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荣巷，无锡人实在是不陌生的。彼时的寻常巷陌，现在还能寻找到许多残存的老宅，多是经了风雨，泛着历史的印痕。其中有一幢保存良好的民国建筑，这便是大公图书馆—— —无锡第一家面向公众开放的私人图书馆，它的主人便是荣德生。
大公图书馆近影
荣巷的“大公图书馆”，就位于荣家转盘楼左侧的不远处，二层楼，式样十分简洁，典型的民国建筑风格。以今人看来，规模并不大，但世人难以想像的是，当时，“大公图书馆”却是无锡最大的私立图书馆，馆内古籍藏书远非当时的无锡县立图书馆可比。房子曾有部队驻扎，除外立面重新粉过外，建筑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
大公图书馆旧影
由于荣巷古镇仍处于修缮之中，尚未对外开放，“大公图书馆”自然也是大门紧锁。但这里已经没有藏书。荣德生去世三年后，也就是1955年6月，荣德生之子荣毅仁秉承父亲遗命，将大公图书馆藏书及荣德生先生多年收藏的珍贵古籍无偿捐赠给了政府，现藏于无锡市图书馆。
曾是无锡最大私立图书馆
时光回转至百年前，恰逢无锡民族工商业崛起之时，“兴学以教化民众”，也是当时本邑士绅在自身发展壮大之后反哺社会的风气。而荣家作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从1906年始，短短十年内，在荣巷及附近几个村庄，就办起了四所公益小学和四所竞化女子小学；从1919年至1929年，又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梅园豁然洞读书处和公益中学；1947年，更创办了包括文、理、工、农多种学科的私立江南大学。
历史将浓墨重彩留给了荣家在中国民族工商业史上造就的辉煌，于是，荣氏家族起步于一个普通小康之家的背景便往往被忽略。十五岁那年，荣德生便去上海通顺钱庄当学徒。多年以后，荣德生仍对自己当年“志学未能”、“不读十年之恨”抱有深深的遗憾。于是，荣德生兴学育才。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包括荣德生在内的诸多投入到民族工商业大潮中的无锡士绅，保有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人价值理想的原动力。
清代山东泰山徐志定的磁版印本《周易说略》，其独特的磁版印刷技术海内外稀见，国内仅有三部。
对于“大公图书馆”，荣德生从创办之初便对其有着清晰的定位——为设馆收藏书刊典籍，以免古籍沦亡；二为免费向社会开放，作为对办学的一种补充，为贫寒人家子弟读书求学提供另一条途径。这也正是图书馆取名“大公”的内在喻意。
大公图书馆自1912年开始筹办。在随后的一年中，荣德生开始大量购买书籍，他先是在上海购得《图书集成》一部，共一万卷；各种诗文集，约万余卷。他还认真研读《书目答问》，按照我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依目购办书籍。常有书贩前往荣德生处兜售书籍，只要是自家没有的，他必定是要买下来的。书籍的整理和采购等日常事务，则由荣德生的族叔荣吉人、荣鄂生兄弟俩打理。荣吉人也是大公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
至1914年，荣德生已购书五万余卷。此时，荣德生便在荣巷西面购买了二亩八分地，其中一部分备作竞化女校扩建之用，另一部分便用来兴建大公图书馆。1915年，图书馆动工，造新式房四十方、二进，内可藏书二十万卷。1916年10月10日，图书馆建成开放，内有藏书九万余卷。
“购存为大众计”
大公图书馆的先进之处，还在于馆内备有十二卷《大公图书馆藏书目录》。这是荣德生为方便读者查阅，请荣吉人、严筱兰先后主持，历时三年，编成的藏书目录，1921年10月刊印问世，为其书目写序之人有唐文治、侯鸿鉴、钱基博、孙毓修等人。这时，大公图书馆藏书已达三万余册，古籍117100多卷。
商务印书馆早期编审、著名藏书家孙毓修这样评价：“乡村之有图书馆，且有书目，则以大公为始矣。”由此可见，大公图书馆在中国图书馆史上的重要地 位。
但图书馆开馆后，读者寥寥。据当时的统计，第一年，每日尚有三四人前来看书，随后每况愈下，这令荣德生很是失望。为改变这种局面，他和荣吉人等多次商议，努力寻找吸引读者的办法。1932年，荣德生请朱梦华、殷彦恂主持，组织梅园豁然洞读书处的学生协助，选录馆藏典籍序跋二千五百余篇，分经史子集四部七十二卷，装订四十册，约二百多万字，编成《叙文汇编》，请吴稚晖题写书名，于1936年以“荣氏大公图书馆”名义，用木活字印刷一百部，供读者使用，并寄赠国内一些著名图书馆。
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公 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已达十八万卷，其中不少是元、明、清三代刻本、钞本或稿本，其数量之多、藏本品位之高，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无锡县立图书馆和国学大师唐文治执掌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对于荣德生而言，大公图书馆之重甚于他的企业。
1937年，日军占领无锡，荣德生避居武汉、上海。大公图书馆和他留在无锡的其他产业一样，遭到严重损毁。1945年，返回无锡的荣德生见此情景，内心悲愤难抑，写下“此种文化上之损失，实较企业上损失更严重也”的感慨。于是，抗战胜利后，荣德生又开始多方征集旧书，以抵补抗战中的损毁。至解放前夕，又有十余万卷，其中颇多先贤著作的初刻本、珍藏本、精刊本和手稿本，更胜于之前大公图书馆内所藏。
1947年创办江南大学以后，由于图书数据缺乏，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钱穆曾提议，将大公图书馆藏书交由学校使用管理，荣德生并未答应。但后来有不少书籍还是因教师借阅，归入了学校的图书数据室。其中有一部分，在1952年江南大学被撤并时，随同学校的其他设备一起，交给了苏州、南京、扬州、上海等地的一些新建高校。
对于大公图书馆，荣德生始终秉承着他创办之初的夙愿，“购存为大众计”，而并不仅仅只提供给在校学生阅读。如此也就不难理解，荣德生最后为什么选择将大公图书馆所有藏书捐赠给政府。
“其意诚而其志宏”
1955年6月20日，荣毅仁遵照父亲遗命，致函无锡市人民委员会(即市人民政府)：“先父德生先生在无锡荣巷创设大公图书馆一所，藏书近二十万卷，遗志愿将全部馆所及图籍捐献锡市，公诸人民。……”
无锡市图书馆收藏的荣德生赠书，古籍总量为8434部116280册。其中一部分为抗战以前大公图书馆收藏幸存下来的古籍，书上皆盖有“荣德生先生遗命捐赠”、“大公图书馆藏”两方印章的古籍；另一部分为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荣德生陆续收购的古籍，书上只盖有“荣德生先生遗命捐赠”一方印章，这即是荣德生准备在大公图书馆恢复时，“即以补充，抵抗战中之损失”的古籍。
这批赠书中不乏孤本、珍本，如元版《范文正公文集》、宋代著名四部大书之一《册府元龟》的明刻本、清代山东泰山徐志定的磁版印本《周易说略》(其独特的磁版印刷技术海内外稀见，国内仅有三部)等等。当年与大公图书馆馆藏图书一起捐赠的，还有71个木制大书柜，现在也陈列在无锡市图书馆内。
2008年3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无锡图书馆馆藏善本入选48部，其中45部为荣德生赠书。当时，全国共有二千多部古籍善本入选，大公图书馆作为一家私人图书馆，独占其中2%的比例，这是相当惊人的。
当年，荣德生本着“无我之旨”，耗费巨资购书买地盖房办图书馆，引来众人不解。而唐文治一句“其意诚而其志宏矣”，已然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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