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哥与众不同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按照原先“南北议和”的约定，孙中山宣布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将让位给袁世凯，革命党人与袁世凯之间最先发生的是定都之争。
各方势力主张
孙中山在辞职咨文中把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来就任作为他正式解职的条件，是想把袁世凯从他的巢穴北京调出来，置于南方革命势力的包围和监督之下，以防范其背弃共和制度。在1912年2月12日清帝尚未宣布退位前，尽管张謇、章太炎、袁世凯等人和一些报纸已在议论统一后的临时政府的地点问题，但它毕竟还没有提上正式议事日程，所以这个问题还没有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到孙中山正式向参议院辞职，推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同时规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地点时，定都问题立刻就尖锐起来。从2月中旬开始，至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在这段时间内，定都问题成了当时政治斗争的中心。
首先对定都问题作出强烈反应的是袁世凯。袁世凯对孙中山要他遵守临时约法和参议院颁布的其他各种法律章程，并不介意。但是，对规定南京为临时政府的地点，要他到南京来就职，却十分恼怒，立即于2月15日致电孙中山表示难以接受。袁世凯反对迁都南京并以“退归田园”相威胁的通电发出后，很快就得到了拥护袁世凯的各种政治力量和革命党中急于实现和平、把首都所在地问题视为“使成立联合政府的谈判获得胜利结果的唯一障碍”的那些人的积极响应。与此同时，章太炎以上海光复会总会的名义，分别致电南京临时参议院和袁世凯，反对民国政府设在南京，要求袁世凯即在北京“就职以顺舆情”。
在这场南北争都的论争中，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亦不甘落后。早在2月13日，黎元洪在给伍廷芳的电报中即提出：“组织正式共和政府招集南北各省代表预筹善后纲领，即以汉口为招集地点。”显然，这是企图以武汉作为南北统一后的临时政府的地点。2月14日，黎元洪致电袁世凯又提出筹组统一的中央政府，“集会之地，似以汉口为适中之地”，要求袁“速派定北方各处代表南来”。但袁世凯在2月15日给黎元洪的回电中却表示“尊论在汉口会议办法，窃虑缓不济急”。不过，黎元洪并未因此就放弃自己的主张。2月21日，湖北议会正式决议以武昌为国都。根据当时的形势，黎元洪也知道要实现他定都武昌的愿望并无可能。所以，他在2月27日《上大总统并各机关》中，虽然仍主张建都武昌，但又退一步说：“窃谓为暂时权宜计，必仍规定燕京藉消隐患”。
革命党人的分歧
袁世凯“退归田园”的威胁，一时并不能动摇孙中山要袁世凯南下就职的决心。2月17日、18日，孙中山分别以电、函继续动员袁世凯南来，同时电告袁世凯已派定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外交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长宋教仁、陆军部军需局长曾昭文、步兵第31团团长黄恺元、湖北外交司长王正廷、前议和参赞汪兆铭为欢迎员，偕同唐绍仪前往北京，专程迎袁南下就职。
在各方就定都问题激烈争论时，由革命党人主办的《民立报》在2月26日刊登社论，强调赶快建立起统一的民国是第一位的，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或北京那是次要的问题，为了扫除尽快建立统一的民国政府的最后一个障碍，就不必在这个问题上坚持定都南京，如果因为害怕定都北京易于为袁世凯所操纵，那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各种条件已决定了专制恶魔，已万难再活。《民立报》中的革命党人在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上，已公开地与孙中山唱反调。
朱瑞、姚雨平、柏文蔚、李燮和等南京军界的重要将领，也公开表示赞成北京为统一后的临时政府地点，与黄兴主管的陆军部持不同意见。可见，在南京临时政府内部，不仅在参议院，即使军队，在定都问题上也存在着意见分歧。再加上张謇、章太炎这些有影响的人物，以及当时几乎所有重要报纸都反对定都南京，主张定都北京，这就使孙中山、黄兴等人在这个问题上陷于被动的地位。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虽仍然坚持袁世凯必须南下就职的主张，但在统一后的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上有所后退。孙中山在2月22日的《复章太炎函》中说：“主南主北，各有理由，公等所持大都系永久之说，此自可俟将来国民会议之”。黄兴在24日也表示：“国都问题当由国会解决。临时政府为暂行统治权之机关”。南京临时政府在定都问题上让步得如此之快，曾使当时英国驻南京的领事伟晋颂感到惊讶。他说：“昨天(指2月21日)，我因事有机会见到外交总长，他表示毫不怀疑袁世凯将同意前来南京就任总统，但他已不再拒绝以北京为永久首都的意见一事使我感到惊讶”。
袁世凯的应对
以蔡元培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欢迎团到达北京，立即吸引了全国的视线，人们在密切注视着袁世凯究竟怎样对待这个欢迎团。这时袁世凯看到舆论多主张定都北京，形势对他极为有利，而他自己对如何对待欢迎团已胸有成竹，所以他颇有点泰然处之了。2月26日，欢迎团中的汪兆铭和唐绍仪先期到达北京，袁世凯组织了盛大的欢迎，“所过路均有军队夹道而立，火车站且有军乐队一班”。当晚双方见面，对南下的请求，袁世凯语带威胁的口吻，“答以若赴南以后，北方军队恐有猜疑而有破坏秩序之举动”。27日，欢迎团全部抵京。其实，迎袁专使这时与袁世凯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定都在哪里的问题，而是袁世凯要不要到南京就职的问题。
袁世凯除了当面向蔡元培等人表示反对迁都南京外，还要求英国公使朱尔典和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向欢迎团施加压力。袁的亲信蔡廷干在2月26日给莫理循的信中说：“唐(指唐绍仪)和汪兆铭将于今天下午大约四点四十五分抵此。你同汪非常熟，他可能毫不耽搁就去拜访你。我希望你能向他指出把政府迁往南京的危险，以及各公使馆将会反对迁都。”蔡在信中还说：“我认为约翰(指朱尔典)爵士和其他公使馆也应该同汪兆铭好好谈一谈不迁都的好处，一切都仰仗你了”。
袁世凯内心不但反对迁都南京，而且也决不肯南下就职，可是他在与蔡元培等欢迎专使会谈时，“始终无不能南行之语，且于此两日间与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留守之人”，似乎只是由于留守之人一时难定，才“行期不能骤定”。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打算南下的姿态，在欢迎团中造成很大的幻想，可是当他们准备陪同袁一起南下时，一场北京“兵变”的闹剧上演了。
北京“兵变”
29日晚7时30分，袁世凯最亲信的士兵和卫队，曹锟所属的第3镇发动兵变。他们在东城区东华门、王府井大街和前门一带纵火抢劫。乱兵们还持枪闯入欢迎团的住处，蔡元培等人仓皇逃到六国饭店。3月1日夜，乱兵们又在西城和北城焚掠，北京居民数千家遭到严重的损失。接着，通州、天津、保定亦相继发生兵变，洗劫居民店铺。于是，帝国主义各国纷纷调兵保护使馆，形势颇为紧张。
既然孙中山等人已经从主张定都南京的立场上后退，只是坚持要袁世凯南下就职，北京为什么还要发生兵变？这是由于欢迎团坚持要袁南下，使袁面对内心虽然反对，却难以公开拒绝的困境，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他就借兵变向孙中山和南方革命党人施压，以达到定都北京，并且不离开老窠南下就职的政治目的。此举本应受到谴责，但事实上他不仅没有受到责难，反而得到旧官僚、军阀、原立宪派人和一部分革命党人的进一步支持，列强也给予配合。兵变后，反对定都南京、支持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声浪更高了，有的甚至将兵变归罪于南京临时政府。
兵变后不久，袁世凯手下的段祺瑞、冯国璋等将领于3月4日发布通电称：“各方面观之，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同日，《时报》发表社论，强调“建都南不如北”，并责问南京临时政府是“建立一五族共和的大民国乎，抑将于清廷同尽乎？如不欲与清廷同尽也，则舆论之向背不可不默察”。次日，《申报》也发表评论，指责“南中新政府断不可苟徇一二人之私议邀袁南来”。3月6日，段祺瑞电催南京尽快宣布建都地点，并扬言“迟恐酿变”。次日，黎元洪也发布通电称：“时机万分危迫，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与此同时，许多省份的都督和民军的一些将领，如阎锡山、谭延闽、马毓宝、孙道仁、蒋尊簋、蔡锷、蓝天蔚、朱瑞、蒋雁行等人，也纷纷表态，主张定都北京。而继续支持孙中山、黄兴要求袁世凯南下就职者，在南方革命党人中只是少数。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在这场定都之争中，已陷于极为孤立的境地。
南京临时政府不仅受到来自国内的压力，还不断受到帝国主义的压力。北京兵变后，列强纷纷调兵入京，进行恫吓，又通过它们在中国所办的报纸散布种种如不让袁世凯组织政府、即将进行干涉的消息。这些消息更增强了对南京临时政府的压力，促使它终于不得不放弃要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要求。英国记者福来萨3月13日从南京写给莫理循的一封信中，谈到南京临时政府最后所以让步的原因时说：“改变态度的主要原因是害怕外国干涉。他们好像并不认为能控制住局势，他们也认识到再出一点乱子就会招来外国人，其后果可能是无法弥补的。此外，他们已经尝到过血腥钱的味道(他们现在发现拼命也难搞到钱)，他们也认识到，如果有了一个联合政府，双方团结起来，他们就可以继续弄到钱。因此他们屈服了”。这些说法，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北京“兵变”也使蔡元培等迎袁专使偏向了赞同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他们惊恐之余，一再上书孙中山和南京临时参议院：“培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谓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并提出根据“消灭袁君南行之要求”和“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两项主旨，来与袁世凯作最后的交涉。而这两项主旨，正是要害所在。孙中山如果同意这两项，就等于完全放弃他在2月13日向参议院辞职时所提出的三项正式解职条件中的两项。但是，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已处在那样被动的境地，难有转机。3月6日，南京参议院正式决议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10日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延续近一个月的定都之争，以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失败告终。
回忆还是要忘记
袁世凯坚持以北京为首都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主要是从政治考虑。但绝不是简单的出于对革命党的权力争夺。
一 定都北京是维护国家领土统一的需要
现代教科书的观点认为，中华民国（北洋），是辛亥革命胜利的结果。这种说法不全面。因为从法理上说，民国是清帝国政府禅让的结果。
1911年武昌起义虽然引起了各省独立的浪潮，但清政府理论上仍然是中国合法政府，并拥有北洋六镇的精锐陆军部队和海军舰队，完全能够扑灭起义。而"清帝逊位"（这里不是褒义招魂）是清帝国内部协调，满族皇权让位于北洋代表的汉族地方督抚武力和经济实力的结果。
但是，当时的中国并非简单的大一统国家，而是建立在共同尊奉清帝为基础的满汗蒙藏联合帝国。包括经历了陕甘回乱的西北地区，也是建立在蒙古武力压制和回族尊奉清帝基础上的臣服。各族在北京都有自己的利益和代表，北京也是压制统领这些领土地区的象征。这一习惯从明朝起已经延续了数百年。
仓促改变是非常危险的。当时并没有热河.察哈尔.绥远（今内蒙古）.青海，西康（后并入四川）等正式的省级行政建制。袁世凯坚持修改逊位诏书，并提出五族共和就是为了维持国家统一。否则按照孙中山的口号，蒙古新疆和西藏将会独立，西北将陷入叛乱分裂。中国领土将不足600万平方公里。
同时，北京靠近满洲，蒙古，和陕甘，有利于压制分裂势力。使这些地区慑于北洋陆军的武力而不敢分裂叛乱。事实上的威慑性，类似于明朝的天子守国门。反而南方是汉族占多数的地区，没有能够大规模叛乱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领土完整性相对稳定。
蒋介石北伐后迁都南京，对北方的控制力也迅速丧失了。其后的中原大战，蒙古独立都与此有关。客观上也为日本入侵制造了条件。
二 北京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
1912年的中国，统治中心仍然在北方。虽然江浙的商业赋税和湖广的粮食已经十分重要，但北方的地位没有改变。经过洋务运动的发展，京津冀，山东山西河南，集中了中国传统稳定力量的精华。工业商业农业人力资源都要强于南方。至于上海广州和武汉，其繁华源于租界，依赖于贸易，而非整体经济。
可以说稳定统一的北方，足以作为统治全国的基础，压制南北分裂势力。这是清帝国的遗产。稳定北京基本盘，是北洋系和全体汉族士绅势力的必然选择。而在当时，这些人是先进实力派的中流砥柱。袁世凯正式这些实力派的代表。
三 袁世凯本人的根基在北方
袁世凯本人是河南人，历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但等职。其麾下将领多为北方人。北洋士兵基本上来自直隶山东河南。
虽然当时地方统治力量仍然是旧官僚和地主士绅。但相比南方错综复杂山头林立的局面，北方是袁世凯稳定国家和自身实力的基础。北方士绅也基本支持袁世凯。
南方派系由于群龙无首，本身只是无奈之下抬出革命党，维持各自独立掌权的地位。而革命党自身，实际上只有广州一隅而已。
说袁世凯本人为对抗孙中山，窃取革命果实而迁都北京，是过分抬高孙和革命党。直到袁去世后多年的1925年，孙中山病逝为止。终其一生，孙中山也只能给北洋系找麻烦而已。直到苏联支持蒋介石发动北伐，中国的势力版图才彻底改变。但北方的张氏父子.阎锡山和冯玉祥实际上也还是北洋分裂后的残余实力派，并非以革命党起家。
但是，自我分裂后的北洋，再也不具备维护统一抵御外敌的能力了。
灰熊维克多
袁世凯在北京东安门被刺，但不是满清所为，对于题主所谓南京安全？北京不安全？恐怕不是哦。
首先看一下刺杀案始末，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于东安门大街被刺，三颗炸弹炸死炸伤20余人，或许袁世凯还不到死的时候，其中最近的一颗是哑弹，袁世凯遂幸免于难，否则后果难料，这次行刺不是满清皇族指使，而是革命党人黄之荫、张先培、杨禹昌等十余人，其中三人承认行刺，但问及何人主使，杨禹昌三人至死不语，遂被杀害，其余七人因证据不足而被保释。值得一提的是，同年8月29日，三烈士遗骨迁葬北京西郊万牲园，孙中山先生亲临致祭。首先刺杀袁世凯的三人都是汉族，其身份乃是京津同盟会革命党成员，由此可见，东安门刺杀案与满清皇室没有关系。
或许这次刺杀让袁世凯深深忌惮暗杀党的厉害，同年2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紧接着，参议员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请其尽快南下，宣誓就职。袁世凯假借种种理由，不愿南下，当南京所派以蔡元培为首的欢迎使团于27日到达北京后，袁世凯一方面以高规格隆重接待，并假意表示自己极愿南下，另一方面有暗中唆使亲信曹锟于29日晚制造兵变，在北京内外焚烧抢掠，以此证明北方局势不稳，自己不能南下就职，迫使南京方面同意其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由此可见，袁世凯对于不受自己控制的南京地区很不放心呢。当时，北京已经被袁世凯掌控，而南京是革命军的地盘，所以，南京比北京安全并不成立。
至于袁世凯“包庇”满清，通过研究袁世凯的一生就会发现，袁世凯“包庇”的并不仅仅是满人，当然袁世凯矛盾的是一点也不圣母，在天津为了自己活命坑杀自己好兄弟就可以看出来袁世凯是多么惜命，这一点颇有曹操风范，袁世凯的一生杀了很多人，但并不是滥杀之人，我想，这可能和李鸿章“身怀利器，杀心自起”的教诲有关。相反，袁世凯的很多选择都是在保护满人，同时也在保护汉人，从小站练兵袁世凯就已经暴漏了野心，手握北洋大权后就已经具备了暴力成功的基础，然而，他却卸甲归田，选择了“慢慢走，等等看”。当南方汉族被民族复仇主义煽动的时候，袁世凯力主五族共和，最终取代了“驱除鞑虏”的思想，并获得了同盟会大多数成员的支持，否则，必将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拥有4万万人口的中国将会爆发世界史上最大的一次人道主义危机，各国列强会争先恐后携带着“正义”的诚意插进来摘桃子，后果难料，袁世凯行事虽痞气十足，但绝不愚昧，他看的比谁都清楚。我个人是比较欣赏袁世凯的，或许带有主观意识的偏见，对于袁世凯称帝，我是比较理解的，因为袁世凯的总统做的太憋屈了，受国会议员掣肘政府办事效率低下，让习惯高效执行的袁世凯深感当时民主制度的悲哀，可惜，称帝失败，以至于众叛亲离，华夏民族的苦难由此揭开，何其不幸
穷哥与众不同
地缘政治的因素决定袁世凯坚持北京做首都。
1，袁世凯天津小站练新軍，是起家的政治基础。
2，袁世凯任内直隶总督，軍机大臣，各类人脉均在北京。
3，洋务运动使得天津经济地位同比上海，广州。
4，当时各国外交使团均在北京。
5，北京是明，清两朝的政治中心。
6，清末的满人基本上都是提笼架鸟的爷们儿，八旗兵早在咸丰年就没了血性，连长毛太平天國都打不过。皇族自同冶连子嗣都没有😭。袁世凯根本就不把满人放在眼里。
7，反观袁世凯政治生涯待过的地方山东，天津，北京。根本就没在中國南方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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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为满清首都是保守势力的大本营，袁世凯夺取大权前在北京苦心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袁党对北京社会各阶层都有深厚的影响力，虽然民国共和政体已经确立，但是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广大地区仍然处于旧官僚的统治之下，维系社会运转的基本规则依然基于前清时代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作为从旧时代走过来的老牌权谋家，袁世凯无论如何也不会离开老巢单枪匹马深入虎穴陷入南方革命党人的包围中。这也暴露了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政治上的天真
泼水大帝
这可能与太后的知遇之恩有极大关系，他二十三岁去过朝鲜，后又在天津小站练兵，新建陆军，又出卖谭嗣同，大力镇压义和团等得到了慈禧，的重视，委以重任，成为清庭重中之重的成员，他的所有机遇都是朝庭给的，也可理解为报恩吧。(个人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