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深圳地铁上，一名蓝衣男子一上地铁就开始指责几个坐在位置上的农民工，“你们是怎么爬进来的？你们身上都是细菌，你看你们像人吗？”男子的行为，引起周围乘客愤慨，在大家的指责下，最终自己下了地铁。
这让人不禁想起前不久发生的两则新闻：重庆一位农民工坐地铁时有座位却不敢坐，硬是蹲了13站——他怕弄脏了座椅招来白眼。在重庆825路公交车上，一名老太呵斥身旁风尘仆仆的农民工：“你穿得这么脏，就不应该坐公交车，应该自己走路回家。”
当看到这两则新闻，想必很多人会愤愤不平吧？对农民工皱眉、抱怨和呵斥，从浅层次看，是怕他们弄脏了我们干净挺括的衣服；是觉得他们身上散发出的汗臭味太熏人。从深处看，是因为我们是城里人，农民工是乡下人，天生不在一个层次上。再往更深一层看，是一系列制度设定所造成的巨大城乡沟壑，让一些城里人有了瞧不起农村人的“底气”。
30多年来，从“农一代”到“农二代”，农民工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建设城市、服务城市，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却永远只能是城市的暂住者。森严壁垒的户籍制度等等，把众多农民工挡在城外，这也让城市人更添几分优越与骄傲。不断拉大的城乡差距，让一些本已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在傲慢的城市人面前渐渐失去了自信。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9.2%，过5000万。这是一个哀伤的话题。在本该颐养天年、含饴弄孙的年龄，大批高龄农民工却不得不远离家乡，来到工厂甚至建筑工地，从事最苦最累的重体力活。高龄农民工为了更容易找到工作，有的持假身份证留在工地;有的不断地走进理发室将自己的白发染黑;有的甚至“靠吃肉补充体力获打工资格，哪家工地肉多就去哪。
但是他们有更多的选择吗？高龄农民工的背后，几乎都站着并不宽裕的家庭。因为年轻时不活泛，没有手艺或更好营生手段，年龄大了还得继续卖苦力谋生；或者因为没能让孩子上成大学并凭此改变家庭命运；或者因为孩子上了大学但找不到好工作家庭继续贫困。看到家庭并无见好的模样，看到家里人都缺钱，操劳大半辈子的农民不得以重新出山，虽然累一些，可总比眼看着家里人都缺钱没办法好啊。
没本事赚钱，不能帮子女忙，甚至有病，拖累子女，那还活着干吗？即使是一个有钱的农民工，他们的养老也会成问题，如果他贫穷，那就大成问题。农民工的养老必须依靠亲人，但基于现在的家庭结构，老年农民工很难有子女在身边。也许有人说，那他们的儿子不会赡养？不是农村所有儿子都不愿赡养老人，而是这些当儿子的人也活得不容易，他们当中很多人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抬不起头来，一个孩子读大学，多年的积蓄全花光不说，还要债台高筑；家里只要有一个人生病，全家人受穷。
每年春节过后，成千上万的建设者，抛下他们年幼的子女，从农村奔赴城市打工挣钱，养家糊口。父母哪能不希望孩子留在自己身边？但在冰冷的现实面前，这注定是不可能的。让孩子留守农村，是不得已的选择。孩子，这时就成了一棵棵野草。当青壮年都像潮水搬涌向城市，农村也在制造着仅存妇孺的空心化村庄。村庄的空心化既意味着抵御外界风险的能力在降低，这就自然给了一些有着不可告人目的者上下其手的底气与机会。留守儿童父母大多在外面打工，长期不在家，都是被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带着，女童因没有得到家庭的庇护和教育而易遭侵害。父母在远方，身边无爹娘，读书无人管，心里闷得慌，安全无保障，生活没希望——这是反映许多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状况的顺口溜。仅从安全保障的角度来讲，他们几乎没有防护能力，而监管他们的祖辈保护能力和精力都较弱，他们很容易受到伤害。
无力照顾父母，也无力自己的养老，更照顾不了自己的下一代，这就是当代农民工的命运。
中国至今未废止的户籍制度的存在，直至2005年，这一群体基本上没有工会组织、几乎没有任何权益保障，更不能享受因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农民工”成为这一制度之下特殊群体，也往往是城市被雇佣者中劳动条件最差、工作环境最苦、收入最低的群体，但与他们的辛苦相比，他们得到的权益和尊重却屈指可数，他们用心血甚至生命建造着这一座座的城市，他们每天早出晚归打扫卫生护卫环境，最脏的地方有民工的身影，最累的地方有民工的身影，他们是城市的建造者，就应该享有城市人有的一切权利和尊重。
没有农民工的努力，城市可能将没有高楼大厦，没有干净卫生，在农民工的付出和贡献下，我们应该去尽最大努力的帮助民工，让其子有学可上，让其家庭有钱可养，只有保护好民工的权益，才能体现真正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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