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冬天，南朝宋文帝端坐宮中，品嚐進貢的甘蔗，連連搖頭，覺得這甘蔗的形狀和味道都非常差勁，便當場表示不滿。在坐的宰相連想都沒有想就說：“今年的甘蔗也有上品。”並立即派人去相府取來，上品果然是上品，就連外形都比皇上吃的要長三寸，味道就更不用說了。上等的貢品進了相府，劉宋文帝是什麼心情，不得而知，這位
宰相的專權和率真卻可以窺豹一斑，他就是劉宋武帝的第四子、文帝的兄弟——劉義康。官居方面 性好吏職
東晉末年，劉裕大權獨攬，久有異志，其子弟紛紛出守要鎮，兵權在握。劉義康在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就出任豫州刺史，時年12歲，接著又領司州刺史。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劉裕代晉建宋，劉義康受封為彭城王，進號右將軍。永初三年，他先後出守南豫州、南徐州。劉裕死，過了數年，文帝劉義隆即位，劉義康進號驃騎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旋於元嘉三年(公元426年)都督荊、湘等八州軍事並任荊州刺史。劉義康自從少年為官，在這種長期官居一方的經歷中成長起來，他依靠劉湛、范曄、謝曜、謝述等人的忠心輔佐，成為獨當一面的朝廷要員。在他的一群幕僚中，感情深厚、關係最為密切的還是劉湛，二人不僅命運息息相關，性格也有諸多相似之處。
劉湛，字弘仁，南陽人，博覽史傳，不尚浮華，通曉前代典章，頗有才幹，但剛愎自負，氣量狹窄。劉義康出為豫州刺史，以劉湛為長史，由於年幼，州府事務全由劉湛決斷，劉義康進號後將軍，劉湛隨府遷轉，二人合作經年，十分默契。
劉湛精於吏道，用法剛嚴，劉義康性好吏職，聰察強幹。劉義康開始獨立理事就對細節和技術問題表現出一種偏好和天賦，長期發展的結果使他在處理文案上極為老到和純熟，而且令行禁止，風格肅厲。這對於一個地方官員來說是無可厚非的，何況劉義康在任期間興利除弊，不乏善政，治內肅然，口碑尚不錯。元嘉九年(公元432年)至十七年(公元440年)，他曾以宰相身份兼領揚州刺史，仍然保持著這一風格。一次，三吳地區遭受水災，谷貴民飢，劉義康讓沈亮提出救濟措施，而且立即付諸實施，表現出一種嚴肅認真的態度。
劉湛雖然博覽書籍，但他不寫文章，不好談義。這一點與劉義康十分相似。劉義康則淺陋少文，素無才學，做了宰相也沒有什麼改變。一次，文士袁淑登門拜訪，交談之中劉義康問到他的年齡，袁淑回答：“鄧仲華拜袞之歲。”劉說：“我不認識。”袁淑又說：“陸機入洛之年。”劉同樣一無所知，不禁有些惱怒：“我沒有讀書，你就不要講些文縐縐的話來!”袁淑只好免開尊口。他心想，喜好引經據典，講究談吐優雅，本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況且鄧、陸二人又遠非無名小輩。鄧仲華即鄧禹，東漢大臣，24歲拜為三公；陸機是三國、西晉時期著名的文學家，吳亡入洛，也是24歲，以兩人的典故打比方，劉義康居然顯得這麼尷尬和無知。不久，袁淑被任命為司徒祭酒，並深受禮遇，但此後兩人隔膜很深。
聰察強幹的吏才和極度貧乏的文化涵養相結合，容易產生出政治上的目光短淺和進退失據，這一點成為劉義康日後為相卻被貶出京城的深層次原因。那一日，僧人慧琳奉旨前去察看，劉義康問：“依大師看，弟子能否還朝?”慧琳聽罷良久無語，只是長嘆一聲：“可惜你不曾讀上幾百卷書!”劉義康亦點頭長嘆，已後悔莫及。此是後話。
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劉裕病故，遺命傅亮、徐羨之、謝晦、檀道濟、王弘輔佐少帝劉義符。然而，17歲的少帝信任群小，遊晏無度，景平二年(公元424年)為徐、傅等人先廢后殺。同年，他們又殺劉義真，迎立文帝劉義隆，改元永嘉。徐、傅同掌國政，尤為專橫、謝晦則出任荊州刺史。手握重兵。面對異姓專權的局面，文帝自然不能無動於衷。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文帝藉口廢立之事殺傅亮，並逼迫徐羨之自殺，同時安撫檀道濟，使之為己所用。不久，文帝親率大軍西討謝晦。在這場鞏固政權和強化皇權的鬥爭中，文帝感到有必要藉助家族的力量。於是，18歲的劉義康被任命為荊州刺史，並與老臣王弘一起坐鎮建康。
謝晦不善於臨陣作戰，一敗塗地，他自己也被綁送建康處死。聰明美麗的彭城王妃披頭散髮地趕來與父親訣別，痛哭失聲：“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奈何狼藉都市!”人情在政治面前顯得無比的脆弱，彭城王妃救不了自己的父親，彭城王劉義康也同樣救不了自己的岳父。
謝晦平定，王弘兄弟實有大功，王弘以錄尚書事領揚州，權勢顯赫，文帝也對他恩寵有加。不過，一個王朝在建立之初就有被異姓顛覆的危險，後繼者不能不慎。此前此後，王弘早就多次被人勸說或暗示，勸說者中有范曄的父親範泰、平陸縣縣令成粲，二人勸說的內容基本一致：天道忌盈，理當自損；彭城王劉義康應該入朝輔政。王弘有鑑於徐、傅諸人的結局，當然知道這些話的含義和份量。元嘉五年(公元428年)王弘以大旱上表引咎遜位，元嘉六年又上表陳請彭城王劉義康入朝，還要求解除他自己的揚州刺史的職務。文帝終於同意了王弘上表的部分要求，就在這一年內，劉義康從荊州來到建康，代為司徒，與王弘二人分錄尚書事，從此劉義康開始了他十多年的宰相生涯。
入主相府 獨斷專行
當時的宋朝政治上層情況是這樣的：王弘錄尚書事兼揚州刺史；王弘的兄弟王曇首任兼兩宮，很受親信。劉義康雖與王弘並錄尚書事，但怏怏不樂，又想兼領揚州，更嫌王曇首居中分權，很不愉快，王曇首想改任吳郡，文帝優詔不許，當時王弘又體弱多病，屢求遜位，雖然王弘恭敬謙和，劉義康並不滿意，他對賓客發洩自己的不滿說：“王公久病不起，神州哪能臥而得治!”王曇首又勸哥哥減少一半府兵，配送義康，義康才面露喜色。元嘉七年，王曇首故去，元嘉九年，王弘辭世。從此，劉義康兼領揚州刺史，大權獨攬。
人的性格是很難改變的，劉義康並沒有因為角色的轉換而變換理政的方法，他獨攬相權後，仍把地方上的一套管理經驗照搬過來，繼續像一名小吏那樣管理國家。他氣量狹小，委瑣不堪，喜歡在具體問題上糾纏不休，並喜歡躬親細務，包攬一切。劉還喜歡炫耀自己的聰明，尤其是他有過人的記憶力，凡遇稠人廣坐之機，他必定要賣弄一番這一本領，實在缺乏宰相風度和氣量。
在用人方面，刀筆幹練者多受其恩遇。當時的一流高門有琅琊王氏：王敬弘性恬靜，樂山水；王球簡貴勢，不交遊，筵席虛靜，門無異客，官居選職，不看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劉義康卻對劉湛說：“王敬弘、王球之徒，能幹什麼呢?不過生來富貴，懂得什麼!”王準之通曉前代禮儀典制，有問必答，劉義康又深有感慨：“何須高論玄虛，只要有兩三位王準之，治理天下就足夠了。”那麼王準之為人如何呢?他風雅不足，性情狷急，不為當世看重。當然，也有例外的情況，劉義康為相時大量蒐羅人才，也有一些心性通達、文采斐然的名士進入相府。比如謝惠連、謝述等。
元嘉七年(公元430年)謝惠連為司徒彭城王劉義康的法曹行參軍，劉修東府(即相府)城時挖出一座古墓，將死者重新安葬，謝惠連奉命撰寫祭文，文詞甚美。唐朝詩人李白在《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中寫有這樣的句子：“群季俊秀，皆為惠連”。可見謝惠連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至於謝述，他曾任劉義康的驃騎長史，義康入相後又為司徒在長史，轉左衛將軍。他為官清簡，私無宅舍，義康對他很是敬重。但是，這些人在相府的地位遠遠不及劉湛之流。例如顧琛為人恭謹審慎，劉義康引他入府，想委以腹心之任，顧因為不能承事劉湛，很快被排斥出府。
如果問題僅僅停留於能不能成為名垂青史的一代名相，那麼悲劇也許還不會發生，當不好宰相也無所謂，不是照樣做皇親國戚?但是劉義康已經走得太遠了：獨斷專行越來越嚴重。這既有性格上的原因，也有認識上的原因：他把君臣之禮與手足之情混為一談。文帝體虛，常常發病，劉義康晝夜入侍，盡心盡力，但他以為手足之情至上，因此率性而行，毫無君臣之顧忌和應有的防範。文帝生病期間，凡政事他全都一手包辦，所上表奏，無不批准，方伯以下，一手委任，朝中才智之士，也被他引入府中，噓寒問暖，為己所用，但必須俯首聽命。
擔任過司徒長史的庾登之，出身於東晉大族庾氏，他性情剛烈耿直，遇事每陳己見，惹得劉義康很不高興，庾也就順理成章地被驅出相府，後出任吳郡太守。相比起來，顏延之膽量更大，顏在當時的文壇上佔有一席之地，他疏狂放誕，當眾指責和諷刺當朝權要：“天下之事紛繁複雜，哪裡是一人之智所能獨自了斷的!”當然，他的結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殺伐決斷上，劉義康犯的最大錯誤是擅殺檀道齊。檀智勇雙全，才具非凡，南征北戰，效命疆場，為抵禦北魏進犯、保衛劉宋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在軍隊中威望甚高，當時出鎮豫章(今江西南昌)任江州刺史。領軍將軍劉湛貪戀權位，總擔心檀與己不合；劉義康則擔心體弱多病的文帝一旦駕崩，檀不可複製。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文帝病重，北魏南侵，檀道濟受召入朝。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文帝再次病危，劉義康矯詔召入檀道濟，收付廷尉，並其子一起誅殺，這位忠勇的將領含冤而死，臨終前喊道：“你們居然親手毀掉自己的萬里長城!”
劉義康誅殺檀道濟是基於自己對劉宋皇室和政權的考慮，這一點勿庸置疑，不僅如此，他做許多事情都是出於這種考慮，但他不該繞過皇權，甚至忽視皇權。專制君主需要丞相為他分憂，但絕不需要分權，皇權面前哪有兄弟?東晉一朝皇帝垂拱 、門閥專政的時代已經過去，南朝正是君主專制逐步恢復和走上正軌的時期，劉義康威福自擅，犯下大忌，卻不知收斂，照樣我行我素，且大權在握，個人貪慾也不可避免地潛滋暗長，越來越無所顧忌，他曾經私置僮僕6000多人而不上報；四方貢獻，上品送到相府，次品才進入皇宮，甘蔗的故事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
正如他的鮮明個性一樣，劉義康處理相府公務也有自己的特色：相府門外每天都是車水馬龍、門庭若市，來求見的人絡繹不絕，即使來者位卑人微，也一樣可以榮登相府，他都親自接見。同時，他也選拔了一些優秀人才，例如沈演之在地方居官稱職，被其闢為司徒左西掾。元嘉十二年東方諸郡發生水災，百姓饑饉，劉義康派出沈演之等人巡行拯恤，百姓深蒙其惠。劉義康欣賞他們，但最終還是選擇了劉湛等人，並在劉湛等人的扶持下走上了一條危險的道路。
矛盾激化 貶出京城
劉義康為相十年，帝相矛盾不斷暴露和激化。
謝靈運是東晉名將謝玄之孫，與謝晦同出於陳郡謝氏，自劉宋建立以來因為未受重用一直鬱憤滿懷，在永嘉太守、臨川內史任內放蕩不羈；不理公務，每日遊山玩水，談禪論道，受到官員的彈劾和收捕，竟然興兵叛逆，不過很快被擒。廷尉認為依法應處以斬刑，文帝愛惜謝氏的文才，只想免除他的官職，劉義康堅持己見，要求嚴懲，最後的處理結果是免其一死，貶往廣州。在處理謝靈運的問題上，君臣二人似乎都作了一些妥協，但是接下來的事情和人物就沒有多少妥協的餘地了。王球的侄子王履不聽王球的訓斥，一向忠心依附於劉湛和劉義康，從大將軍從事中郎遷轉為太子中庶子，王履哭求劉義康表示不願離開，文帝雖然答應了王履和劉義康的要求，但是開始對劉義康懷恨在心。過了不久，一樁大事——殷劉之爭爆發了，這件事決定了兄弟間反目成仇，也決定了劉義康被逐出京城的命運——
殷景仁祖籍陳郡長平，少有大量，司徒王謐對他很是賞識，招為女婿。殷景仁與劉湛素來要好，兩人曾與王華、王曇首同為侍中，文帝稱四人為一時之秀。后王弘、王華、王曇首紛紛故去，殷引劉還朝共參朝政，殷為尚書僕射、劉為領軍將軍，兩人地位相當，相安無事。後來，殷的官職晉升，劉憤憤不平，知道文帝極為倚重殷僕射，於是深結劉義康，想以宰相之權排擠殷。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殷又遷中書令、護軍將軍併兼任僕射，還加領吏部，劉湛更是氣憤不已，於是動員劉義康多次在文帝面前詆譭殷，仍一無所獲，文帝對殷越發寵信。殷對親友嘆息說：“當初引他進朝，誰知他會食人!”於是稱病，請求解職，文帝不許，讓他回家養病。鋌而走險的劉湛要派人劫殺殷，文帝又讓殷住進鄢陽公主府第，以此為護身符。殷就在這種安寧的環境中養病五年，暗中與文帝互通消息，無人知曉。
劉湛原是劉義康的府佐，現在二人又走到了一起；殷景仁則與文帝心心相印，他曾密奏文帝，指出相王(劉義康為彭城王)權重，非社稷之福，文帝深以為然。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劉湛與殷景仁的矛盾其實就是文帝兄弟的矛盾。
自此，朝臣大都圍繞殷、劉分成兩派：親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親劉氏者不登殷氏之戶。一時之間，黨同伐異，劍拔弩張。一次，劉敬文(劉湛的門徒)的父親不明白當時形勢，前去拜見殷景仁，請求牧守一郡，劉敬文馬上向劉湛請罪：“老父悖謬，向殷氏幹祿，都是敬文愚，以致如此，合門驚懼，無地自容!”雖不乏奸諂之詞，但卻反映了當時的政治風雲。
賓客門徒的推波助瀾，使帝相間的矛盾不斷深化，兄弟二人已是話不投機半句多。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義康想以司徒長史劉斌擔任地位非常重要的丹陽尹，假意說他家貧，文帝不客氣地打斷了劉義康的話說：“那就讓他擔任吳郡太守!”(吳郡是揚州一郡，與丹陽同屬富庶之地)不久，文帝自己選用了何尚之充任丹陽尹。會稽太守羊玄保求入京師，劉義康又想讓劉斌繼任，文帝當時並無準備，為了不給劉義康機會，倉猝答道：“我已經選用了王鴻。”文帝已經不再信任劉義康，而且在一點一點地減弱或消除宰相的勢力，自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秋天起不再駕幸相府，劉義康雖然升為大將軍，權勢好像在繼續增長，但第二年就成了孤家寡人，大將軍的名號頗有些“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意味。就在這一年，文帝又以另一個兄弟劉義恭為司空，顯然是要牽制劉義康。
山雨欲來風滿樓。劉義康的“俱樂部”成員並未意識到冰山悄悄融化的嚴峻現實，他們一往無前，孤注一擲，劉湛自然是最為積極的一員。文帝病重，太子當時年幼，劉湛等人遂一致鼓吹繼位之君一定要年富力強。一天，文帝幾乎不治，讓劉義康準備顧命詔書，劉義康回來的時候淚流滿面，把情況告訴了劉湛和殷景仁。劉湛當即申明：“時勢艱難，幼主不堪大任。”殷沉默不語，劉義康也沒有什麼表示。但是孔胤秀等人已經急不可耐了，他們瞞過劉義康，向尚書儀曹索要東晉鹹康(公元335年——公元342年)末年立康帝的檔案材料(東晉成帝無嗣，其弟即位，是為康帝)，其意圖昭然若揭，彷彿劉義康皇袍加身，只是早晚的問題。可惜的是，文帝病癒了!文帝病癒後，風聞上述各種事端，不能不提高警惕，加強防範，最好的方法當然是先發制人，一勞永逸。
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自從依附劉義康以來就不被文帝信任的劉湛敏銳地感到前景不妙，他對親信洩氣地說：“今年必敗。”但仍不放棄最後努力，想借母親去世的機會，埋伏甲兵，只等文帝前來弔唁立即動手，不料還未實施就已經被洩漏出去。劉湛已經山窮水盡，無計可施。十月的一天，文帝調虎離山，先令劉義康入宮，在中書省待命。晚上就開始秘密收捕劉湛等人，青州刺史杜驥在宮中佈置兵力以備非常。稱病多年的殷景仁拂拭衣冠，從舞臺的暗處走了出來，誅討處分，由他全權負責。事情幹得乾淨利落，等劉義康得到朝廷通告，宣佈劉湛一干人等的罪行時方知大勢已去，四面楚歌，只好上表遜位，出鎮江州。劉湛伏誅，王履等人或廢或徙。這一次突然的政治事件不知牽動多少人的前途和命運，遊離於兩派之間的，挺身擁護朝廷的，遠離鬥爭中心的都免於大難，甚至加官進爵。劉義康的門下不管是真心效忠的還是趨炎附勢的，一片悽惶。誅殺劉湛的這一天晚上，王履驚恐萬分，赤腳跑去哀告叔父王球，王球先命人給他找來鞋穿上，又溫酒招待，然後對他說：“平常我是怎麼跟你說的?”王履不敢回答，王球神色從容：“有叔父在，你怕什麼呢?”文帝也因為王球的緣故寬大處理，王履免去一死，廢黜回家，只有戴法興的遭際十分奇特，劉義康對他大力提拔，又任命他為自己的記室參軍，戴居然輕鬆過關，以後成為孝武帝的重臣。
十年一覺揚州夢，轉眼繁華成煙雲。劉義康臨行，想起了謝述，他嘆息道：“謝述唯勸我退，劉湛唯勸我進，述亡而湛存，我也因此獲罪於上。”文帝也有同樣的看法，他說：“謝述如果還在，義康必定不至如此。”
從建康到豫章(江州治所，今江西南昌)，千里迢迢，漸行漸遠。劉義康黯然神傷，從今而後，人身都將失去自由，更遑論其他，奉命領兵防守自己的蕭承之就走在身邊，值得一提的是蕭承之的兒子蕭道成也隨父南行，他就是後來的南齊高帝。
劉義康已經被廢，但他的影響在其家族兄弟中卻一直存在。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劉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侍中、領太子太傅、都督揚、徐、兗三州，二十一年(公元444年)又進號太尉，領司徒，有了前車之鑑，劉義恭小心謹慎，雖然總攬朝政，不過奉行文書而已，文帝十分放心；劉義季自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任荊州刺史，本來好酒，自劉義康被廢以後，遂為長夜之飲，很少醒來。文帝下詔斥責他說，這樣下去不僅有損政務，且不利身體。劉義季仍然酣縱不改，久而成疾。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劉義季遷為徐州刺史，第二年北魏犯境，邊民擾動，劉不想以功勳自立，惟恐功高受禍，因此不作經略之計，只是飲酒。文帝再次下詔責問。二十四年劉義季就在彭城(今徐州)病死，其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狀如在眼前，劉義康被逐後，文帝劉義隆就連大將軍這一職位也再不授人，南齊時，大將軍只作為一種贈官，再無實質性內容。
這已經不是一個人的悲劇了，而是封建時代家國之間、帝相之間永遠存在的悲劇。
餘波再起 蒙被慘死
事情遠未結束。過了一段時間，龍驤參軍扶令育竟然不識時務地詣闕上書，申明兄弟情誼，請求召還劉義康。文帝大怒，將他立即收獄，又勒令自盡。文帝的態度和心思看來非常清楚。劉義康初到江州，文帝允諾的種種寬大處理待遇諸如俸祿優厚、賞賜不斷、大事通報等等並不那麼美妙。劉義康的姐姐會稽公主暗暗為義康的命運擔憂，她想為義康求情，又找不到機會，好不容易文帝前來看望，公主在宴飲之時伏地下拜，泣不成聲，文帝急忙扶起，詢問緣故，公主說：“車子(義康小名)暮年，恐陛下難容，今天我特意為他請命，求陛下開恩。”說罷悲從中來，難以自制，文帝也潸然淚下，他指蔣山發誓：“我絕無那種想法，如果違背今天的誓言，就是背叛高祖。”還令人將沒有喝完的酒封送劉義康，並附上這樣一句：“會稽姐姐宴會時想念兄弟，餘酒特意封送給你。”會稽公主深為文帝敬重，家事大小都要詢問她的意見，西征謝晦，會稽公主曾總攝六宮，留守建康。公主凡事不如意就要放聲大哭，文帝又有幾分懼她，不過在劉義康這件事上，會稽公主也就只能做到這一步了。
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又發生了太子詹事范曄等人的謀反案件。有關官員上報：“義康結朋樹黨，包藏禍心，陛下仁愛，保其爵位，其人仍然不思悔改，不念恩德，理宜削奪王爵，收獄問罪。”舊恨未除，又添新仇，劉義康僅得免去一死，和子女一起廢為庶人，削去名籍，貶往安成郡(治所在今江西安福縣東南)，並以寧朔將軍沈邵領兵防守。這次案件牽涉人員繁多，頭緒複雜，其參加謀反的主要黨羽有：
孔熙先：博學多才，文史、星算、醫學無不兼善。其父孔默之曾任廣州刺史，因為貪贓枉法收付廷尉，執政劉義康出面交涉，孔默之得以免除一死。孔熙先對此滿懷感激，力圖報答，成為這場以擁立劉義康為主旨的未遂改變中的主要組織者和策劃者；
范曄：義康府舊僚，與義康感情深厚，生性狂放。元嘉九年，彭城太妃(義康之母)去世，僚故齊集東府舉辦喪事時，范曄、王深、王廣卻在夜中酣飲，打開窗戶以聽輓歌為樂，劉義康大怒，將範左遷宣城太守，不久，又遷為長沙王義欣鎮軍長史。其嫡母隨兄居住，不幸故去，范曄遲遲不去奔喪，上路的時候又攜妓相隨，嚴重違背了人倫禮法，為御史中丞彈劾，文帝因為愛其才能，不加罪責。後經孔熙先幹旋，最終使劉義康與范曄和好。因此范曄參加謀反，還有官場失意的一面。
謝綜：謝述之子，范曄的女婿，其弟謝約又是劉義康的女婿，謝綜時為大將軍記室參軍，故隨同劉義康南下。孔熙先交好范曄，使劉、範二人和好就是以謝綜為媒介。孔熙先素善天文，認為文帝當死於非命，禍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此事應該應在義康身上。謝綜為孔煽動，又加之滿門與劉義康關係密切，遂有酬報之心。
仲承祖：大將軍府史，感念舊恩，潛結腹心，早有異志，又結好孔熙先、徐湛之，併為義康致意於蕭思話(時為雍州刺史)。
法略道人：為義康恩養，感激圖報，還俗改名，任寧遠參軍。
法靜尼姑：亦為義康恩遇，又與豫章人胡遵世情好甚密，法靜南下，孔熙先派婢女採藻帶上圖讖隨行，法靜回來，劉義康派她們送給孔熙先銅匕、銅鑷、袍段、棋奩等物，孔熙先擔心謀劃洩漏，殺掉採藻。
許耀：法靜的妹夫，領兵宿衛殿省。孔熙先曾為他治過病，遂互相往來，許為內應。
徐湛之：時為丹陽尹，素為義康所愛，雖為舅甥，恩過子弟。他曾致信范曄等人：“臧質、蕭思話都受大將軍厚愛，定無異心，不怕兵力不足，只是莫失良機。”徐湛之、孔熙先、范曄還預先署官：徐為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曄為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孔為左衛將軍，其餘都有任命，凡是不附義康的都列上死亡名單。在策劃過程中，為加強宣傳、團結同黨，還預作檄文、假造書疏，才華橫溢的范曄在這方面出力甚多。
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55年)九月，徵北將軍劉義季、右將軍南平王劉鑠出鎮，文帝將在武帳岡為他們祭道餞行，范曄等人約好在該日發難。那一天，許耀隨侍文帝，扣刀目示範曄，范曄低頭不敢看他，人群很快散開，孔熙先精心組織的一次政變宣告流產，十一月徐湛之首先告發，孔範諸人紛紛落網，一律問斬。
寒風蕭蕭，軟禁之中的劉義康倍感淒涼和鬱悶，最後的一線希望已經破滅，劉拿起書本，讀到淮南王劉長的事蹟，不禁如夢方醒，廢書長嘆：“前代已有舊例，我遭罪也是在情理之中!”西漢淮南王劉長是文帝劉恆的兄弟，自恃兄弟之情，驕縱不法，最終被文帝以一種巧妙的方式除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元嘉二十四年(公元447年)，豫章人胡誕世、胡茂世(與前面提到的胡遵世是兄弟)，前吳平縣縣令袁惲等人謀反作亂，又想擁戴劉義康。輔政大臣、太尉兼錄尚書事劉義恭上表，建議把劉義康貶往廣州偏遠之郡，文帝欣然同意，由於沈郡病死，監護乏人，因而未能實施。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劉宋北伐失利，北魏乘機南進直至瓜步(今江蘇六合)，準備渡江攻取建康，朝野震動，急調兵力嚴陣以待，魏軍才於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春正月班師。在此期間，文帝實在害怕又會有人擁護劉義康作亂，內憂外患，將不堪應付。太子、尚書僕射何尚之、劉駿(劉宋孝武帝)等人都作如是想法，文帝決定痛下殺手。
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正月，天氣依然十分寒冷，中書舍人嚴龍遠道而來下達詔書，並帶著準備好的毒藥。劉義康不肯服藥自盡，他說：“按照佛教教義，自殺以後不能再得人身，只要不服藥，隨便處置。”於是，嚴龍命人用被子將他矇住，使其窒息而死，時年四十三歲。劉義康死後，文帝以侯爵的禮儀將他下葬在安城。兩年後，文帝為太子劉劭所殺，隨後江州刺史劉駿起兵，是為孝武帝。孔熙先的星象預測沒有錯，只是沒有應在劉義康的身上。
劉義康“照不窺古，本無卓爾之姿”，② 見《南史》卷3，《宋本紀下第三》“論曰”。可勝方面之職，不堪擔當大任。不過他為相十年，雖無驚人政績，但對民負責還是值得肯定的。據《宋書》記載，有民間為劉義康所作的《讀曲歌》為證，歌雲：“死罪劉領軍(劉湛)，誤殺劉第四(劉義康排行第四)。”此歌證明他在百姓心中是有一定地位的。
劉義康不識大體的另一原因是：“徒見昆弟之義深，未識君臣之禮異，此以家情行之國道，主忌而猶犯，恩離而未悟，致以陵逼之愆，遂成滅親之禍。”②而且由此拉開劉宋和整個南朝骨肉相殘的惟幕，給後世留下值得深思的家國問題。
三國時襄陽龐德公對劉表說：“假使周公與管叔、蔡叔同處茅屋之下，飲藜藿之羹，哪有後來的災難?”管叔、蔡叔同為周公兄弟，奉命監視商朝舊民，後來造反被周公所殺。義康之死，如出一理。人倫、天性在權力的屠刀下終歸化為烏有，這種封建社會的慘劇，不能不令人悲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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