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权力

郑永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权力

在讨论了传统社会的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现在可以讨论当代中国的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了。不过,令我们非常惊讶的是中国传统的根深蒂固和强大。即使从孙中山先生发动的辛亥革命算起,到现在也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了,但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竟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仍然可以用分类传统知识分子的方法对当代的知识分子作分类。我们可以发现,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的本质没有变,但名称和内容则有变化。

我们仍然可以把当代知识分子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类。根据前面的顺序,我们先来看体制外的那些对权力不感兴趣的知识分子群体。传统上,这个群体是道家。当代中国也存在着“道家”,他们对知识感兴趣,自愿边缘化。不过和传统“道家”不一样,除了在宗教意义上的当代道家外,这个群体的很多人关注社会现实。不过,这个群体不大。下面会强调,商业化已经完全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生态环境,传统道家所拥有的生存环境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指出这一点只是想说明,知识分子里面也有对权力不感兴趣的群体。(当然,他们是否能够创造知识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内。)

体制内依附型知识分子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主体。这个群体传统上是儒家,但现在则比较复杂。这里有几个变化。第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传统儒家里面的“规范”“忠诚”派已经接近消失。传统儒家有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尽管人们可以批评说“忠君”和“爱国”应当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君”并不是“国”呀!但这个思想太过于现代,因为无论中外,历史上的很长时间里,人们把两者是等同的,即“君”就是“国”,至少“君”代表“国”。实际上,在一些忠诚的儒家那里,这两者也是有区分的。有时,儒家对“国家”的忠诚连“君”也接受不了。说真话是有很多代价的,一些儒家为了“国家”而批评“君”导致生命的丧失。这里,不管是为了“君”还是“国”,很多儒家的忠诚是绝对的。从秦始皇帝的“焚书坑儒”到毛泽东的“反右”,长达数千年,儒家的这种忠诚精神从未消失。这也就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所说的“良知”。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非常重要。传统中国的王权所受的制约不多,由知识分子的这种“良知”所产生的道德对帝王的影响算是相当重要的。正因为如此,这些忠诚者(“忠丞”)一直为后人所尊敬和仰望。

但是,这种知识的“良知”在很快消失。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外在世界的无穷的压力和诱惑。传统上,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压力和诱惑只来自权力。物质和经济利益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即使有,但也不具实质性。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里,知识分子把自己放在了第一位。所以,人们称知识分子为“清高”,也就是说,他们和经济利益不是一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是知识分子的信念。那么现在呢?现在的知识分子面临权力和物质利益双重的压力和诱惑。中国知识分子在数千年农业社会里一直坚持的“良知”精神在现在商业革命的冲击下很快就解体了。失去了这个“忠诚”的群体,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里面只剩下“依附型”知识分子了,要不依附权力,要不依附利益。

体制内依附型知识分子现在也很复杂。传统上只有儒家这个群体,但现在有很多群体。依附类型的多元化至少有两个条件。首先是当今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利益多元化了,掌权者需要相应多元的支持和依附者。其次,这也说明了权力这方面正统意识形态的衰落这个事实。儒学是传统王权的意识形态,数千年不变。但是今天的政权已经没有像儒学那么强大的意识形态了。在此情况下,掌权者就会到处寻找多元知识的支持,什么有用就借用什么。所以,即使是“依附型”知识群体中,不同的次群体之间是互相矛盾,甚至互相冲突的。

那么,各个次群体拿什么来依附和支持权力的呢?

简单地说,有二。一是从西方输入的知识,二是从中国传统承继的知识。输入的知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版本的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民族主义等等。承继的传统知识主要还是儒家学说。在改革开放之后儒家学说有了很快的复兴,主要体现在所谓的“国学”运动中。无论是西方输入的还是传统承继的的,都是为现存政权辩护的。当然,人们很容易发现这两者之间的深刻矛盾。不管怎样,这两者都希望自己能够影响权力,并且成为权力者的意识形态。辩护者对他们所持学说的信仰并不亚于欧洲中世纪教会对宗教神学的信仰。

那么,体制外的权力反对者又如何呢?应当再次强调的是,反对权力者也是为了权力。那么,问题是这个群体拿什么来反对权力呢?实际上,和“依附型”群体一样,这里面也有两个次群体,一是输入的西方知识来反对权力,二是拿中国传统,主要是儒家传统来反对现存权力。

其中,第一个次群体是主流。清末以来,中国传统类型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西方类型国家所击败。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对中国传统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们开始从西方寻找“真理”。“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所谓“百家争鸣”。但所有这些百家都是从外国输入,没有一种属于中国自己的。当然,当时也有知识分子坚持中国传统,但并没有占主导地位。各种外国的主义在中国互相竞争,非常激烈。早期,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很显然西方强大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五四运动”把西方的成功概括成为“德先生”(民主)和“塞先生”(科学)并不难理解。但是,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自由主义在竞争中退出,胜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外在的条件和一个内部条件。外部条件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俄革命的成功。在当时中国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表明西方自由主义的失败,西方资本主义的失败。而苏俄革命的成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功。因此,知识分子很快就转向后者。内部条件就是在象中国那样的落后国家要实现西方自由主义制度并没有什么现实可能性。很显然,西方制度是西方社会经济数百年发展的产物,很难移植到其它文化。

自由主义并没有演变成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但西方的价值则生存下来。除了蒋介石时代也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掌权者试图恢复中国传统(也就是新生活运动)之外,在中国的土地上历来是各种外国观念的竞争。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掌权者的意识形态之后,西方自由主义就成为其竞争者和反对者。不过,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观的人和传统儒家的思维有惊人的一致性。上面已经提到,依附性知识分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来论证政权的合法性。同样,反对者也试图把西方自由主义上升为一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来论证政权的不合理性。我们可以说,中国并没有自己的马克主义列宁主义者,中国也没有自己的自由主义者,中国所有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和西方自由主义者。在批判者当中,也有人试图把西方和中国传统两者混合在一起,例如儒家和西方自由主义。

很显然,和“依附型”知识分子一样,反对权力的知识分子也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就是上面所强调过的,两者都是为了权力,非常类似于执政党和反对党一样。反对权力的目标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自己拥有权力。第二,反对者也同样不是解释事物的知识体系。他们对解释世界并不感兴趣,他们的兴趣在改造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是知识产生者和拥有者,二是知识的使用者和应用这。第三,公平地说,和“依附型”知识分子一样,反对者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目标也是建设一个他们想象中的国家。不过,他们的知识想象并不是基于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和理解,而是借用业已存在的知识想象。不同的主义就是他们从各种借用来的知识体系中所作的想象。第四,也和“依附型”知识分子一样,反对者同样是是各种说教。他们用各种西方的价值或者道德来评判人、制度、文化。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但有巨大的动机来批判现实。我们上面所举的“医生看不好病人的病就说是病人生错病了”的例子非常适合这个群体。我在另外的场合也使用了橘子和苹果的例子来分析这个群体。如果说西方是苹果,中国是橘子,那么这些人就是用解释苹果的理论来评判橘子;橘子哪些地方不像苹果,那么就说橘子错了。当然,他们批判橘子的目的就是要把橘子改造成为苹果。

在西方,尽管也有为权力辩护或者反权力的知识分子,但其主体是那些解释事物和世界的知识分子。中国没有这个以解释事物和世界为使命的知识群体,因此知识分子如果要得到权力,那么就会倾向于求助于权力。依附权力和反权力者因此具有同样的思维和行为逻辑。

郑永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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