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清華大學物理系部分師生在大禮堂前合影。
第1排左起：黃葳、周培源、趙忠堯、葉企孫、薩本棟、任之恭、傅承義、王遵明；
第2排左起：楊龍生、彭恆武、錢三強、錢偉長、李鼎初、池鍾瀛、秦馨菱、王大珩。
第3排左起：鬱鍾正、口口口、楊鎮邦、口口口、謝毓章、口口口、孫珍寶、劉慶齡；
第4排左起：赫崇本、熊大縝、戴振鐸、林家翹。這些師生中後來有11人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20世紀30年代，葉企孫在清華大學住所北院7號留影。
（上接B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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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危難之際挺身做“好國民”
國家危難之際，葉企孫以各種方式履行著自己的職責。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作為清華教職員公會會長的葉企孫與同人先墊付千元匯至黑龍江“犒勞衛國戰士”，後與翁文灝將兩人代理校長的兩月薪俸全部捐給“教職員公會對日委員會”。鑑於國防需要，葉企孫意識到引導學生學好科技才是重要的救國之計，於是在指導許孝慰、楊龍生的畢業論文時選擇與方位測量器相關的課題，用以在軍事上測定敵軍炮位所在；同時指導學生學習無線電通信技術，開展軍事技術訓練。他還指導研究生熊大縝以《赤內光線照相之研究》作為論文選題，並使用紅外照相技術拍攝了西山夜景、清華俯視全景，這項研究也可用於軍事，在國內屬首創，在國際上也屬前沿。
1937年冬，冀中軍區中共組織到平津尋找和動員可靠知識分子去冀中抗日根據地協助解決醫藥、通訊以及殺敵武器等方面的技術問題，葉企孫最疼愛的學生熊大縝去了。葉企孫不顧環境惡劣、漢奸與特務跟蹤的危險，毅然決定留在天津做熊大縝的後盾，親自投身秘密抗日活動，組織數十青年學生和科技人員自掏腰包為冀中提供所需要的物資和科技人員。為了購買炸藥和無線電收發設備物資，葉企孫用盡自己的積蓄和人際關係在天津暗中募捐，最後他不得不動用清華大學備用公款計2萬餘元。這批技術人員到冀中即製成氯酸鉀炸藥、電引雷管和地雷，多次炸燬日軍列車、橋樑，受到軍區首長聶榮臻司令員的表揚。這些事蹟因後來的電影《地雷戰》而家喻戶曉，但很少有人知道真實的當事人是葉企孫、熊大縝等人。
1938年9月，葉企孫在天津組織地下抗日活動被敵人發覺，隨時都有被逮捕的危險，他不得不離津乘船南下經香港到昆明。雖為羸弱書生，但葉企孫並不缺少勇氣，他本志於以科學、理性的方式創造一個更好的社會，但在外敵入侵之際沒有退縮，而是挺身而出，演繹了一場書生上馬擊賊的好戲。他不僅僅是位卓越的科學家、教育家，而且具有強烈的愛國精神和正義感，是個不言政治、內心卻充滿責任感的志士。
葉企孫還充分利用自己的專長，為國家發展各種尖端技術殫精竭慮。1929年2月，他邀請空氣動力學家馮·卡門訪問清華大學，以圖創辦航空工程專業，但當時這一遠見並未引起校長羅家倫的重視因而未能實現。後來他抓住機會派中國學生到馮·卡門門下求學。1932年夏，葉企孫又託在法國留學的學生施士元向他的導師居里夫人購進50mg鐳，裝配到趙忠堯的核物理實驗室供實驗使用，這是中國最早使用鐳做實驗。
1934年，葉企孫辭去物理系主任，籌劃建立幾個與國防相關的特種研究所，相繼建起了農業研究所、無線電研究所、航空研究所、金屬研究所，並指導師生在清華校內和南昌先後建造了風洞（1937年，在南昌建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風洞，比加州理工學院的風洞還大50%）。葉企孫憑藉自己廣博的知識和前衛的見識，精心挑選和配置各研究所專家，不僅為國防服務，也開創了中國大學科研與實際應用密切結合的先河，有機會有能力在國際前沿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對抗日戰爭和中國各項先進技術的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
除此之外，葉企孫和他的學生趙忠堯、王淦昌等人對核科技的追蹤更顯示出他是一個“好國民”。1945年，葉企孫的好友薩本棟得悉美國邀英、法、蘇、中四個盟國派代表觀摩美國6月30日的第一次原子彈爆炸演習，葉企孫的弟子趙忠堯抓住這個跟蹤原子能研究前沿的好機會，實地觀看了原子彈爆炸試驗，並根據自己多年的研究將目測數據記在腦海裡，並用薩本棟從國內秘密匯來的12萬美金加上自己秘密打工的錢購買原子能研究的關鍵零件設備。葉企孫則在國內追蹤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的信息，請求撥款購買原子核物理設備，與學生錢三強及其夫人何澤慧等人籌建原子能研究所。1950年8月底，趙忠堯終於完成了購買零部件的任務，將它們打亂裝進20多個箱子以迷惑檢查，幾經周折終於11月27日抵達香港回國。1955年，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是用趙忠堯帶回的零部件建成了中國第一臺加速器，從而培養了一批批年輕的科技人員。
1959年有人問王淦昌：在美蘇嚴密封鎖一切科技信息的情況下，中國自力更生實施“596工程”有沒有把握，王淦昌充滿信心地給以肯定回答。其底氣就在於葉企孫的多年經營。王淦昌與“美國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I.Robert Oppenheimer）都是M.Born同時期的學生，彭桓武30年代師從M.Born，程開甲與楊立銘1946年師從M.Born，黃昆1947年到愛丁堡大學跟M.Born做研究。葉企孫這些人才培養的籌劃為中國研製成功製造出兩彈一星奠定了科技人才基礎，使中國在上世紀60年代成為有重要影響的國家。
葉企孫是中國“兩彈一星”真正的鼻祖和奠基人，稱為“兩彈一星之祖”也不過分。陳芳允稱這位敬愛的老師“獻身科學，說得少、做得多，愛生知生；無私奉獻，為祖國、為人民，清白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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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失控之時依舊做“好人”
晚年葉企孫在磨難中的表現更能證明他是一個徹底的“好人”。作為熊大縝的老師，他曾陷入熊的冤案，被誣陷為特務，先後被揪鬥、關押、抄家、停薪、到勞改隊接受改造、關“牛棚”、含冤入獄。
自1967年8月起，葉企孫多次被勒令寫各種交代，但他堅持不說假話，保護清白的人。1968年 2月9日，有人逼他揭發錢三強，他寫道：“我對於錢三強總的印象是：他對工作是努力的，他的思想是比較進步的。”1968年6月28日，70歲的葉企孫被戴上手銬關進監獄，現存葉企孫在被關押期間留下“筆供”的材料表明他至少受過8次“正式”的連續提審，還有一份葉企孫手寫的11頁材料，每頁均有葉的手印，上蓋有一枚“1968年8月8日”的長章。8次提審記錄顯示，9月4日那天，從早上8：40到晚上10：10分，葉企孫一直在接受審問，精神和肉體均備受折磨。
筆供材料中，在寫到1930年他在哥廷根大學進修的一段時間時，他說：“那時，在哥丁（廷）根大學的中國學生很少；據吾回憶，只有一個叫曾省（曾炯之），是學算學的。吾不知道他現在在哪裡。”而事實上，他的得意門生王淦昌當時就在這所大學，而且葉企孫所聽的很多講座與課程就是王淦昌所上的課，王淦昌的兒子王德基後來提供的葉、王與曾炯之三人合影照片也顯示當時兩人的交往很密切。但此時正在從事秘密核武工作的王淦昌如果在葉的交代材料中出現，不只王淦昌將遭滅頂之災，中國的核彈事業發展也將受到重大影響。為了中國的未來，葉企孫選擇了沉默。
在獄中，他雖然有時也被迫“交代”了一些“罪行”，但仍保持一位偉大學人和科學家實事求是的氣概。有一次，提審人就一個他記不清的問題要他寫書面保證，他說：“我不寫保證和任何文字上的東西，我只能說我（記）不清。”提審人要他態度老實，他說：“我是老實的，我是科學家，我……，我是老實的。”
儘管受到許多不公的對待，他對自己的遭遇卻淡然處之。在葉企孫的生命快到盡頭之時，學生錢臨照去看他，發現他依舊在不斷地買書看書，訂購外文期刊，依舊時常和人談起他所喜愛的科學史和古詩詞。談到深情時，他取出《宋書》來，翻到范曄寫的《獄中與諸甥侄書》中的一段指給錢臨照看：“吾狂釁覆天，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他引此文來表達自己此時的心境。
但葉企孫的真實形象並未與其內在品質相稱地屹立於世人心間，葉企孫的名字依然是缺席的，只是葉企孫自己並不在意這些外在的聲名。有人問，經歷半生的沉浮得失，葉企孫為何還是如此坦白溫和地看待世人，不求理解，不加責問，沒有敵意呢？因為，他真正的敵人是愚昧與權勢。他的一生似乎在向人們昭示他早年寫在日記中的一句話：“向前直進，毋灰心，毋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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