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哥與眾不同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按照原先“南北議和”的約定，孫中山宣佈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職務將讓位給袁世凱，革命黨人與袁世凱之間最先發生的是定都之爭。
各方勢力主張
孫中山在辭職諮文中把臨時政府地點設於南京、袁世凱必須到南京來就任作為他正式解職的條件，是想把袁世凱從他的巢穴北京調出來，置於南方革命勢力的包圍和監督之下，以防範其背棄共和制度。在1912年2月12日清帝尚未宣佈退位前，儘管張謇、章太炎、袁世凱等人和一些報紙已在議論統一後的臨時政府的地點問題，但它畢竟還沒有提上正式議事日程，所以這個問題還沒有成為各方爭論的焦點。到孫中山正式向參議院辭職，推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同時規定以南京為臨時政府地點時，定都問題立刻就尖銳起來。從2月中旬開始，至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在這段時間內，定都問題成了當時政治鬥爭的中心。
首先對定都問題作出強烈反應的是袁世凱。袁世凱對孫中山要他遵守臨時約法和參議院頒佈的其他各種法律章程，並不介意。但是，對規定南京為臨時政府的地點，要他到南京來就職，卻十分惱怒，立即於2月15日致電孫中山表示難以接受。袁世凱反對遷都南京並以“退歸田園”相威脅的通電發出後，很快就得到了擁護袁世凱的各種政治力量和革命黨中急於實現和平、把首都所在地問題視為“使成立聯合政府的談判獲得勝利結果的唯一障礙”的那些人的積極響應。與此同時，章太炎以上海光復會總會的名義，分別致電南京臨時參議院和袁世凱，反對民國政府設在南京，要求袁世凱即在北京“就職以順輿情”。
在這場南北爭都的論爭中，以黎元洪為首的武昌集團亦不甘落後。早在2月13日，黎元洪在給伍廷芳的電報中即提出：“組織正式共和政府招集南北各省代表預籌善後綱領，即以漢口為招集地點。”顯然，這是企圖以武漢作為南北統一後的臨時政府的地點。2月14日，黎元洪致電袁世凱又提出籌組統一的中央政府，“集會之地，似以漢口為適中之地”，要求袁“速派定北方各處代表南來”。但袁世凱在2月15日給黎元洪的回電中卻表示“尊論在漢口會議辦法，竊慮緩不濟急”。不過，黎元洪並未因此就放棄自己的主張。2月21日，湖北議會正式決議以武昌為國都。根據當時的形勢，黎元洪也知道要實現他定都武昌的願望並無可能。所以，他在2月27日《上大總統並各機關》中，雖然仍主張建都武昌，但又退一步說：“竊謂為暫時權宜計，必仍規定燕京藉消隱患”。
革命黨人的分歧
袁世凱“退歸田園”的威脅，一時並不能動搖孫中山要袁世凱南下就職的決心。2月17日、18日，孫中山分別以電、函繼續動員袁世凱南來，同時電告袁世凱已派定教育總長蔡元培為歡迎專使，外交次長魏宸組、海軍顧問劉冠雄、參謀次長鈕永建、法制局長宋教仁、陸軍部軍需局長曾昭文、步兵第31團團長黃愷元、湖北外交司長王正廷、前議和參贊汪兆銘為歡迎員，偕同唐紹儀前往北京，專程迎袁南下就職。
在各方就定都問題激烈爭論時，由革命黨人主辦的《民立報》在2月26日刊登社論，強調趕快建立起統一的民國是第一位的，臨時政府地點設在南京或北京那是次要的問題，為了掃除儘快建立統一的民國政府的最後一個障礙，就不必在這個問題上堅持定都南京，如果因為害怕定都北京易於為袁世凱所操縱，那是完全不必要的，因為各種條件已決定了專制惡魔，已萬難再活。《民立報》中的革命黨人在臨時政府地點問題上，已公開地與孫中山唱反調。
朱瑞、姚雨平、柏文蔚、李燮和等南京軍界的重要將領，也公開表示贊成北京為統一後的臨時政府地點，與黃興主管的陸軍部持不同意見。可見，在南京臨時政府內部，不僅在參議院，即使軍隊，在定都問題上也存在著意見分歧。再加上張謇、章太炎這些有影響的人物，以及當時幾乎所有重要報紙都反對定都南京，主張定都北京，這就使孫中山、黃興等人在這個問題上陷於被動的地位。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雖仍然堅持袁世凱必須南下就職的主張，但在統一後的臨時政府地點問題上有所後退。孫中山在2月22日的《復章太炎函》中說：“主南主北，各有理由，公等所持大都系永久之說，此自可俟將來國民會議之”。黃興在24日也表示：“國都問題當由國會解決。臨時政府為暫行統治權之機關”。南京臨時政府在定都問題上讓步得如此之快，曾使當時英國駐南京的領事偉晉頌感到驚訝。他說：“昨天(指2月21日)，我因事有機會見到外交總長，他表示毫不懷疑袁世凱將同意前來南京就任總統，但他已不再拒絕以北京為永久首都的意見一事使我感到驚訝”。
袁世凱的應對
以蔡元培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歡迎團到達北京，立即吸引了全國的視線，人們在密切注視著袁世凱究竟怎樣對待這個歡迎團。這時袁世凱看到輿論多主張定都北京，形勢對他極為有利，而他自己對如何對待歡迎團已胸有成竹，所以他頗有點泰然處之了。2月26日，歡迎團中的汪兆銘和唐紹儀先期到達北京，袁世凱組織了盛大的歡迎，“所過路均有軍隊夾道而立，火車站且有軍樂隊一班”。當晚雙方見面，對南下的請求，袁世凱語帶威脅的口吻，“答以若赴南以後，北方軍隊恐有猜疑而有破壞秩序之舉動”。27日，歡迎團全部抵京。其實，迎袁專使這時與袁世凱所討論的主要問題，已經不是定都在哪裡的問題，而是袁世凱要不要到南京就職的問題。
袁世凱除了當面向蔡元培等人表示反對遷都南京外，還要求英國公使朱爾典和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向歡迎團施加壓力。袁的親信蔡廷幹在2月26日給莫理循的信中說：“唐(指唐紹儀)和汪兆銘將於今天下午大約四點四十五分抵此。你同汪非常熟，他可能毫不耽擱就去拜訪你。我希望你能向他指出把政府遷往南京的危險，以及各公使館將會反對遷都。”蔡在信中還說：“我認為約翰(指朱爾典)爵士和其他公使館也應該同汪兆銘好好談一談不遷都的好處，一切都仰仗你了”。
袁世凱內心不但反對遷都南京，而且也決不肯南下就職，可是他在與蔡元培等歡迎專使會談時，“始終無不能南行之語，且於此兩日間與各統制及民政首領商留守之人”，似乎只是由於留守之人一時難定，才“行期不能驟定”。老謀深算的袁世凱打算南下的姿態，在歡迎團中造成很大的幻想，可是當他們準備陪同袁一起南下時，一場北京“兵變”的鬧劇上演了。
北京“兵變”
29日晚7時30分，袁世凱最親信的士兵和衛隊，曹錕所屬的第3鎮發動兵變。他們在東城區東華門、王府井大街和前門一帶縱火搶劫。亂兵們還持槍闖入歡迎團的住處，蔡元培等人倉皇逃到六國飯店。3月1日夜，亂兵們又在西城和北城焚掠，北京居民數千家遭到嚴重的損失。接著，通州、天津、保定亦相繼發生兵變，洗劫居民店鋪。於是，帝國主義各國紛紛調兵保護使館，形勢頗為緊張。
既然孫中山等人已經從主張定都南京的立場上後退，只是堅持要袁世凱南下就職，北京為什麼還要發生兵變？這是由於歡迎團堅持要袁南下，使袁面對內心雖然反對，卻難以公開拒絕的困境，為了擺脫這一困境，他就借兵變向孫中山和南方革命黨人施壓，以達到定都北京，並且不離開老窠南下就職的政治目的。此舉本應受到譴責，但事實上他不僅沒有受到責難，反而得到舊官僚、軍閥、原立憲派人和一部分革命黨人的進一步支持，列強也給予配合。兵變後，反對定都南京、支持袁世凱在北京就職的聲浪更高了，有的甚至將兵變歸罪於南京臨時政府。
兵變後不久，袁世凱手下的段祺瑞、馮國璋等將領於3月4日發佈通電稱：“各方面觀之，臨時政府必應設於北京，大總統受任必暫難離京一步”。同日，《時報》發表社論，強調“建都南不如北”，並責問南京臨時政府是“建立一五族共和的大民國乎，抑將於清廷同盡乎？如不欲與清廷同盡也，則輿論之向背不可不默察”。次日，《申報》也發表評論，指責“南中新政府斷不可苟徇一二人之私議邀袁南來”。3月6日，段祺瑞電催南京儘快宣佈建都地點，並揚言“遲恐釀變”。次日，黎元洪也發佈通電稱：“時機萬分危迫，舍南京不至亂，舍北京必至亡”。與此同時，許多省份的都督和民軍的一些將領，如閻錫山、譚延閩、馬毓寶、孫道仁、蔣尊簋、蔡鍔、藍天蔚、朱瑞、蔣雁行等人，也紛紛表態，主張定都北京。而繼續支持孫中山、黃興要求袁世凱南下就職者，在南方革命黨人中只是少數。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在這場定都之爭中，已陷於極為孤立的境地。
南京臨時政府不僅受到來自國內的壓力，還不斷受到帝國主義的壓力。北京兵變後，列強紛紛調兵入京，進行恫嚇，又通過它們在中國所辦的報紙散佈種種如不讓袁世凱組織政府、即將進行干涉的消息。這些消息更增強了對南京臨時政府的壓力，促使它終於不得不放棄要袁世凱到南京就職的要求。英國記者福來薩3月13日從南京寫給莫理循的一封信中，談到南京臨時政府最後所以讓步的原因時說：“改變態度的主要原因是害怕外國干涉。他們好像並不認為能控制住局勢，他們也認識到再出一點亂子就會招來外國人，其後果可能是無法彌補的。此外，他們已經嚐到過血腥錢的味道(他們現在發現拼命也難搞到錢)，他們也認識到，如果有了一個聯合政府，雙方團結起來，他們就可以繼續弄到錢。因此他們屈服了”。這些說法，大體上是符合實際的。
北京“兵變”也使蔡元培等迎袁專使偏向了贊同袁世凱在北京就職，他們驚恐之餘，一再上書孫中山和南京臨時參議院：“培等會議數次，全體一致謂不能不犧牲我等此來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並提出根據“消滅袁君南行之要求”和“確定臨時政府之地點為北京”兩項主旨，來與袁世凱作最後的交涉。而這兩項主旨，正是要害所在。孫中山如果同意這兩項，就等於完全放棄他在2月13日向參議院辭職時所提出的三項正式解職條件中的兩項。但是，由於南京臨時政府已處在那樣被動的境地，難有轉機。3月6日，南京參議院正式決議同意袁世凱在北京就職，3月10日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延續近一個月的定都之爭，以孫中山領導的南京臨時政府的失敗告終。
回憶還是要忘記
袁世凱堅持以北京為首都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經濟原因，主要是從政治考慮。但絕不是簡單的出於對革命黨的權力爭奪。
一 定都北京是維護國家領土統一的需要
現代教科書的觀點認為，中華民國（北洋），是辛亥革命勝利的結果。這種說法不全面。因為從法理上說，民國是清帝國政府禪讓的結果。
1911年武昌起義雖然引起了各省獨立的浪潮，但清政府理論上仍然是中國合法政府，並擁有北洋六鎮的精銳陸軍部隊和海軍艦隊，完全能夠撲滅起義。而"清帝遜位"（這裡不是褒義招魂）是清帝國內部協調，滿族皇權讓位於北洋代表的漢族地方督撫武力和經濟實力的結果。
但是，當時的中國並非簡單的大一統國家，而是建立在共同尊奉清帝為基礎的滿汗蒙藏聯合帝國。包括經歷了陝甘回亂的西北地區，也是建立在蒙古武力壓制和回族尊奉清帝基礎上的臣服。各族在北京都有自己的利益和代表，北京也是壓制統領這些領土地區的象徵。這一習慣從明朝起已經延續了數百年。
倉促改變是非常危險的。當時並沒有熱河.察哈爾.綏遠（今內蒙古）.青海，西康（後併入四川）等正式的省級行政建制。袁世凱堅持修改遜位詔書，並提出五族共和就是為了維持國家統一。否則按照孫中山的口號，蒙古新疆和西藏將會獨立，西北將陷入叛亂分裂。中國領土將不足600萬平方公里。
同時，北京靠近滿洲，蒙古，和陝甘，有利於壓制分裂勢力。使這些地區懾於北洋陸軍的武力而不敢分裂叛亂。事實上的威懾性，類似於明朝的天子守國門。反而南方是漢族佔多數的地區，沒有能夠大規模叛亂的少數民族聚集地區。領土完整性相對穩定。
蔣介石北伐後遷都南京，對北方的控制力也迅速喪失了。其後的中原大戰，蒙古獨立都與此有關。客觀上也為日本入侵製造了條件。
二 北京是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
1912年的中國，統治中心仍然在北方。雖然江浙的商業賦稅和湖廣的糧食已經十分重要，但北方的地位沒有改變。經過洋務運動的發展，京津冀，山東山西河南，集中了中國傳統穩定力量的精華。工業商業農業人力資源都要強於南方。至於上海廣州和武漢，其繁華源於租界，依賴於貿易，而非整體經濟。
可以說穩定統一的北方，足以作為統治全國的基礎，壓制南北分裂勢力。這是清帝國的遺產。穩定北京基本盤，是北洋系和全體漢族士紳勢力的必然選擇。而在當時，這些人是先進實力派的中流砥柱。袁世凱正式這些實力派的代表。
三 袁世凱本人的根基在北方
袁世凱本人是河南人，歷任山東巡撫，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但等職。其麾下將領多為北方人。北洋士兵基本上來自直隸山東河南。
雖然當時地方統治力量仍然是舊官僚和地主士紳。但相比南方錯綜複雜山頭林立的局面，北方是袁世凱穩定國家和自身實力的基礎。北方士紳也基本支持袁世凱。
南方派系由於群龍無首，本身只是無奈之下抬出革命黨，維持各自獨立掌權的地位。而革命黨自身，實際上只有廣州一隅而已。
說袁世凱本人為對抗孫中山，竊取革命果實而遷都北京，是過分抬高孫和革命黨。直到袁去世後多年的1925年，孫中山病逝為止。終其一生，孫中山也只能給北洋系找麻煩而已。直到蘇聯支持蔣介石發動北伐，中國的勢力版圖才徹底改變。但北方的張氏父子.閻錫山和馮玉祥實際上也還是北洋分裂後的殘餘實力派，並非以革命黨起家。
但是，自我分裂後的北洋，再也不具備維護統一抵禦外敵的能力了。
灰熊維克多
袁世凱在北京東安門被刺，但不是滿清所為，對於題主所謂南京安全？北京不安全？恐怕不是哦。
首先看一下刺殺案始末，1912年1月16日袁世凱於東安門大街被刺，三顆炸彈炸死炸傷20餘人，或許袁世凱還不到死的時候，其中最近的一顆是啞彈，袁世凱遂倖免於難，否則後果難料，這次行刺不是滿清皇族指使，而是革命黨人黃之蔭、張先培、楊禹昌等十餘人，其中三人承認行刺，但問及何人主使，楊禹昌三人至死不語，遂被殺害，其餘七人因證據不足而被保釋。值得一提的是，同年8月29日，三烈士遺骨遷葬北京西郊萬牲園，孫中山先生親臨致祭。首先刺殺袁世凱的三人都是漢族，其身份乃是京津同盟會革命黨成員，由此可見，東安門刺殺案與滿清皇室沒有關係。
或許這次刺殺讓袁世凱深深忌憚暗殺黨的厲害，同年2月，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緊接著，參議員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並請其儘快南下，宣誓就職。袁世凱假借種種理由，不願南下，當南京所派以蔡元培為首的歡迎使團於27日到達北京後，袁世凱一方面以高規格隆重接待，並假意表示自己極願南下，另一方面有暗中唆使親信曹錕於29日晚製造兵變，在北京內外焚燒搶掠，以此證明北方局勢不穩，自己不能南下就職，迫使南京方面同意其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由此可見，袁世凱對於不受自己控制的南京地區很不放心呢。當時，北京已經被袁世凱掌控，而南京是革命軍的地盤，所以，南京比北京安全並不成立。
至於袁世凱“包庇”滿清，通過研究袁世凱的一生就會發現，袁世凱“包庇”的並不僅僅是滿人，當然袁世凱矛盾的是一點也不聖母，在天津為了自己活命坑殺自己好兄弟就可以看出來袁世凱是多麼惜命，這一點頗有曹操風範，袁世凱的一生殺了很多人，但並不是濫殺之人，我想，這可能和李鴻章“身懷利器，殺心自起”的教誨有關。相反，袁世凱的很多選擇都是在保護滿人，同時也在保護漢人，從小站練兵袁世凱就已經暴漏了野心，手握北洋大權後就已經具備了暴力成功的基礎，然而，他卻卸甲歸田，選擇了“慢慢走，等等看”。當南方漢族被民族復仇主義煽動的時候，袁世凱力主五族共和，最終取代了“驅除韃虜”的思想，並獲得了同盟會大多數成員的支持，否則，必將山河破碎，生靈塗炭，擁有4萬萬人口的中國將會爆發世界史上最大的一次人道主義危機，各國列強會爭先恐後攜帶著“正義”的誠意插進來摘桃子，後果難料，袁世凱行事雖痞氣十足，但絕不愚昧，他看的比誰都清楚。我個人是比較欣賞袁世凱的，或許帶有主觀意識的偏見，對於袁世凱稱帝，我是比較理解的，因為袁世凱的總統做的太憋屈了，受國會議員掣肘政府辦事效率低下，讓習慣高效執行的袁世凱深感當時民主制度的悲哀，可惜，稱帝失敗，以至於眾叛親離，華夏民族的苦難由此揭開，何其不幸
窮哥與眾不同
地緣政治的因素決定袁世凱堅持北京做首都。
1，袁世凱天津小站練新軍，是起家的政治基礎。
2，袁世凱任內直隸總督，軍機大臣，各類人脈均在北京。
3，洋務運動使得天津經濟地位同比上海，廣州。
4，當時各國外交使團均在北京。
5，北京是明，清兩朝的政治中心。
6，清末的滿人基本上都是提籠架鳥的爺們兒，八旗兵早在咸豐年就沒了血性，連長毛太平天國都打不過。皇族自同冶連子嗣都沒有😭。袁世凱根本就不把滿人放在眼裡。
7，反觀袁世凱政治生涯待過的地方山東，天津，北京。根本就沒在中國南方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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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為滿清首都是保守勢力的大本營，袁世凱奪取大權前在北京苦心經營多年，勢力盤根錯節，袁黨對北京社會各階層都有深厚的影響力，雖然民國共和政體已經確立，但是在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廣大地區仍然處於舊官僚的統治之下，維繫社會運轉的基本規則依然基於前清時代的封建人身依附關係，作為從舊時代走過來的老牌權謀家，袁世凱無論如何也不會離開老巢單槍匹馬深入虎穴陷入南方革命黨人的包圍中。這也暴露了以孫中山黃興為首的革命黨人在政治上的天真
潑水大帝
這可能與太后的知遇之恩有極大關係，他二十三歲去過朝鮮，後又在天津小站練兵，新建陸軍，又出賣譚嗣同，大力鎮壓義和團等得到了慈禧，的重視，委以重任，成為清庭重中之重的成員，他的所有機遇都是朝庭給的，也可理解為報恩吧。(個人見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