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的知性力，一個民族的審美標尺，審美意識及其審美力度，則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這個民族的走向。
而一個民族的民族性格，也在這當中呈現了出來。當然，我們的社會審美是在不斷的形成、穩定中，又不斷地追求超越與突破。
事實告訴我們，人類的發展史，也就只是在這種思維意識形態上的超越與突破上，才有著了發展與跨越的可能性。
從李宗吾的論述中來看，他在學術層面上，也是有著，或者說是接近於這種超越與突破性的呈現力度。
“皇帝”蹂躪“民意”，“聖人”蹂躪“思想”。中間有點區別的是，皇帝的專橫，是皇帝自己做出來的，應由皇帝自己負責。
聖人的專橫，是後人借孔子招牌做出來的，孔子不能自負其責。
是的，不論是所謂的愚民與教化，或者說是普世，其實我們羊性民族性格的形成，都不是孔子一個人做出來的，沒有我們民族性格上的應和，孔子怎麼能做得出這麼大的事情來？
而我們長期以來的民族性文化意識形態裡，確實也常常是“皇帝”蹂躪“民意”，“聖人”蹂躪“思想”。
這樣一來，似乎我們也有著大一統的優良傳統，我們歷來都不僅僅是想在地盤上實現大一統，在思想上也總是想著大一統的事情。久而久之，我們百家爭鳴的思想意識形態給扼殺了，連形式上的東西也差不多給喪失了。
而李宗吾在近現代社會中，藉助其厚黑學的力道，為思想上的“自由獨立”講了幾話合乎社會客觀規律性的話，在學術性的語境中，發出了點更為人道，更為人性化的聲音，雖然受到了不少的指責，但終究是為“萬馬其喑究可哀”局面，撕破了一道口子，讓一些人看到了些曙光，這也是不小的貢獻了。
所以，不論是孔子的偉大還是可惡，但是，孔子作為中國學術界的一座標識，其本身是客觀存在著的。
而正如姜戎所說，在我們這樣一個農耕民族中，羊性的民族性格，其慾望與自我否定，及其互動性，在愚民政策中自欺欺人地做著反人性舉動的同時，已經一次又一次地給這個民族醞釀著民族性的重大災難。
而在這樣的思維之繭的作用下，最為可悲的是，還要用這樣的羊性審美視野來開化後人，結果，又讓上一代，或幾代人的這種悲哀在後人的身上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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