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姬姓，孟氏，名轲，邹人（今山东邹城）鲁公族孟孙氏之后。（孟子字号在汉代以前的文献没有记载，但魏晋之后有子车、子居、子舆三个不同的说法和记载，或系后人所撰，现已无可考证。今流传最广者为“字子舆”。）
《汉书•楚元王传赞》说：“自孔子殁，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话虽这么说，但孟子的地位从汉至宋代并不很高，自中唐的韩愈所著的《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思想正朔的人开始，孟子的地位才开始上升，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而直到明景泰二年，孟子嫡裔才被封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八品），子孙世袭。这和孟子思想之伟大，是完全不相匹及的。
考亚圣孟子之说，其最大贡献，应该就是关于人格教育的学说，这个学说的原理虽源自孔子，但是较孔子更加完密而系统化。孟子思想中的“仁政”本乎“仁心”，并因之有一套完备而系统的理论，即儒家著名的“性善说”。他认为人性本善，因为人性隐藏着四种与生俱来的特质：仁、义、礼、智，即“四端”，也就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而人之所以有这四端，正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地方，因此就应该对此发扬光大之。发展此四端，就是“尽性”，尽性修养既久，就会养成“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凡具有浩然之气的人，便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而这种大丈夫就是个人人生之修身的最高目标。
孟子的政治思想继承了孔子“仁政”之说并发挥之，即，把“不忍人之心”扩充到政治精神中去；其政治措施，概而言之就是“养民”。在亚圣的论述里，“民”是社会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神器与之相比则是次要的，而至于君主，则更是最为轻微的存在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民众，这是一切组织的组成者、存在之本。或者换句通俗的话：先有个人才有国家。“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由是而知，至少自孟子始，中国古典的民主理论已然完备。我们要知道：孟子是这个地球上第一个明确指出，统治者的权利来自于民众的授权的人。
那么怎么样才是“仁”呢？孟子概况为：一、亲亲。孟子主张统治者要“与百姓同之”，“与民同乐”。第二、用贤良。“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明其政刑。”第三、尊人权。孟子公开提出 “民为贵”、“君为轻”的口号，提倡在一定的范围调和统治者和民众的关系。第四、同情心。要求统治者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来推己及人。只有这样做便能得到民众的欢迎和拥护，从而达到“无敌于天下”。第五、“吊民伐罪”、“诛一夫”，也是仁，而且是最大的仁！
孟子要求对一切残民以逞的“残贼独夫”进行严正的谴责，力图把现实的社会发展到“保民而王”的政治轨道上来。
这个思想脉络、或者说体系，在《孟子》里是非常清晰的。
这位伟大的亚圣勇敢直言，从“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的“君臣名分”处开出了千古不朽的新“外王”之方，在“恭敬”二字上做足文章。他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君不能谓之贼。”孟子认为，君臣关系就是要相互尊敬：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正是站在这个基础上，孟子发展了孔子思想为中国文化贡献出民贵君轻的民本学说。他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君可放”，唯须有“伊尹之志”，“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君可易位”，如果君主有大过而面对贵戚之卿的劝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就这么简单。如果一个君主没有养民、卫民的能力，还不接受劝谏，“君可去”。但是，如果当一个君主已经成为残贼之独夫的情况了呢？孟子说的更直白：君可弑。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可见社会上，一切不仁不义不正，全由领导者负责。这就是孟子清晰而直白的政制观。时隔两千余年，依然不喾于天籁之音。在孟子的心目中，你做臣子的，就是要坚持原则，尽职谏言。按现代的语言来说，孟子说的这些，其实就是一个政治上的责任论。在官位上认定君主和臣子的职分和责任。“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两千年来，霸道和暴君之所以不能长久存在于中国，就是因为他们的“政统”受中华“道统”的制约且影响巨大。所以，历代的君主对于圣贤之教，不敢不奉为大经大本。
孔孟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础，更是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回答日本记者时说：“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1956年，蒋经国在《我所受的庭训》一文中深情回忆 ：
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父亲说：“孟子文章之好，异乎他书，你如将来要做好文章，必须熟读孟子。”父亲还特别提示我注重下列几段文字：
（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富，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奔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二）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三）天之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读史至此，我们足见孙蒋所议独到，惟精惟微，发人深省。
笔者一直认为，孟子对于中华精神中“浩然正气”和“君子风骨”的大气象和大格局之树立，应该是首屈一指的。而这个大气象和大格局，更早已溶于这个民族的血脉之中。在战国时代那个紊乱的情形下，孟子始终为人伦正义、为传统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号，绝不因个人的际遇和环境的变化，而有丝毫的改变。完全可以这么说，一部《孟子》道尽了、自上古就有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公天下政治思想。究孟子一生，正是为恢复这个共有共享的公天下而奔走呼号，这个精神和主张，何其伟大？！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纣也。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些话，相信任何一位九五之尊的“今上”都会非常不爽。所以当后世的朱元璋读到《孟子》“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 贵戚之卿，谏不听，则易位”时，勃然大怒：“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 一句话说清了朱元璋对孟子的反感，当即下令撤销孟子在大成殿的四配资格。并把《孟子》之中关于“反动”的言论悉数删除，达到他眼中的“洁本”才罢休。并同时放言：“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但当时的刑部尚书钱唐，却立即针锋相对，也公开扬言：“臣为孟子而死，死有余荣”！并让人抬着棺材，自己袒露胸膛，视死如归、直入朝堂。
历史上人们用“虎狼之师也”来形容秦始皇的军队；而蒙元的开创者成吉思汗则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每攻略一地，多采用极其残忍的杀戮手段。遇有反抗激烈的，攻下此地后多采用屠城手段，甚至毁灭整个民族和国家。蒙古大军就是用这样的凶暴行为横扫整个欧亚大陆，在欧洲、西亚、中亚、东亚建立了众多由成吉思汗的子孙控制的、近于奴隶制的政权。现在仅根据史料记载，看看当时蒙元在中国的规定：（一）“杀蒙古人的偿命，杀中亚人的罚黄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折合二两银币），而杀死一个汉人，仅缴一头毛驴的价钱以补偿”。（二）蒙古人依靠残暴的基层组织，达到控制和彻底奴役人民的目的。他们将二十家编为一“甲”，有蒙古人充当这二十家的奴隶总管，称为“甲主”。可以说，这二十家就是“甲主”的私有财产，他爱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在这里，汉人男子是“甲主”的劳动机器，汉人女子则是“甲主”的淫具。篇幅所限，此类史料在此仅列举这两条。对于蒙元的暴政，历史记载的很清楚。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赵宋是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开明朝代，宋代实行中央集权，但君主权力受到了较大的制约，大臣——特别是枢密院的官员们（挂宰相衔）——对皇帝形成了有效的制约。在宋代，皇帝的诏令没有宰相副署是不能形成效力的，宰相还经常将皇帝的诏令退回重拟。按现在的语言来说，宋朝已经行成了一个虚君共治，这更是儒家“仁政”的具体体现。宋代的文明成就，不仅体现在政制上，其经济地位之高，在世界史上也是最高的：其生产占当时世界的70%。宋朝不搞文化高压政策，不搞文字狱、八股文，也不对“异端” 实行打压。你看宋代的那些个范仲淹、司马光、苏轼们，他们不管是得罪皇帝还是政治对手，顶多是贬谪， 而没有被杀。宋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得最有尊严的时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一个时代。
赵宋相比起蒙元，这就是文明和野蛮的区别。在儒家看来，这就是“仁爱”和禽兽的区别、这就是“王道”和“霸道”的区别。南宋景炎二年（1277）八月，蒙古铁骑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南宋督府军在蒙古铁骑猛烈的冲击下，惨淡收场，文臣武将或牺牲，或归降，文天祥一家只剩下老少三人。虽然文天祥受着国破家亡和妻离子散的巨大打击，但没有动摇其抗蒙意志。他带兵入粤，在潮州、惠州一带继续抗蒙。祥兴元年（1278）十二月二十日，文天祥不幸在五坡岭被俘获。他吞药自杀守节，但药力失效，未能殉国。崖山战役后，文天祥被俘并最后被押解到元大都。至元十九年（1282），忽必烈问大臣：“南方和北方的宰相，谁最贤能？”群臣奏称：“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忽必烈下谕旨，拟授文天祥高官显位。降元的宋臣王积翁等写信告诉文天祥，文天祥回信说：“管仲不死，功名显于天下；天祥不死，遗臭于万年。”王积翁见他如此决绝，遂不敢再劝。不久，忽必烈又下令优待文天祥，给他上等饭食。文天祥告之：我不吃官饭数年了，现在更不吃。忽必烈召见文天祥，当面许他宰相、枢密使等高职，又被他严辞拒绝，并掷地有声正告忽必烈：“但愿一死！”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初九，山河顿即改色，日月为之韬光。一代英雄文天祥宁死不屈、从容就义、壮烈殉国。
而和文天祥同时代的陆秀夫，和文天祥一样，面对夷狄、面对蒙古铁骑的入侵，士子风骨、傲然于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1279年2月的宋、元最后一场生死决战、就是历史上以悲壮激烈着称的崖山海战中，面对元军攻破船阵、大势已去，陆秀夫跪对幼帝赵昺说：“陛下当为国死!”言罢，抱起腰系玉玺的九岁小皇帝，缚在自己背上，纵身蹈海。崖山一仗，宋军战死及蹈海死节者达十多万人。孟子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宋代的皇帝即使逃离到海上，还有那么多人跟随保卫、一路追随。这正是仁政和王道的化育使然。文天祥陆秀夫们的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像入侵者的低头，正是孟子“浩然之气”的一脉相承和儒家“知行合一”的具体解读，更是中华文化、民族精神的一种大气象、大格局。当蒙古军横扫欧亚各国,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时候，只有看似孱弱的南宋顽强的与蒙古打了半个世纪的战争。这中间，是什么在起着支撑作用？这正是道传一贯的中华文化、中华精神。“彼君子者，内而养吾浩然之气、外而救民倒悬之中”。历史上像这种饱受儒家文化浸润的英雄们太多太多了：岳飞，韩世忠，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史可法，阎应元，陈明遇，冯厚敦，夏完淳，张煌言，钱肃乐，沈宸荃，陈子龙，李定国，刘文秀，郑成功，张同敞，孙承宗，袁崇焕……，莫不如是。所以说这些彪炳千秋的仁人志士们，不但谱写了中国历史上灿若星辰的伟大篇章，更是对孟子的“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以德行仁者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这些话的具体诠释。
难道和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他们是愚忠吗？我看说这话的人，连最基本的文明素养都不具备。文天祥陆秀夫们，他们“忠”的不是一己之君，他们誓死捍卫的是中华文明、中华道统！“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中华民族珍视道统甚于政统，政统可断，而道统不可亡。历代治乱兴亡，总有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不乏“朝闻道夕可死矣”之勇气，不乏“士可杀不可辱”之节操，道统始终一脉承袭传承有序。反观两千年历史，这个民族，假设没有这种君子、这种英雄、这种人格，能幸存于此吗？这是极其简单的道理。
閱讀更多 闕里書院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