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克念
陳光甫
“昨夜九時乘日清公司瑞陽輪船赴漢，今早八時半舟始啟碇，因候潮水也。臨行承敦甫、淞蓀登舟相送，殊為可感。”1928年1月9日深夜，於瑞陽輪特別艙搭乘輪班的陳光甫頗為寂寥，在日記簿上寫道，“今日天氣不佳，十一時出吳淞，風浪大作。舟中無事，看書消遣”。
文中的“敦甫”即楊敦甫，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行副經理，也就是總經理陳光甫的第一副手；“淞蓀”即貝祖詒，時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這二人前來送行非同小可，證明陳光甫離開上海寓居武漢的時間將非常長久，因此臨行前已將上海銀行的主要業務交託予楊氏，並委託貝氏從旁協助。
武漢當然也是陳光甫的舊遊之地，事實上，他雖然籍貫江蘇丹徒，但就事業履歷而言，算是“半個”武漢人，其青少年時代就在這裡度過。在離開上海前夕他是向上海銀行管理層打過招呼的——對外的公開理由是處理其父在漢口的遺產；而對內的秘密理由是，上海銀行漢口分行經理唐壽民剛剛辭職，他要去清理賬目。但無論怎麼看，這兩個理由都不會令其在武漢滯留大半年之久。
就在五六天前，也就是1月3日，南京政府明令宋子文接任財政部長，在財務金融方面為即將復國民黨軍總司令職的蔣介石作鋪墊。或許，蔣宋的重新崛起，才是陳光甫畏避漢口的真正原因。
1927 年，蔣介石（左）與宋子文（右）在上海合影
陳光甫很不喜歡蔣介石。但蔣介石畢竟是個軍事領袖，平常同金融家接觸很少，陳光甫即使厭惡之，倒還有迴避的餘地。但宋子文就不同了。其人在北伐前後完全就是國民黨的“錢袋子”，其左傾的政治傾向也使得他更樂意以政府之手來干涉和操控銀行界的市場運作。
而且，宋子文同陳光甫還有些舊仇新怨。兩人其實歷史關係很深——貝祖詒的父親貝理泰既跟陳光甫關係密切，也跟宋子文的父親宋耀如是好友，宋、貝、陳三家算是世交。20世紀20年代初，宋子文在上海開設商號，進行金融投機，請上海銀行為其開立限額為50元的往來透支戶。沒想到陳覺得宋少年浮浪，為人不穩，竟然一口拒絕。
到1927年，宋子文身為革命新貴，挾北伐軍的雷霆之威來到武漢，要求各大銀行報銷軍費，不料遭到集體拒絕。晚間，上海銀行漢口分行經理，也是陳光甫的老友唐壽民私下找到了宋子文，他說道：“今天的會議其所以無結果，主要是沒有一家銀行敢於出頭露面，先行動筆寫認若干。凡事必須要有個始作俑者。希望你明天再次召集各銀行開會，由我來先寫。因為上海銀行是一個商業銀行，過去對各項捐款比例很小，尤其是軍政界借款，上海銀行從不參加。如果由我先動筆，同業必然大為驚詫，也就不便推諉了。”
宋子文聽了非常高興，依計而行。在新召集的會議上，唐壽民一提筆就寫了“認捐二十萬元”，參會的各銀行經理，尤其是中交兩行的漢口負責人大驚失色。但事已至此，不得不隨聲附和，其捐款均高於20萬元。唐壽民這一行為得到了宋子文的好感和信任，卻激怒了陳光甫。他立即讓唐回上海總行述職，痛罵其如此重大事件不經請示就擅自行事。唐面子上吃不消，當場拂袖而去，自立門戶。
／陳光甫（左）赴美談判，與駐美大使胡適（右）和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中）合影
次年陳去漢口住了大半年，想起此事還積鬱難平。在私人日記中，他竟滔滔不絕開列了唐的七大“罪狀”。比如第二條就是“在職之時不知節省，家用、外用非分擴張，以致不安於位。在行領俸之時，就要去勾結宋子文，故外間謠傳已派為厘金總局長等語”，然後下了個結論：“此之謂不忠。”陳光甫還在日記裡感慨道：“漢行為何沒有第二個人可靠？”他甚至覺得“一種黑暗之氣籠罩全行，或雲腐敗氣亦可”。
其實，同“革命”新貴宋子文勉力周旋乃至竭誠報效，唐壽民的出發點應該是為了上海銀行的利益。當然，為此得到了宋的青眼有加，也是副產品。後來，也正是這層關係，他擔任了交通銀行總經理、中央銀行常務理事等重要職務，成為民國金融界的頭面人物。
在漢口大半年，唐壽民的“背叛”一直讓陳光甫十分氣憤。在同時間和學生伍克家的通信中，他又說起唐壽民，“由江蘇銀行月入十數元起，至每月收入八千餘元，到漢後竟急急要東做生意、西做生意。若說其有意害我，則我不敢信；但是他為何要如此做法，為何還不知足？此無他，乃受鎮江環境式之麻醉也”。“鎮江式”是陳光甫自造的概念，他曾在日記中解釋，“為領袖謹惕者少，思借地位而營私者多”。這頂大帽子扣下來，他全然不顧自己其實也是鎮江人。不過，陳光甫眼光確實獨到。抗戰時期唐壽民落水成為經濟漢奸，確實是他愛慕虛榮、熱衷投機的再一次表現。
陳光甫不僅在事務上同宋子文多有齟齬，其對宋的人品也多有不屑，認為其“為人毒辣，不講情面”。1928年初，隨著蔣介石復職的呼聲甚囂塵上，陳光甫已然萌生退意；到南京政府明確任命宋子文為財長，陳也就只能一走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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