，即25兩；西方出產的玻璃、珠寶等貨物在中國市場銷售，范曄《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大秦》稱“利有十倍”，《晉書》稱利潤百倍，普林尼也稱利潤十倍到百倍。[③]
依靠商業壟斷暴利，也門積累的財富一度名震當世，北方的皮特拉、巴爾米拉等城市先後成為這個商業體系的合夥者和鏈條中的環節，得以分享隨之而來的繁榮，漢朝和羅馬兩大帝國則雙雙承受了黃金外流的壓力。西漢黃金使用記載甚多而東漢記載甚少，對這個宋太宗就注意到的“西漢黃金消失之謎”，今世學者多歸因於黃金外流，特別是貿易入超所致。普林尼則將本國經濟危機歸咎於對華貿易，認為危機根源在於羅馬進口中國絲綢等製成品逆差過大，黃金持續外流。按他聲稱的羅馬帝國每年外流黃金至少1億塞斯脫契（sesterce）、亦即約7366.5公斤數字，考慮到當時羅馬帝國黃金儲備約17.91萬公斤，[④]若無補充，羅馬黃金儲備只需24年就能被對外貿易耗盡。
為了保持自己在東西方國際貿易商道上的壟斷地位及其暴利，從欺騙矇蔽到動用強力遮斷商道，無論是安息還是也門，都無所不用其極。在也門等南方阿拉伯商人嘴裡，印度出產的桂皮、胡椒等等貨物被說成與乳香、沒藥一樣的南阿拉伯半島土產，希臘人、埃及人、羅馬人只能向他們購買，以至於“西方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在其《歷史》一書中也稱阿拉比亞（阿拉伯半島）是“乳香、沒藥、肉桂、桂皮等唯一的產地”；在安息，當地政府和商人用謊言打消了班超使者甘英橫渡波斯灣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的念頭，從波斯灣岸邊折返中國，導致中國與歐洲帝國官方直接接觸推遲很久，而且不是由中方主動實現的；……種種花招，最終使萬里之外的中國也看穿了安息之輩的用心，范曄《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大秦》直書安息阻撓大秦（羅馬帝國）對華交往：“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
儘管如此，壟斷暴利本身就會製造打破壟斷的動機；壟斷利潤越高，其他勢力打破壟斷、分享甚至奪取這份收益的動機就越是強烈，也越能為此凝聚人心、制定決策、投入行動。在公元前後時代，要打破東西方貿易間的壟斷，從也門扼控的紅海—印度洋水路下手，比安息控制的陸路更可取，一方面是因為水運運量遠遠大於陸運，而運費遠遠低於陸運；另一方面是因為亞歐大陸商道兩端的大國，無論是東端的中國，還是西端的羅馬帝國，要想在中東直至中亞的廣大地區建立長期穩定統治，都鞭長莫及。
首先動手敲打也門壟斷的是托勒密王朝治下的埃及。埃及在托勒密王朝統治下恢復地中海世界強國地位之後，就開始與也門爭奪海上霸權。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5年—公元前246年）修復了大約1700年前法老時代開通的尼羅河-紅海運河，托勒密王朝商船進入紅海，也門的商業壟斷地位便開始動搖。
公元前一世紀，羅馬帝國征服埃及，立國於今日也門的希木葉爾王國由此面臨一個更加強大、意志堅定的對手。即使是為了已經落入自己統治的埃及行省商業利益，羅馬帝國也需要延續托勒密王朝的對外貿易戰略，與也門競爭紅海—印度洋商路霸權；更何況當時羅馬居民怨聲載道，抱怨東方商人向他們抬高物價，羅馬只能用現金從東方購買，打破也門商業壟斷因此在羅馬獲得了“政治正確”般的地位。同時，阿比西尼亞（今埃塞俄比亞）也不滿也門這個西鄰分給他們的利益太少，殷勤地向羅馬要求聯盟。在這種情況下，羅馬帝國全力以赴，也門壟斷地位喪失也就只是時間問題了，即使羅馬帝國一時遭遇挫折，也無法挽回也門及其夥伴的最終命運：
公元前24年，凱撒執政期間，羅馬大將阿利烏斯·迦拉斯率軍自埃及出發．沿紅海東岸深入阿拉伯半島，目標是奪取也門獨佔的商道與財富積累，但受困於茫茫荒漠嚴酷的自然環境，大軍跋涉數月，未見敵人便折損十分之一人馬，不得不撤回埃及。
公元1世紀羅馬皇帝克勞迪烏斯在位期間，一艘羅馬商船偶然被海風從曼德海峽吹到錫蘭（斯里蘭卡），在那裡遇到許多中國船隻，發現南方阿拉伯人經銷的許多貨物來自印度洋水域。不久，來自埃及的希臘/羅馬水手希帕拉斯得知印度洋季風的變化規律，受命探索危險重重、季風定期改向的海道秘密，最終滿載西方人急需和珍視的貨物返回亞歷山大港，西方人由此知道了桂皮、胡椒等等不是阿拉伯半島土產，而是印度物產。希帕拉斯被現代歷史學家稱作“托勒密王朝的哥倫布”，堪稱實至名歸。
憑藉羅馬帝國的強大國力，從歐洲和埃及直達印度的水路商道一旦被發現，就得到了充分利用，羅馬商船鱗次櫛比進入印度洋，徹底粉碎了也門及其合作伙伴的壟斷，給他們建立在壟斷基礎之上的商業繁榮敲響了喪鐘。隨著經濟衰退加深擴大，政治崩潰繼之而來，面對羅馬帝國兵鋒，皮特拉、巴爾米拉、美索不達米亞，……接二連三倒下。
二、奧斯曼帝國的貿易壟斷及其崩潰
第二次壟斷來自埃及馬木留克王朝和奧斯曼帝國相繼崛起後對東西方水陸商道的全面壟斷，其壟斷程度遠遠超過第一次。在第一次壟斷時期，安息/波斯與也門分別壟斷陸路和水路商道，而且武力強盛的安息控制的是容易繞過的陸路，更重要的水路落在武力虛弱的也門手裡，西方政府與商人相對容易直接打破也門壟斷，從而架空安息壟斷；但在第二次壟斷時期，中東方向上的壟斷者馬木留克王朝和奧斯曼帝國都長期對歐洲佔有軍事優勢，奧斯曼帝國武功尤甚，且一度壟斷了東西方貿易全部傳統水陸商道。
奧斯曼軍隊進佔君士坦丁堡
與中國王朝相比，奧斯曼帝國統治的國土面積不算廣大，人口更少，即使是鼎盛時期的奧斯曼帝國，其領土面積也遠遠不如中國歷史上南北統一中原王朝中疆域最小的北宋。大致而言，鼎盛時期的奧斯曼帝國由三大區域組成：囊括希臘、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歐洲東南部巴爾幹地區領土面積約88萬平方公里，安納托利亞領土面積約76萬平方公里，包括敘利亞、伊拉克、埃及、馬格里布和阿拉伯半島沿海地區在內的阿拉伯領地領土面積約75萬平方公里，合計239萬平方公里。[⑤]相比之下，北宋領土面積約280萬平方公里，鼎盛時期的奧斯曼帝國國土也只相當於北宋領土面積的85%。即使是偏安江南的南宋，其領土面積也有190萬平方公里，相當於奧斯曼帝國鼎盛時期領土面積的79%，大大超過奧斯曼帝國鼎盛時期巴爾幹、安納托利亞、阿拉伯三大領地中任意兩大領地面積之和。
論統治人口，奧斯曼帝國更不能與中原王朝相提並論。蘇萊曼一世當政期間（1520—1566年）奧斯曼帝國堪稱鼎盛，其時人口約1200萬；16世紀末增長至2200萬；1800年前後約為2500萬；[⑥]相比之下，中國兩漢時期人口就已經五六千萬，北宋人口過億，與奧斯曼帝國上升時期大體相當的明朝人口已達1.5億。
但奧斯曼帝國擁有無可比擬的地利，即使是現在的土耳其也被稱作“橋樑國家”，當年橫跨亞歐非三大洲的奧斯曼帝國鼎盛時期更是統治了三大洲整個交界地帶，掌控東西方貿易商道傳統十字路口。當其極盛之時，中國、印度、波斯與基督教歐洲之間的陸路貿易，整個紅海、黑海和地中海東部的海上貿易，全部處於奧斯曼帝國控制之下；無論是取道漢朝以來已有近兩千年曆史的中亞—波斯—伊拉克商道，還是取道里海北岸，中歐貿易都躲不過奧斯曼帝國的影響。伊斯蘭勢力興起並相繼征服敘利亞、伊拉克、波斯、埃及之後，中歐貿易就被掌握在穆斯林手裡，以至於馬木留克王朝崛起並統治埃及、敘利亞之後，亞歷山大、阿勒頗與大馬士革被稱為當時的“鐵幕”；奧斯曼帝國崛起，更使“鐵幕”有進一步成為“鐵牆”之勢，伊斯坦布爾、希爾薩、杜布羅夫尼克（今克羅地亞共和國）、阿勒頗和亞歷山大港構成了奧斯曼帝國貿易網絡的樞紐。
憑藉這一得天獨厚的地利，奧斯曼帝國長期充當歐洲貿易中間商，依靠轉售東亞、南亞的絲綢和香料坐享壟斷暴利。由於當時威尼斯和熱那亞壟斷了歐洲方面的貿易，作為壟斷者，他們也沒有太強的內在動機打破奧斯曼、馬木留克方面的壟斷，而是更傾向於與奧斯曼、馬木留克方面分享寡頭壟斷格局下的利潤。然而，局外人的探索開拓最終打破了“奧斯曼/馬木留克—威尼斯/熱那亞”寡頭壟斷格局：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僅僅30多年後，1487—1488年，葡萄牙人巴託羅繆·迪亞士就遠航抵達非洲南端好望角，歐洲人探尋新航路的努力邁出了一大步。
1497年7月8日，葡萄牙貴族瓦斯哥·達·伽馬奉葡王之命從里斯本出發，繞過好望角，橫渡印度洋，於1498年5月20日到達印度西海岸卡里庫特，次年滿載香料、絲綢、寶石和象牙等貨物返抵里斯本，開闢亞歐新航路大功告成。
1517年（明武宗正德十二年），奧斯曼軍隊攻佔開羅，征服埃及，已有上千年曆史的傳統中西水陸商道全部落入奧斯曼帝國一家手中。同年，葡王曼努埃爾一世派遣的使臣託梅·佩雷斯（Tome Pires）抵達廣州，中歐之間拋開中東中介，建立官方直接聯繫。隨後，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馬六甲—澳門中歐貿易航道開闢，中國、印度與歐洲之間的直接貿易由此全面開通，奧斯曼帝國的貿易壟斷地位達到頂峰之日，也就是其根基開始加速風化剝落之時：
1565年，聖巴勃羅號帆船從菲律賓返航美洲，墨西哥與菲律賓之間的往返航線從此開通。
1574年（萬曆二年），兩艘馬尼拉大商帆滿載中國絲綢、棉布、瓷器等貨物駛向墨西哥阿卡普爾科，著名的馬尼拉大商帆貿易正式投入運營。[⑦]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貿易線活躍於1574年至1815年，歷時240年之久。
……
正值西方世界科技、社會組織不斷進步，效率持續提高之際，奧斯曼帝國統治集團繼續沉溺於壟斷利潤、軍事掠奪、竭澤而漁的橫徵暴斂，對經濟活動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其社會文化缺陷又導致該國喪失自我改革實現趕超的能力，與波斯人之間連綿不斷的戰爭進一步窒息了取道該國大片地區的生產和跨國商品流動；結果，正是在奧斯曼帝國把持全部傳統中西水陸商道的16世紀，繞過非洲的海路運輸線、馬尼拉大商帆貿易突飛猛進，奧斯曼帝國控制的傳統絲綢之路商道日趨沒落，其利潤日益萎縮。到17世紀中葉，英國東印度公司已經能夠將印度貨物經好望角運到倫敦，然後再出口到奧斯曼帝國各大城市；即使如此，商品最終售價也低於奧斯曼帝國商人設法直接從印度運來的商品，伊斯蘭世界在國際商業版圖上的地位也就不可遏制地沒落了。
17世紀，一位奧斯曼學者這樣描寫：“現在歐洲人已經學會認識整個世界；他們的船隻派往世界各地，並奪取了重要港口。在過去，印度、信德和中國的貨物照例都是首先來到蘇伊士，然後經穆斯林的手分發到世界各地。但是，如今這些貨物都已改由葡萄牙、荷蘭和英國等國船隻載運前往法蘭西斯坦，再由那裡分運到世界各地。凡是他們自己不需要的東西，便運來伊斯坦布爾和其它伊斯蘭的地方，並以五倍的高價出售，從而大發其財。伊斯蘭各地因此越來越感到金銀的缺乏。奧斯曼帝國必須設法取得也門沿海各地，以及通過那些地方的貿易，否則，在不久的將來，歐洲人便將控制伊斯蘭各地。”[⑧]既然連這位學者這樣的奧斯曼帝國精英都只能看到歐洲崛起，卻意識不到歐洲崛起、奧斯曼衰落的基礎在於其社會內部效率差距，只是企圖控制也門以加強對傳統商路的壟斷，奧斯曼帝國推行改革、進而扭轉頹勢的希望也就不存在了。儘管基督教歐洲商人經營的海上貿易此時並未完全取代途經奧斯曼帝國的陸路貿易，絲綢，後來的咖啡和藥材，再往後的棉花、印花布或本色布，仍由近東運往歐洲，但奧斯曼帝國商路沒落大勢已成。
三、中東第三次國際貿易壟斷將被如何打破？
地理大發現消除了中東的國際貿易商路壟斷地位，蘇伊士運河開通則將中東從被國際貿易主流遺忘的角落再次拖回焦點要道，石油業興起進一步鞏固了中東第三次獲得的國際商路壟斷地位。但這種壟斷地位會不會被打破？答案是肯定的。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該區域在全球經濟版圖上的份額長期內將趨向萎縮。現代中東經濟，興於石油，也將敗於石油，作為最典型“資源詛咒”案例而載入世界經濟史冊。儘管迪拜等海灣酋長國被世人視為“黃金國”，但他們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分量不算大。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2016年，中國實際GDP佔全球17.8%，中東北非佔6.7%；中國貨物服務出口佔全球10.7%，中東北非佔5.0%。[⑨]考慮到中國貨物出口絕大多數為製成品，製成品出口中又以機電產品為主，中東北非出口則主要為石油天然氣等礦產和其它初級產品，雙方出口商品結構、產業結構的差距更大。在《資源詛咒與資源民粹主義之誤》（刊發於《學術前沿》2015年9月（下）號）一文中，我考察了1970年代下半葉至2014年初級產品出口國經濟增長實績，發現無論是在牛市還是熊市，燃料出口國整體經濟增長實績和宏觀經濟穩定性均顯著劣於製成品出口國。在未來較長時期內，中東地區的經濟表現也不容樂觀。
在此基礎上，該地區糟糕的社會治理，對運河等貿易通道苛索無度的收費，連綿不斷的戰爭和社會動亂，都正在驅趕經濟活動和跨國商品流動另尋他路，正如當年奧斯曼帝國的橫徵暴斂、壟斷利潤、長期戰爭驅使貿易線路轉移一樣。
安息-也門對亞歐商道的壟斷被埃及-羅馬打破，奧斯曼帝國對亞歐商道的壟斷被地理大發現打破，當代中東對蘇伊士航道-石油的壟斷最終將被什麼徹底打破？新能源？新巴拿馬運河/尼加拉瓜運河？北極航道？……而我們的“一帶一路”又將在其中發揮什麼作用？讓我們拭目以待。
（2017.8.8，僅代表個人意見）
[①] 王鐵錚、林松業：《中東國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第19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
[②]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107—10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③]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107—10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④] 引自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羅馬黃金儲備數據見第107—108頁，塞斯脫契折算見第11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⑤] 哈安全：《土耳其通史》，第54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年。
[⑥] 哈安全：《土耳其通史》，第54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年。
[⑦] 馬尼拉大商帆又有“中國之船”之稱，因為它裝載的貨物主要是中國貨，船員中有許多中國水手，而且建造者也主要是旅居菲律賓的中國技術人員和工人。
[⑧] 路易斯：《現代土耳其的興起》，第34頁，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轉引自哈安全：《土耳其通史》，第121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年。
[⑨]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7年4月號）》，第177頁。
閱讀更多 梅新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