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7-20 03:42:14 交易門

红庙子往事

马赛客专栏

红庙子是成都一条不到200米的小街。1992-1993年，这里曾因股票自发交易引得万人空巷。外地大户携巨资潜入，本地“串串”和散户手里捏着现金和股票招摇过市。人们怀着本能的欲望，摩肩接踵地在这里追逐暴富梦想。

二十多年过去，这条街上除了一家孤零零的证券营业部，已经难觅当年疯狂的踪迹。

交易门历时一年，广泛采访1992-1993年红庙子自发市场多个维度的参与者，梳理红庙子市场形成的宏观背景和微观细节，鲜活描画时不我待的改革开放大潮中，证券市场早期缔造者的身影。

红庙子是中国股份制改造背景下四川证券文化的集体启蒙，是1990年代初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资本市场日益规范的今天，这段历史像一面镜子，映照我们来时的路。

对股份制改造背景下方方面面的参与者来说，这轮股票热潮绝对是一场及时雨。政府、企业、证券机构、持有股票的企业职工和社会公众，都亟需股票的流通市场活跃起来。没有流动性，股票的价值会大打折扣。在那些本来就对股票缺乏了解的人看来，卖不出钱，股票就成了一张废纸，成了“死票”。

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把农业搞上去，同时在国家统一指导下逐步释放企业自主经营权。建国初期，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就多次提到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后来搞“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事情就耽误了。

重新搞活经济，资金短缺一直是个难题。1980年代很多企业开始推进技术改革，技术、设备，都是要有钱才能办好的事情。但当时解决资金问题的渠道非常单一，财政拨款、银行贷款。

财政拨款被称为“大锅饭”，落后地区和中小企业，争取资金的时候永远排在队伍的后面。银行“统存统贷”也不可能一碗水端平。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企业争取不到资金，技术改造升级跟不上，设备跟不上，竞争力就会下滑，以前的贷款就还不上。三角债、多角债，国营企业间甚至出现“以物易物”的怪相。在四川，中小企业资金短缺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问题都非常明显。

1992年初四川省经贸委曾经有一份统计，1004户国有工业企业，562户在亏钱，其中大中型企业占亏损企业的28.3%，小型企业占71.7%。停产的21户全属国有小型企业，半停产的41户中小型企业占78%。这一年的4月1日，四川省政府作出决定，省内所有经营性亏损100万元以上的企业，其领导干部在企业亏损期间全部冻结，决不允许异地调动、异地任职。

为了满足企业资金需求，银行不断输出，货币发行量也紧跟节奏。1982年到1988年，银行贷款平均以高于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7%的速度增长，货币发行以高于经济增长10%的速度蹿升。

“主流解读，很多国有企业搞不下去了，是缺资金。国家有困难，给不了钱，所以企业没法买新设备，引进新技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晓维回忆说，“如果这个企业有足够的资金，就能够起死回生。”

财政拨款、银行贷款已经跟不上企业发展热潮的时候，解决资金困难的另一个维度，就是发行债券，股票等，把老百姓手中的闲钱吸纳过来。

时间推移，人们慢慢认识到，国企的问题，不光是缺钱。有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上市后很快就重回业绩烂糟糟的状态。所以有人抱怨，中国的国有企业，先把财政的钱花完，再把银行的钱花完，最后再把股民的钱花完。当然，这是后话。

国内理论界，有“历股份”之称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在1980年四五月份就提出了股份制，他当时作为北京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参加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组织召开的劳动就业座谈会。几个月后，于光远、童大林、冯兰瑞、蒋一苇、董辅礽等学者也表示同意厉以宁的观点。那时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返回城市，就业压力非常大，还出现过待业青年包围火车站、市政府的群体事件。同样的时间段，成都市的返城青年自谋生路，涌现出最早一批靠卖“鬼饮食”致富的万元户。

在农村，股份制的尝试已经悄然掀起。成都市的县区至少在1980年就已经出现股份制这种企业组织形式。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关于股份制的讨论日渐多元。这一年有世界银行的中国经济考察团向中国政府提出股份制改革的思路，第二年有德国“五贤人委员会”向中国政府提议搞股份制。

1985年5月，成都市第三产业开发公司率先向社会发行1000万元的股票。8月，广汉涤纶厂发行三年期企业债券1000万元。就这样，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短期融资券、企业内部债等，多种形态共同发展。股份制改造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诞生。

两年后，政府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例如发展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务市场，发行债券、股票，都是伴随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出现的，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而社会分配方式，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同时，可以有一些补充，比如购买债券的利息，股份制企业中股东的分红、企业经营者的“风险补偿”、私营企业主的“非劳动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应当允许”。早期股份制改造的尝试得到认可。

1980年代，四川省诞生了公益股份、川长征、重庆中药、峨眉集团、成百集团、乐山电力、川金路、天歌等36家公众股票。仅仅是川盐化诞生的1988年，四川省内共有16家股份公司完成股票发行。当时川渝没分家，所以这个数据包括现在的重庆市。

短短三十多年的新中国证券史，一直在争论到底第一只股票到底什么时候诞生。广为人知是上海的飞乐音响。因为1986年11月14日，小平同志送了一张飞乐音响股票给来访的时任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凡尔霖。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是1984年11月18日成立的。

而北京市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7月20日就已经发起设立，发行股票300万元。所以他们会说自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正式注册的股份制企业。

去年秋天，在成都市档案馆，姬勇从电脑上翻出一张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的股票。这家公司成立于1980年，成都人更熟悉的名字是后来的成都蜀都大厦股份有限公司。数次更名后，这只股票现在叫哈工智能（000584），目前停牌状态。哈工智能介绍公司前身时称，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投资公司是新中国最早设立的规范的股份制企业，发行了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张股票。

回头去看，这只是一串串安静的数字。但在1980年代，不管是企业的经营者还是政府决策层，推行股份制改造都很考勇气。

股份制最初产生的背景不再赘述。这种形式在集中资金和风险共担等方面优势突出。马克思曾说，假如必须等到单个资本增长到足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而有了股份公司，这件事情转瞬之间就完成了。

问题在于股份制这种形式，似乎生下来就戴着顶“资本主义”的帽子。“资本”、“市场”在1980年代还是敏感词。而马克思把股票持有者称为货币资本家，董事、监事和经理，是职业资本家。他们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不劳而获，靠剪息票取得剥削收入，过着腐朽没落的寄生生活，其剥削性和寄生性是十分明显的。”马克思说。什么董事、监事，在马克思看来都是在掠夺股东，他们要的只是发财致富。

我们搞活国营企业迫切需要资金，但并不希望“资本”介入。我们的经济发展、技术改造需要人才，需要劳动力，但是我们不需要劳动力“市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不能成为劳动力市场可买卖的商品。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从思想和理论上突破挂在墙上的马克思，得绕很多弯路，曲线前进。已退休的四川省社科学院教授陈永忠曾经非常诚实地总结1980年代股份制改造的困难。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股份制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给予很高评价，但没有提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要运用和发展股份制这种经济形式。所以我们长期忽视了对股份制的研究和运用。”

四川省内，最早公开谈论股份公司的学者正是来自四川省社科院。1980年9月25日，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经室的研究人员孙广林在《工人日报》发表了《怎样看待股份公司的性质》，认为股份公司“是一种公有制性质的企业，它是社会主义企业一种可行的模式”，主张在国有企业中进行股份制试点。“这是我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推行股份制的文章。”在《中国股份制改革研究》一书中，编者写道。这本书首印了2000册。

在四川省诞生16家股份公司的1988年，四川省社科院邀请《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媒体，发起并主办了第一次“中国股份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研讨会”。陈永忠介绍说，1980年代，理论研究的环境是非常开放的，但1989年出现挫折，很多问题被搁置下来。上交所、深交所刚成立一年，苏联解体，防止“和平演变”登上报纸头版。

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依然在厘清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可以看出，几经折腾，很多人已经在自己的思想外竖起藩篱。再去看很多在当时很有勇气的激辩，即便是站在支持股份制改造的一边，依然是戴着镣铐跳舞，有非常明显的时代印记。或许这个板子不该打在个人身上，该打在时代身上。恰恰是因为他们一点点拆解藩篱，才有后来的大展拳脚。

股份制经济发展，股票发出来，需要一个完善的流通市场。但是股市一直被诟病的，就是它不可救药的投机氛围。

大家都知道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事件，18世纪的南海泡沫。一切饕餮盛宴，终究一地鸡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股票交易的投机性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和尔虞我诈联系在一起，大鱼吃小鱼、狼吃羊的现象表现得很充分。”在1986年12月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股份经济问答》中，郭振英写道，“资本主义股票市场不管有多么严格的规章和健全的管理制度，它的本性决定了不可能消灭股票投机和对财富的掠夺，而只能使这种投机和掠夺日益扩大。”

1860年代上海就有外商在中国买卖外资企业的股票。1891年“上海股份公所”成立，中国通商、浙江兴业银行、大生纱厂、中兴煤矿等股票开始在市场上流通。1914年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成立，同年北洋政府颁布证券交易法。到解放前夕有上海证券交易所、天津有价证券交易所。

新中国建国初期财政紧张，约有半数的财政支出靠增发货币。政府发公债、跟苏联老大哥借外债，也曾尝试利用证券市场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稳定市场。1949年6月和1950年天津和北京相继恢复证券交易所业务，一时间交易非常活跃，也吸引了过10亿的社会资金。随着政府发行公债、收紧贷款、加强资金管理和对投机的打击，市场交易很快陷入停滞。那时候交易标的本身就少。1952年2月和7月，北京、天津相继关闭交易所。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原本持有私营企业股份的股东，国家统一发放5%的固定利息。当时私股股额24亿元，股东114万人。1966年9月，固定利息发放因文化大革命中断。

不单关掉股市掐灭股份经济，中苏交恶后，内债外债都停掉了。当时的主流思想认为欠债很没面子，不欠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之一，索性外债内债都不欠。

1981年国库券恢复发行，为金融市场重新打开局面，国债、企业债、股票，慢慢铺开。但即便是1980年代，人们对旧中国证券交易所的描述仍然充满批判色彩。郭振英说解放前的证券交易所“完全为资本家服务，唯利是图是其根本宗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米的场所，加速中小资本家的破产，使资本集中于少数人手里……放任自流，买空卖空，期货交易，使投机倒把成为普遍的现象。”

1950年代到1980年代，投机倒把都是批判对象。词典里面解释说，“投机”是指利用机会谋取私利。不要小看这一字之“私”，在社会主义中国，即便是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它给人的压力不啻千钧重负。因为它定义了投机的负面属性。在197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投机倒把轻则罚款、拘役，重则可达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前面提到李志新倒腾服装生意的时候非常谨慎，每次买金兔羊毛衫都不超过20件。

刑法学界泰斗高铭暄教授称投机倒把罪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对市场经济来说名不正，言不顺。因为证券市场的低买高卖，以及一些中介服务等，都以低买高卖谋利。

投机倒把罪和流氓罪、玩忽职守罪并称三大口袋罪。这项罪名直到2008年1月，国务院清理《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才真正消失。

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面对股票市场的投机？社会主义如果要推进股份制，建立股票市场，会出现投机吗？

郭振英在1986年的回答是，不能否认这种投机的存在。而且即便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投机”的危害也不会减轻：相互串通勾结，大量买空、卖空，同样容易造成市场的剧烈波动，甚至对局部地区造成正常经济生活的紊乱。只是说投机本身会促进优胜劣汰，因为参与者预期不一样，所以资金流向其实是多层次的，反倒会促进市场活跃。监管应该做的是加强管理，打击利用市场不正常波动牟取暴利的破坏性投机。

最后作者补了一句：“我们应该看到，今天投资者的心理素质远远好于资本主义社会和旧中国时人们的心理素质，这也是保证发行股票的一个重要条件。”

而经过条分缕析的研究，陈永忠教授在1991年2月出版的个人著作《中国社会主义股份制研究》中得出了否定的结论。他认为社会主义股票市场由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受社会主义法律约束，是服务性、不允许股票投机的社会主义市场。

“社会主义股票市场上没有股票投机活动存在的基础，因为在股票市场上从事股票发行和交易的主体是公有制企业，也有少数持有股票的劳动者转让自己的股票，而不允许个人从事股票经营活动，更不允许私人之间进行股票的期货交易。可见，在社会主义股票市场上，一切股票投机活动都是非法的，买空卖空在这里没有存在的土壤。”

这已经是1991年。这本书出版的前一个月，《改革时报》公布了一则数据：四川省企业股票到1990年9月底已经发行3.8亿元，其中公开发行股票已达5001万元，已有20.4万元股票上市转让。署名任行文的作者，当时供职中国人民银行四川分行。而在头一年底，上交所、深交所相继成立，场内外股票交易的热潮悄然掀起。

其实股份制、股票市场跟社会主义并不是真的那么水火不容。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股份制在工业、贸易、金融等行业都存在；南斯拉夫1950年代就允许劳动群众入股，广泛推行股份制；罗马尼亚共产党1982年从法律上开放国营企业向本企业职工发行股票，但股金总额不得超过该单位资金30%，入股者可以分红，股权可以在本企业范围内转让。

但社会主义国家，大家都担心股份制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股东变来变去，二级市场你来我往，最后个人股东变成了国有企业的大老板。所以早期的股份制企业，出现了国家股、法人股。1984年7月成立的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50.97%，银行股25.89%，企业股19.68%，个人私有股只占3.46%。那时候的企业，也大都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1985年10月广东佛山市国营无线电一厂搞股份制试点，国有股95.7%、企业集体股1.43%、职工个人股只占2.87%。

川内企业，扫一眼川盐化、乐山电力、四川金顶等早期股份制改造企业的发起单位，情况便一目了然。这种设计随着股票流通市场的建立，逐渐暴露出新的问题来。这也是后话。

冲破藩篱不是一日之功。在1980年代的四川，一批锐意改革的领导人，异常坚定地推进这件事。回忆往事，一些对政治敏感的人会强调一个事实，1980年代那位中央领导人，1975年10月至1980年3月期间担任四川的省委书记，他的旧部在1980年代四川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贡献良多。

2008年初，厉以宁在访谈中提到四川早期股份制改造的情况。图据《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

当时供职中国人民银行四川分行的文维虎提到，1980年代四川证券市场能够迅速发展，还得益于国民政府时期留下许多金融系统的人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重庆曾是中国多年的临时首都和陪都，其中一些金融系统的人才为19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给予很多帮助。

在省上，省委副书记宋宝瑞鼓励大家，股份制改造要严格按照国务院要求推进，“坚决试，不求多，务求好，不能乱”。在乐山，副市长辜仲江对推进股份制改造倾尽心力。1991年4月川盐化生产“峨眉牌”精盐和营养系列盐，因胀库迫使两个厂停产。辜仲江亲自带队前往铁路部门求援，帮助川盐化解决运输难题。

1992年这场股票热，使所有参与早期股份制改造的力量都找到了出口。那些当年被反复游说购买股票的职工、政府工作人员，终于有了变现的机会；企业发股票难、发债券难，看到活跃的市场就看到了希望；政府推进股份制改造，在企业面临沪深上市压力时终于得到了缓冲。

有了流动性，市场就活了。

只是市场急涨，几乎失去理智。时任四川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杨崇汇提醒大家，“股市要热，头脑要冷”。

1992年9月30日《证券与投资报》头版

工益券8月中旬发行，9月22日上市即涨到1.8元，10月16日就到2.94，这还是场内价格。汪勇说他清楚地记得场外价格到过3.6元，自己卖在3.2元。因为他的身份证同时买了企联工贸等股票，不能贸然把身份证一起卖出去。

红庙子的行情一起势就惊天动地，完全不照顾沪深股市的表现。红庙子第一轮疯涨期间，上海股市狂跌，自5月下旬创高点1429点以来，上证综指到10月16日已经跌到665点。

10月17日，《四川经济报》发文，省委副书记宋宝瑞明确，政府对股份制改造的态度依然是“坚决试，不求多，务求好，不能乱”，但要求企业发行股票要严格审批程序，有计划地进行。宋书记提醒说：“现在群众购买股票热情很高，对于支援四化建设，促进经济发展，搞活企业的积极性要给予肯定和保护，但有一些群众有盲目性，不问底细，见股就买，实际上，深圳、上海已有不少股民被’套牢’了。”

采访在宋宝瑞赴京参加十四大的前一天完成。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无巧不成书的是，宋宝瑞书记采访发表的这一天，就是红庙子市场阶段性的拐点。10月16日摸高2.94后，工益券急转直下。

11月2日，长江受益证券（以下简称“长江”）在红庙子的四川金融市场省证券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上市，市场热度跟工益券9月22日上市时相比已经冷清不少，开盘只有1.5元。到11月9日交易中心放开涨跌停板限制，长江4个交易日就跌到1.24。涨跌停板开放让工益券飞流直下，到11月24日跌到1.44元。长江状况本就糟糕，最低到1.01，险些跌破发行价。红庙子元气大伤。

古话说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诚不我欺。红庙子这回终于踩中上海股市的节奏。1992年11月17日，上证指数跌到386.85。南巡讲话的东风外加取消涨跌停板的助力，一轮火箭行情经过半年的消化趋于平静。盐化、乐山电力紧跟暴跌步伐，盐化重回“3”字头，乐山电力到11月份跌到2元。此后起起伏伏，要进入1993年才慢慢恢复生气。

而两千公里外的上海，股市11月17日探底386.85后没有丝毫犹豫，迅速发起新一轮冲击，不到两个月上证指数就翻了4倍多，一举冲破1992年5月的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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