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而亡，與秦始皇對原六國王族和貴族過於仁慈與寬容有直接關係。秦始皇滅六國，對其王族和貴族並沒有大開殺戒，斬草除根，只是剝奪了他們的封地特權，使其成為帝國治下的普通編戶齊民。秦統一天下後，對原六國王族和貴族的防範，也僅僅是遷徙六國王族和貴族，或到偏遠之地，或到關中咸陽附近而已，真是網漏吞舟之魚。
亡秦者，首推項梁、項羽，非陳涉、劉邦也。然而無項梁以人脈、威信和智勇，首事聚眾，豪傑歸附，引領項羽反秦，項羽雖力能槓鼎、才氣過人，亦難成大氣候。正因為如此，項羽才有機會嶄露頭角，脫穎而出，並集各路諸侯，敗王離，降章邯，終滅秦。
然而，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秦始皇的仁慈、寬容與失策，在於以嚴刑峻法著稱的秦朝，卻使本應該受到鎮壓的項梁在社會上款渡如魚，廣聚人氣，暗蓄力量，伺機而動。《史記》載，項梁因罪被櫟陽縣逮捕，他動用關係網，請託蘄縣司法局長曹咎修書一封，與櫟縣獄椽司馬欣，將案子擺平，被無罪開釋。項氏一族，是楚國的名門望族，世代領軍，有功受封於項，建立封國。秦國東進，楚國後退，項氏一族避鋒東遷至泗水下相縣。公元前223年，項燕被秦將王翦圍困於泗水郡蘄縣，兵敗自殺。就是這樣一個曾經顯赫的危險家族的危險人物項梁犯罪後，蘄縣司法局長曹咎竟敢接受請託，櫟縣獄椽司馬欣竟敢徇私枉法，致使項梁逍遙法外，這說明朝廷尤其是秦始皇對舊貴族缺少應有的敵對意識，沒有嚴厲的監視、管控、連坐措施，也說明秦國基層法治不彰、吏治腐敗嚴重。對此，王夫之曰：“孰謂秦之法密能勝天下也，項梁有櫟陽逮，曹咎書抵司馬欣而事得免，其他請託公行，貨賄相屬而不見於史者，不知凡幾也。項梁楚大將軍之子，秦之猶忌者，欣一獄椽，馳書而難解，則其他位尊權重者，抑孰與御之，法愈密，吏權愈重，死刑愈繁，賄賂愈章，塗飾以免罪罟，而天子之權，倒持於椽吏。”
項梁曾在殺人，卻能帶著項羽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徭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一個危險分子殺人，官府本該揪住不放，趁機除掉禍根，卻讓他越郡而逃。官府為何不緝拿歸案，難道不怕連坐嗎？項梁在吳中更牛，是郡縣府上的座上賓，在地方大的徭役徵發、喪事祭祀等事情上，也常常被推舉為主持，還暗中用兵法那一套安排諸事項，弄得井井有條，人們都認為他很有組織才能，很佩服他。吳中縣的官吏政治意識太差、忠誠度太低。
秦始皇自以為天下一統，原六國王族和貴族死灰不會復燃，因此對其缺乏應有的警惕和嚴密的防範。其失策之犖犖大端者：一是重兵部署在上郡以北（30萬軍隊）、五嶺以南（55萬軍隊），內地僅首都咸陽有5萬禁衛軍，郡縣只有零星武裝，這種外重內輕的兵力部署，一旦發生大規模的叛亂，很難迅速平定，叛軍會形成星火燎原之勢，如此鹿死誰手難以估量。二是始皇沒有采納丞相王綰“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母以填（鎮）之，請立諸子”的建議。王綰並沒有反對在條件和時機已經成熟的秦本土等地實行郡縣制，只是擔憂燕、齊、荊地遠，“黔首未集附”，舊貴族殘餘勢力伺機作亂復辟，這是一個現實而緊迫的問題，需要暫行分封制，置王以增強國家對這些地區的控制力。史書記載，項梁、項羽、張良、魏咎、張耳、陳餘等，就在燕、齊、楚這些地區隱姓埋名，陰結黨徒，並與遊士廣通聲氣，伺機而動，以恢復昔日的割據局面。陳勝、吳廣大澤鄉揭竿而起時，這些地方的舊貴族殘餘勢力聞風而動，如項梁、項羽、景駒乘機起於楚，田儋、田榮、田假起於齊，韓廣等燕國舊貴人、豪傑起於燕，各種反秦勢力迅速合流，並不斷擴大，終致起義不可遏止。三是沒有采取嚴厲措施監視和管控原六國王族和貴族，堅決打擊和鎮壓王族和貴族的任何不軌行為，以及以武犯禁的遊俠，嚴懲失職瀆職的各級官吏。
當然，秦二世、趙高、李斯倒行逆施，殘賊天下，弄得天懟人怨，這是秦朝覆亡的主要因素。正如愛默生所說：“然而事實是，他早已是一隻漂流著的破船，後來起的這一陣風不過向他自己暴露出他流浪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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