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吳幼雄 (泉州歷史文化中心)
2013年11月至12月，我們對泉州市區、德化、永春、安溪、南安、惠安、泉港區和臺商投資區等八個縣、市、區進行忠義崇拜社會調查。在調查過程中，我們發現泉州古代儒學忠義倡導與忠義崇拜的歷史因緣，以及它們先由政府倡導，逐漸轉變為民眾自發的忠義崇拜的現象。
儒家忠義倡導與民間忠義崇拜是閩南文化精神層面的重要內容之一，它為歷朝所倡導，對政權穩定起過重要作用，特別是越多內憂外患之秋，忠義倡導與忠義崇拜就越被特殊地推崇。因此，這也是今日我們研究這個問題的歷史意義。本文圍繞泉州通淮關岳廟和永春五里街儒林裡義烈祠的歷史和現狀進行分析，揭示儒家倡導忠義與老百姓忠義崇拜的同一目的和歷史繼承。
一、宋代忠義倡導與社會背景
（一）宋代忠義倡導的社會背景
在中國歷史上，大凡內憂外患嚴重之時，為對付危局必倡導忠義，大樹死於國事的忠義之士，為其立祠祭祀，優卹其家眷，甚至希望這些忠烈在其為神、為厲之後，依然助朝廷擊賊，目的是“所以勸臣子，勵風俗也”。一方面對“臣子”，即官員，勸勉也；另一方面對民眾，勵治民風也，目的十分清楚。
宋政權南渡，僅剩半壁江山，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浙江、福建、廣東沿海海盜猖獗，開禧（1205—1207）以來，“戍卒生還者鮮，舟楫蕩不復存。於是軍備空虛，軍政廢壞，有識之士共所寒心。”嘉定十一年（1218年），“近者，溫（州）明（州）群盜，窺見單弱，萌侵軼之志”。南下福州延祥寨、興化軍蓼寨及於崇武沿海刧掠；潮（州）、惠（州）海盜則沿漳州沙淘洋、同安管下料羅（金門）海心、晉江管下水澳（永寧）、圍頭海心北上劫掠。
同時福建陸路群盜烽起。紹定三年（1230年），“環地數百里，莫非盜矣。汀（州）之諸縣最先破，未幾，蔓延於邵（邵武），而浸滛於劍（劍州）。既陷將樂，窺延平甚急”。又山賊“嘗破龍巖、長泰，而次及於永春、德化，乃經行已熟之路，漳、泉有警，則自莆（田）至福（州），皆動搖矣。”形勢岌岌可危，發動群眾捍衛政權，便成為當政者首要任務。
（二）宋代倡導忠義
宋代推崇北宋泉州人忠義典型人物——蘇緘，以倡導忠義精神，事蹟如下，雲：
蘇公之守邕（今廣西南寧）而捍寇也。其子曰：家可徙乎？公曰：不可。父老曰：城可棄乎？公又曰：不可。卒奮其力以戰，力不繼，死之，其家殲焉。
而萬曆《泉州府志》卷十六（人物誌上之下，列傳，宋）和乾隆《泉州府志》（宋·忠義）記載蘇緘忠義事蹟尤詳，雲：
熙寧初（1058年）進加京使廣東鈐轄，知邕州，充皇城使。交（州）寇陷欽、廉，乘勢逼邕（州），破四砦。緘閱郡，得羸卒二千餘，選士乘舟逆賊……外兵無一至者，被圍四十二日……緘猶領傷卒馳騎，戰愈厲而力不敵。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治，殺其家三十六人，藏於坎，乃縱火自焚。賊至求其屍不獲，城中吏民被屠者五萬餘人……神宗聞緘死……嗟悼……嘆曰：可惜，蘇緘近世忠義之臣，罕見其比。贈奉國軍節度使，諡忠勇。賜郡城甲第上腴田十頃，聽其家自擇。以子元為闔門祇侯，召對便殿諭之曰：邕州賴卿父守禦，桂象皆得保全，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捍江淮，較之卿父不能過也……子孫與緘同死者，皆褒贈。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皇城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祠之，元祐中（1086—1094年），賜額懷忠。
宋代泉州知州真德秀對蘇緘忠義行為申諭雲：蘇緘“卒奮其力以戰，力不繼，死之，其家殲焉”。蘇緘“非惡生而嗜死也”，究其忠義殉節原因，是“吾受君之祿，以榮其身，以及其家。臨難而恤其私焉，是孤吾君也。為人臣而孤其君，是犯天下之大戒也”。進而得出結論：“故恩之當報，不以存亡貳其心；義之當殉，不以生死易其節。”最後，導出創建蘇緘祠原因，是“盡節於官守，其不愧蘇公也。必矣，此泉之士，當朝夕勉焉者也。奉而祠之，且刻其事於壁者。”且雲：“蘇公之於君，忠極者也”，“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忠之極也”，“蘇公以忠節顯，祠之所以勸臣子，勵風俗也”。
宋代對忠義的要求是分層次的。對象是食祿的官員，如蘇緘，他們“受君之祿，以榮其身及其家人”是第一層次；對象是一般民眾，忠義則另有要求。然泉州太守真德秀為了打破忠義的層次之分，拔高對民眾忠義的要求，繼續申諭道：“夫忠之為義，先儒以中心釋之，又以盡己言之。蓋本諸心而無偽者，忠也；發乎己而必盡者，亦忠也”。真德秀以“中心釋之”，“盡己言之”涵蓋忠的範圍，即所謂“聖賢之言忠，不顓於事君。為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宋儒真德秀如此闡釋“忠”，就把過去所謂“事君者，必得位而後可也”的官員必須遵循行為，擴大到“為人謀”、“於朋友”、“事親”、“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等無所不包的社會各層次民眾。當然，與蘇緘一起為皇朝而戰死的士卒、百姓，都是為忠節守義而死，所以必須建祠以祭祀，且刻石立於壁，祀於府學，祀於通衢，“使人悚然自悟，以失本心為恥”。
綜上所述，宋儒泉州知州真德秀祠祀蘇緘忠義烈士，其目的在於“勸臣子，勵風俗”，要求民眾以忠死之士為榜樣，效忠朝廷，甚至希望蘇緘殉職以後成為神明（前文“蘇皇城帶兵來報怨”），下級將士死後“為厲以擊賊”，即於陰陽兩間都忠於朝廷，繼續為朝廷擊賊。這是宋代完整的激勵忠義死國事的機制。
二、明代忠義倡導與社會背景
（一）明代忠義倡導的社會背景
明正統年間（1436—1449年），閩北建州人鄧茂七攻陷光澤、邵武、順昌、尤溪、延平和閩西汀州、上杭，以及泉州之德化、永春。正德年間（1506—1521年），廣東盜陷漳州、南靖、長泰、安溪、永春、南安、晉江。嘉靖元年（1522年），廣東、汀、漳盜流寇安溪、南安、德化、永春，“知縣柴鑣率民兵御之……二年元日，賊至自德化，掠永春，官兵邀之……三年冬十月，廣東、汀、漳盜復寇永春，初四日知縣柴鐮敗之於高坪。”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自福清海口入寇。三十七年，倭掠安平，陷福清、南安。三十九年，倭陷仙遊、永春、安溪。四十年（1561年），倭自漳州掠同安，劫晉江、南安。總之，明朝中後期福建內地山區盜賊與沿海倭寇的掠奪烈度，尤甚於宋代。泉州地方官大力倡導忠義精神，發動鄉民以唐朝張巡、許遠為榜樣，武裝抗拒盜賊與倭寇，並對戰死者立祠祭祀。其典型者首推嘉靖四年（1525年），永春知縣柴鐮創建義烈祠（又稱邀祠），祀嘉靖元年至三年（1522—1524年）死於戰事的永春鄉兵。
（二）永春知縣柴鐮創建義烈祠
柴鐮，浙江台州臨海人，嘉靖元年至四年（1522—1525年）知永春縣。率鄉民邀賊（迎擊賊），凡十一戰，陣亡鄉兵35人，縣令柴鐮創建義烈祠祭祀。由明朝給事中史於光撰碑文，南京吏部考功司陳琛書丹，同進士行人司行人張嶽篆額。碑立於永春縣五里街儒林裡義烈祠西壁，白花崗岩雕成，楷書，碑高202、寬92、厚16，座長120、座高20、座寬20釐米。碑額左右各陰刻獸面圖案，中篆書“義烈祠記”。碑落款刻時間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因此新編《永春縣誌·文物志》發出疑問雲：“文撰於明，而碑成於清，兩者相去200年”。而新編縣誌同卷第三章“古建築”，第四節“寺廟祠閣”第十五條“義烈祠”雲：“在五里街鎮儒林村，原名邀祠宮、將軍爺廟。系二進懸山式土木結構。祀關羽、關平、周倉。明嘉靖間，為紀念抗倭陣亡將士改今名。右廊有碑刻二方，鐫陣亡者姓名和業績。”新縣誌編者錯誤地以為先“祀關羽、關平、周倉”，迨“明嘉靖間，為紀念抗倭陣亡將士改今名（義烈祠）”。據萬曆《泉州府志·秩祀志》記：
義烈祠，在縣西二十五都官田市。嘉靖四年知縣柴鐮建，以祀嘉靖元年、二年、三年，殺賊陣亡義士尤新等三十四人。詳見武衛志。嘉靖三十九等年毀於倭寇，仍存故事如前。禮經所載祭法、祭儀甚悉。明有司繹其義、遵其法，祝史典之無敢廢，且不忍薄也。
萬曆《泉州府志》的記載，可以糾正新編《永春縣誌》幾個問題：其一，萬曆《泉州府志》明確記載永春義烈祠是“嘉靖四年（1522年）知縣柴鐮建”；其二，明確記載創建義烈祠目的不是“紀念抗倭陣亡義士”，而是紀念“嘉靖元年、二年、三年殺賊陣亡義士”；其三，自縣令柴鐮創建義烈始，其祠名已定，非由“原名邀祠宮、將軍爺廟，後改今名。”邀者，迎擊也。邀祠宮，系祭祀迎擊“山賊”而陣亡鄉兵之祠宮，是別稱。將軍爺廟，系俗稱；其四、義烈祠不是先“祀關羽、關平、周倉。明嘉靖間，為紀念抗倭陣亡將士改今名”。恰恰相反，是先有義烈祠，以後增祀“關羽、關平、周倉”，最終把義烈祠改名關帝廟。現今義烈祠大門門楣懸掛“關帝廟”大木匾。幸好關帝廟外廣場上豎立有永春縣人民政府於公元二年九月立“義烈祠”文物保護碑，保存了義烈祠原始歷史。新編《永春縣誌》的編者，錯誤在於未能細讀《義烈祠記》碑文、乾隆《永春州志·壇廟》和萬曆《泉州府志·秩祀志》。
至於新編《永春縣誌·文物志》所疑的“文撰於明，而碑成於清，兩者相去200年”是什麼一回事呢？《義烈祠祀》石碑落款雲：“乾隆四十八年十月吉日 弟子晉江鄭泗清、前溪周瑞玉 仝重新勒石”。石碑為乾隆四十八年“重新勒石”，真相大白。這又是新編《永春縣誌·文物志》的編者，沒有細讀碑文所致。
《義烈祠記》（碑文見“附錄”）碑右，另砌一方石碑，系“民國十四年（1925年）冬月 本境李萬臣、尤振忠、張廷科 仝勒石”（碑文見“附錄”）。碑文補記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至四十一年（1562年）因擊“寇沒於陣者，今照州志紀名”錄入碑文。
綜上所述，永春縣儒林裡義烈祠為嘉靖四年（1525年）知縣柴鐮創建，專門祠祀嘉靖元年、二年、三年在永春、德化、安溪等地抗擊“山賊”戰鬥中陣亡的永春鄉兵計35人（加上正德初擊賊陣亡的郭景二）。《義烈祠記》為明朝給事中史於光所作，知縣柴鐮刻立。“嘉靖三十九等年”，義烈祠和石碑毀於倭患，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晉江弟子鄭泗清等重立“義烈祠記”石碑。民國十四年（1925年），儒林里人李萬臣等立碑，增補嘉靖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永春抗倭陣亡和存活鄉兵計43人。今義烈祠已改變為關帝廟，泥塑關羽、關平、周倉奉祀。
創建於嘉靖四年的義烈祠，經清朝、民國，當地民眾認為義烈精神與忠義關公精神是相通的，於是增塑關羽、關平、周倉像奉祀。義烈祠名稱逐漸淡出老百姓記憶，而演變為今日的關帝廟。新編《永春縣誌》的先有關帝廟，後有義烈祠之說，就是隨著時間推移民眾逐漸淡忘這段歷史的明證。
三、清代昭忠祠設通淮街關帝廟
1683年，清政府統一臺灣後，由於清政府的腐敗，激起臺灣人民反清政府的鬥爭。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爆發林爽文起義，起義軍發佈告示：“臺灣皆貪官汙吏，擾害生靈”，“剿除貪官，以保民生”，“爰舉義旗，共滅剿除，以快民心。”起義軍主要成分是農民、佃戶、差役、小商人和其他勞動者。而當時臺灣的廣東、泉州移民則組成“義民”。“義民”主要成分是地主、商人、舉人、生員。他們參加清政府的鎮壓起義行動。此次起義，擊斃文官知府1人、同知、知縣各4人，教諭、訓導、縣丞各1人，巡檢4人、典史2人；武職官員有總兵、副將各1人，遊擊7人，都司4人，守備8人，千總29人，把總39人，外委53人；還有幕友11人，生員14人，兵丁1288人。
嘉慶二十年（1815年），清政府下令建昭忠祠，表彰鎮壓林爽文起義時的陣亡官員、士民和義民。據道光《晉江縣誌·祠廟志》記載：
昭忠祠，附祀惠義鋪塗門街三義廟。因乾隆間徵臺匪，文武官員、鄉勇、兵丁死難，於嘉慶二十年奉文建祠，擇地未定，暫附此廟。文武官員在廟後左右二龕，鄉勇、兵丁在廟前東西二龕。嘉慶十三年，增設浙江提督李長庚牌位，計祀文武官員六位，鄉勇二位，兵丁一百五十九位。”
道光《晉江縣誌·昭忠廟》條，羅列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三年在臺灣鎮壓林爽文起義陣亡官員、士兵和鄉勇167人的姓名、籍貫、陣亡地點和殉職原因，比明代永春義烈碑文更詳盡。在清政府眼裡，劉、關、張的“三結義”與忠烈官員、兵丁和鄉勇的精神是相通的，因此可以共祀於一廟。民國時期，可能是改朝換代，或者是三義廟遭火災，重修後的關帝廟不再奉祀清代忠烈。民國三年（1914年），政令佈告天下，“立廟祀關壯繆侯羽、嶽忠武王飛”，從此，泉州通淮關帝廟改名關岳廟。
四、民國忠義倡導和忠義崇拜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福州、金門、廈門相繼淪陷。1941年12月，珍珠港戰事爆發，日本企圖以中國大陸對抗同盟國，中國抗戰進入相持階段，艱苦倍增。1942年，泉州地方紳士和駐軍倡導關岳崇拜，以激勵抗日士氣，由廟董曾爾增、司樂林高翔、司舞李鼎元等三人合編《關岳祀典》，請紳士蘇大山作“前言”、紳士曾遒敬書，紳士林騷作跋；又由紳士蘇大山編纂《關岳祀典備考》，在泉州通淮關岳廟增祀中國歷史上24位忠武人物牌位，併為24位忠武立傳，傳後附詩讚頌，並請福建省保安縱隊興泉地區指揮官陳重作序，地方紳士吳桂生作跋，地方官員林夢飛、楊遠芬題詞，舉行春秋祭禮。《關岳祀典·前言》雲：
然內憂外患，何代蔑有。欲通國皆兵，人知效死，不有慈惠政治，無以浹民之心；不有武毅精神，無以作民之氣。若禍變洊至，倉卒號召，驅不教之民，隸於行伍，詎戰勝攻克，長治久安之道耶？國家有見及此，以崇拜英雄之意，寓整齊民心之治，立其規模，以示矜式。此關岳二公之祀所由來也。
“前言”點明作《關岳祀典》動機，是“以崇拜英雄之意，寓整齊民治之心”的目的，這便是“關岳二公之祀所由來。”
《關岳祀典備考》序言云：
抗戰軍興，大好神州，獸蹄踏遍，所賴我忠勇愛國軍人……槍林彈雨，前仆後繼……與壯繆力王事，武穆之精忠報國，實足媲美……後人惟能崇其氣節，發為事功，有何強敵之不可摧，失地之不可復乎？景仰前賢，效法先烈，願與同袍共勉之。
“序言”點明作《關岳祀典備考》在於“崇其氣節，發為事功”，目的是“景仰前賢，效法先烈”。1966年“文化革命”，廟改為工廠。1983年重修廟宇，不再設24位歷史人物牌位。這反映民間信仰神明進出廟宇，是隨著社會需求的變化而隨機調節的。
五、幾個問題討論
（一）倡導忠義，是歷朝政府總結的歷史經驗。
宋代泉州知州真德秀記載如下二件事，即“紹興中（1131—1162年），有禁軍唐明者作亂，尋被誅戮，軍人至今神事之。亦猶幽燕之人，事（安）祿山、（史）思明為二聖，漸染使然。”所謂“漸染”，即批評當政者對大是大非問題，倡導什麼，反對什麼，倡導既沒有及時又不能堅持。長此以往，造成民間黑白顛倒，視敢於反對朝廷的人為英雄，並崇拜為神明。因此，宋儒太守真德秀吸取歷史教訓，建祠祀奉忠義蘇緘，即以“精忠大節，光明卓絕，標準百世”忠義歷史人物，“既祠於郡學，便為士者知所勸”，又“祠於通衢，使凡居是邦，與往來之人，皆有所瞻仰”。
宋神宗表彰蘇緘是“近世忠義之臣，罕見其比”，“張巡、許遠……較之（蘇緘）不能過也”。真德秀讚揚蘇緘是“非惡生而嗜死者”，是“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因此“祠之所以勸臣子，勵風俗也”。明朝給事中史於光則從“情”字出發，綜合唐朝張巡、許遠，宋朝蘇緘和明朝柴鐮等忠義受後人祠祀原因評論雲：“好生惡死，情也。顧有勇於死者，為義所驅，亦情也。以義效死，情之正也。”至於對永春“山燒水田之民，寧能知義？亦驅之者義耳！自古戰士之勇競死何？莫非驅？睢陽之死，張巡驅之；邕州之死，蘇緘驅之；永春之死，仲和（柴鐮，字仲和）實驅之。”所謂“驅”，即倡導、激勵與組織者也。然而，永春縣令柴鐮，與張巡、許遠和蘇緘又有不同，在於“睢陽、邕州之死，不下數萬，永春十一戰，死者僅有三十五人，是非永春之民之幸？仲和竟不至為張巡、為蘇緘歟！誠死之民得以祠而祀，吾又嘆張、蘇之不幸而不得為仲和也。”在這裡史於光表達了對殉職忠烈無限景仰、敬慕與惋惜，最後，引用知縣柴鐮《哭義士詩》雲：“覆鼎山頭哭個誰，滿眶老淚不勝揮。倒囊出去完車稅，荷擔歸來被戰衣”。用情動人、用情感人之至。
歷史上倡導忠義，也有一個逐漸完善過程，從修編地方誌書也可以看到這個歷史軌跡。我們知道，修志目的是“鑑古知今”，為的是“資政”。宋代地方誌書尚無“忠義”專卷，如宋代梁克家《三山志》，而宋代《泉州府志》則失傳。明代萬曆《泉州府志》亦未有“忠義”專卷，只有“秩祀志”和人物傳附有“忠義”內容。至清代，總結歷史經驗，在地方誌書上獨立增設“忠義”專卷，如乾隆《泉州府志》卷57，忠義；乾隆《晉江縣誌》卷10，人物傳，增設“忠義”傳；而道光《晉江縣誌》則更細分卷49《忠節》和卷51《義行》兩卷。這條歷史軌跡便是從附設於“秩祀志”、“人物傳”，到有專卷、專目，更到細分為“忠節”、“義行”。這也是歷史上忠義倡導逐步完善的歷史軌跡。
（二）歷朝忠義祠，較少為當朝人創建，而多數是後人追念、仰慕前朝忠義人士而修建，以激勵後昆，共赴國難。歷朝創建、修建忠義祠的人，有官員、地方紳士，亦有不少是民眾，它表明歷史上倡導忠義已深入民心，忠義倡導已成為民俗。
正如上文所述，宋代知州真德秀作《忠孝祠記》，是為追念北宋蘇緘擊“交寇”殉難而作。永春儒林裡義烈祠為嘉靖初年縣令柴鐮創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由晉江弟子鄭泗清等為追念先賢忠義行為而重立碑。民國十四年（1925年），本境民眾李萬臣等仰慕嘉靖三十九至四十一年抗倭陣亡鄉兵，追補刻碑入祠紀念。泉州類似情況還有萬曆庚申（1620年）官員張瑞圖撰並書《衛民祠碑》，是為追念正統十四年（1449年）泉州太守熊尚初為鎮壓鄧茂七起義陣亡而作。還有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祖籍晉江的大學士蔡新，為追念崇禎十六年（1642年）先祖湖南長沙推官蔡道憲，戰死於張獻忠進攻長沙之役，作《蔡忠烈祠御製碑》。嘉慶二十年（1815年），昭忠祠設泉州通淮街關帝廟，為祭祀鎮壓林爽文起義陣亡官兵、鄉勇。1942年，泉州通淮關岳廟出版《關岳祀典》和《關岳祀典備考》二書，是由廟董、紳士和地方駐軍官員發起和執行的，原因是“抗戰軍興”，民族危亡關頭，追念、仰慕先烈，以“壯繆力王事，武穆之精忠報國”，“崇其氣節，發為事功”，“景仰前賢，效法先烈”，“與同袍共勉”，擊敗日寇，收復失地。惠安縣崇武鎮“天下第一廟”（即解放軍烈士廟），則是當代鄉民自發行為。可見，歷史上倡導忠義與忠義崇拜之精神源遠流長，忠義崇仰文化之深入民心，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同時，忠義崇仰文化也成為閩南文化精神層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三）大凡歷史上忠義人物之祠祀，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曾經是歷史上“精忠大節，光明卓絕，標準百世”的歷史人物之祠所，有的被後代官員所廢，或因自然廢墜而湮沒，終於消亡。如宋真德秀創建《忠孝祠堂》，原祀唐朝義闕林攢和宋朝司空蘇緘。至明成化十年（1474年），泉州知府徐源廢之，理由是林攢系莆田人，乃將蘇緘牌位合祀於府學鄉賢祠，蘇緘地位由專祀降為合祀。久而久之，蘇緘終於被老百姓淡忘，沒能成為泉州地區的民間信仰神明，倒是祀忠義化身關羽的武廟，於明代出現“上至監司守令居是邦者，迨郡薦紳學士、紅女嬰孺亡不人人奔走，禱靡不應，應未不神”的社會各階層頂禮膜拜、虔誠之至熱鬧場面。至今該廟仍是福建省香火最旺盛的關帝廟，享譽海峽兩岸。而唐朝的許遠、張巡，被民間稱為文、武尊王，享受香火，沿續至今。
泉州另一些歷史上忠義人物之祀所，亦隨時間的推移，慢慢地成為“翁媼膜拜之所”，即轉化為民間信仰的神明宮廟。最典型的莫過於明崇禎十三年（1640年），泉州東嶽廟《第一山重修地祗忠義廟記》，碑文雲：
首貌文信公（文天祥），一像特祀焉，精忠貫日月，大義震乾坤……則有繼之岳飛、陸秀夫……又有繼之以關（羽）、張（巡）、許（遠）者。
有宋忠神，何可遺漢、唐神也。位置先後，職一故乎。想之義膽忠肝，聚精神於一堂之上；護國庇民，奠金湯於萬山之左；維我溫陵，河山鞏固，護此在天之靈。
即不論漢、唐、宋歷朝忠義，“聚精神於一堂之上”，可以“護國庇民”。同樣，不論是永春義烈祠轉變為關帝廟，或者泉州通淮關帝廟附祀昭忠祠，以及1942年增祀24位歷史上忠武人物，也是“聚精神於一堂之上”，為的是“護國庇民”。或者泉州其他奉祀張巡、許遠的宮廟，都是為了“護國庇民”（張、許成為民間擋境神明），為了“河山鞏固”。所以，建忠義廟祀神明，又可“護此在天之靈”，相得益彰。如今泉州惠安縣崇武鎮“天下第一廟”，則是歷史上忠義倡導與忠義崇拜精神的延續，是中國傳統忠義文化的遺緒，是閩南文化精神層面的重要遺產，因此得到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軍、師、旅、團幹部參觀後的題匾、題聯和題字。
註釋：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8，申樞密院措置氵公 海事宜狀。王雲五主編《萬有文庫》本，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8，泉州申樞密院乞推海盜賞狀。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5，福建招捕使陳公生祠記。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5，論閩中弭寇事宜白箚子。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4，忠孝祠記。
萬曆《泉州府志》（卷16，人物誌上之下，列傳，宋，蘇緘）和乾隆《泉州府志》（卷57，忠義，宋忠義，蘇緘）。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9，劉氏傳忠錄後序。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5，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51，祭左翼軍吳將。
萬曆《泉州府志》卷24，雜誌，盜賊類。
新編《永春縣誌》卷31，文物志，第四章石刻，第三節碑碣，三，明史於光《義烈祠記》。永春縣誌編纂委員會編，語文出版社出版，1990年10月出版。
萬曆《泉州府志》卷8，秩祀志，列祠之祭，義烈祠。
見本文“附錄一”，《義烈祠記》碑文。
見本文“附錄二”，民國十四年（1925年）碑文。
見《康雍乾時期城鄉人民反抗鬥爭資料》，下冊。
道光《晉江縣誌》卷16，祠廟志，昭忠廟。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版。
吳幼雄、李少園主編《通淮關岳廟志》卷7，祀典，《關岳祀典》，第184至18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5月。
《通淮關岳廟志》卷5，祭祀歷史人物，第91至92頁。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7，拾遺，申請武岡軍將卒賞格狀。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8，忠孝祠堂奉安祝文。
見本文“附錄”，史於光撰《義烈祠記》碑文。又見廈門大學出版社重印清乾隆二十二年版《永春州志》卷14，壇廟，州，義烈祠，1994年12月版。但是，義烈祠碑文與《永春州志·壇廟》史於光記錄文有10處略有不同，且《義烈祠記》碑文略去“知縣柴鑣哭義士詩”，詩云：
覆鼎山頭哭個誰？滿眶老淚不勝揮。
倒囊出去完車稅，荷擔歸來被戰衣。
藜莧不充膏草野，執紈世襲厭多肥。
縣官無限傷心事，空向西風嘆落暉。
粘良圖選注、吳幼雄審校《晉江碑刻選》，四，館祠亭塔，181—183頁。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同注23，第197—199頁。
萬曆《泉州府志》卷8，秩祀志，列祠之祭，忠孝祠。
吳幼雄、李少園主編《通淮關岳廟志》卷3，碑記，李光縉《漢關前將軍漢壽侯廟記》，第37頁。
吳文良原著、吳幼雄（增訂）《泉州宗教石刻》，第七部分，泉州古民間信仰，五，王爺崇拜，G，13，附錄，《第一山重修地祇忠義廟記》，第636—638頁。中國科學出版社出版，2005年5月出版。
閱讀更多 泉州歷史文化中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