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古 月
文娛價值官解讀：
多年以前，姜文丟了自己的槍，多年以來，在《尋槍》這部雲詭波譎的在現實和臆想中糾纏不清的電影裡飾演早洩警察的姜文終於漸漸意識到，有些東西丟了，就再也找不回來了。
無獨有偶的是，就在《尋槍》後一年，香港導演杜琪峰推出了PTU，這同樣是警察尋找失槍的故事。而那兩年，恰恰是著名的 B 級片導演邱禮濤作品問世最少的時期，讓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地方是，2011年《等候董建華髮落》成了他最後一部水準以上的嚴肅題材電影。
在21世紀的頭幾年，他們不約而同地作品的矛頭指向了體制，他們所做的不只是簡單粗暴的控訴，而是其中人的異化和矮化。
自此之後，姜文繼續沉迷在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一般的迷幻狂歡敘事中不可自拔，杜琪峰則鋒芒不改繼續向體制猛烈開火，而邱禮濤只能在《拆彈專家》之餘和黃秋生一起合作《失眠》來向大家宣告廉頗確乎老矣。
從2003年至今，中國電影票房市場從堪堪11億元人民幣暴增到今時今日的600億元預期，但，姜文卻從當年的寵兒成了如今的棄兒。
歷史故事和人物 是用來敷衍電影故事的工具
2010年，全國電影市場票房歷史上第一次超過了100億元，是年年底上映的《讓子彈飛》最終成了歷史上首部票房超過1億美元的國產電影。四年之後，《一步之遙》同樣選擇在年底上映，在市場擴容後的最終票房卻僅有不到5.2億元，這一票房甚至低於備受惡評的《澳門風雲》和《小時代3》。到了2018年，《邪不壓正》的首周票房是3.11億元，而稍早上映的《我不是藥神》正式公映首周票房則超過了12.83億元。
八年時間裡，姜文故事的舞臺從南方的小縣城轉移到花團錦簇的二十年代的上海再到七七事變前夕的北平，而《一步之遙》和《邪不壓正》之間更是從敘事上構成了一個閉環的聯繫。
發生在上海的故事，以1920年的閻瑞生案為原型，2年後，在北京以北，李天然的師父一家卻遭逆徒朱潛龍及日本人根本一郎滅門，而就在李天然被藍青峰送去美國後的1925年，歷史真實人物施劍翹的父親被孫傳芳斬首曝屍。
此後，姜文的故事便和歷史開始有了分野。
在現實世界裡，施劍翹在1935年大仇得報並在1936年被民國政府予以特赦，而在姜文的異想世界中，施劍翹化身為裁縫關巧紅默默潛伏，直到盧溝橋事件爆發時，她才終於有機會向同樣膽怯懦弱一直為自己的逃避尋找合理理由的李天然袒露了真相。
於是，我們看到，在姜文的故事中，真實歷史中的故事和人物不過是用來敷衍電影故事的工具而已。
雍正皇帝畫像
任何一個稍微熟悉清代歷史的人在瞭解民國政府對施劍翹案件的態度後，都會情不自禁聯想到雍正時期的《大義覺迷錄》案。在曾靜表示悔過認罪並寫下《歸仁錄》後，雍正就赦免了曾靜和張熙二人，並將相關文件彙編成《大義覺迷錄》分發全國以正視聽。弔詭的地方在於，在雍正去世後沒多久，乾隆皇帝不僅違背了父親的訓誡將曾、張兩人處以凌遲，還將《大義覺迷錄》列為禁書進行銷燬。
可以看到，民國政府和清代皇權在根本上並沒有什麼不同，雍正對曾、張空前寬容的出發點是為了向大眾證明自己的清白以及基於此的權利合法性，在《施劍翹復仇案》（Public Passions: The Trial of Shi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中，林鬱沁（EugeniaLean）分析指出，當時中央政府的統治並不牢固，於是這個“正在試圖合法化它的道德及政治合法性和威權力量”的政權為特赦注入了新的政治和道德色彩，將自己和群眾的同情共情聯繫在一起。
在真實的歷史中，無論再怎麼威權的政權，它依然需要取得群眾的認同或者至少不反對，這種統治基礎無論如何是無法或缺的。於是，如何向群眾巧飾和粉飾就成了一門專門的技術及藝術。
事實上，片中的兩處死亡場景淋漓盡致地體現了這一點。
李天然劇照
藍青峰謀殺了亨德勒醫生，而後在棺材前他痛哭流涕地向李天然一再聲明大夫是自己謀殺的，而李天然亦涕泗交零地認定是自己連累了養父，諷刺的是，姜文扮演的角色愈是真摯直白地反覆指出真相，李天然便愈加認定是自己的過錯。
類似的設計在馮小剛的《甲方乙方》中便已經有“打死我也不說”這樣讓人絕倒的段落，而在姜文的電影裡，這一場景設計的殘酷性和現實性在於，真與假、是與非在這一刻全部被消解。真相對於雙方而言就好比是一個莫比烏斯環，兩人的誤解越深，他們的共識反而越多，於是，一個父親謀殺了另一個父親，李天然才能更加盡職盡責地履行自己作為兒子的職責，聽從藍青峰的指令去完成這個體制父親賦予他的使命任務。
在這裡，這門藝術的真諦便是說真話。而真相與真話往往並不等同。
而另一個場景更加直白。
根本一郎劇照
根本一郎見藍青峰不願與之合作，便下令當場擊斃為藍的情報網服務的三名洋車伕，其後，警察粉墨登場，立正朗聲彙報鋤奸成果，花枝招展的女記者魚貫而出，拍攝已經被設計好的場景。一瞬間，為國家服務的間諜反倒成了漢奸，而助紂為虐的漢奸反而成了英雄。
藝術家的浪漫主義邊界究竟在哪裡
顯然，誰擁有了話語權，誰就擁有了解釋和闡釋的權利，誰壟斷了闡釋的權利，誰便擁有了當下和歷史，無怪乎克羅齊說道“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看到，持有美國護照的亨德勒大夫可以面對日軍而不色變，卻被民國政府的藍青峰謀殺並冠以變態謀殺犯的汙名，而他自己卻又被日本人威脅。
在這個中美日三角色的食物鏈條中，一以貫之的主題便是“正名”，這個“名”可以有名無實，可以名不符實，但是，卻是時局和秩序最後的一層遮羞布。
而這同時也是姜文故事的持續推動力，
藍青峰是在國家大義的名號下殺人放火金腰帶的，關巧紅是在等待復仇的名義下追尋卻又放棄復仇機會的，而李天然則是在服從組織安排顧及大局的名義下為自己的膽怯開脫的，而朱潛龍也有為師父復仇、依靠公開擊斃囚犯的正義警察局長令名。不獨《邪不壓正》而已，上溯到《一步之遙》，聲名狂歡幌子底下就是生與死，而追溯到《讓子彈飛》，整個故事就是建構在名實真偽基礎上的，這種矛盾與衝突實際上一直存在於姜文的作品敘事之中，在《太陽照常升起》中，姜文扮演的老唐本來已經對房祖名飾演的小隊長和他妻子的關係釋然，但是，後者的一句話最終還是逼得老唐怒從心頭起用獵槍擊斃了小隊長，而整個敘事都有意甚至刻意牴牾普通觀眾的認知和接受而呈現出一種迷離交錯的姿態。
從某種角度而言，姜文身上都有著強烈而噴薄欲出的浪漫主義色彩。
但藝術家的浪漫主義邊界究竟又在哪裡呢？在混亂與過火的《邪不壓正》中，姜文的浪漫主義遭遇到了現實主義的沉重打擊。
姜文的《邪不壓正》遭遇了市場慘敗
歷史上最好的藝術家或多或少總是有著反社會和反潮流的氣質的，眾所周知的是，姜文向來對評論家們嗤之以鼻，當我們嚴肅正經地討論《邪不壓正》本身的得與失時，這個成長於貴州喜歡吃辣的大院子弟或許只會嘲笑著暗自說道吹皺一池春水，看到觀眾、評論者們一個接一個地陷入自己設置的一個又一個迷宮與陷阱或者惶恐不安顧左右而言他或者老羞成怒飽以老拳，姜文又該是怎樣的心情呢？這個熟稔生於60後的男人也會贊同與人鬥其樂無窮嗎？
或許，姜文想對世界說的話早已經借《陽光燦爛的日子》片尾路路的那句臺詞道明瞭。
55歲的姜文早已經不再故意難為記者，他配合著宣傳參與路演，參與到這個成熟世界的商業秩序和規則之中，他的電影裡不再有對著鏡子自說自話的馬小軍、不再有風騷的林大夫，他懂得投市場和投資方所好選用肌肉演員，他已經過了知天命之年，努力讓自己至少表現得不那麼與眾不同。
在55歲的時候，杜琪峰這一年沒有作品面世，次年，這位倔強高傲的藝術家最終還是進入內地製作了合拍片，六年後，剛過了耳順之年的他作為監製製作出了《樹大招風》，其後，這部電影成了禁品。
在55歲那一年，邱禮濤再次拍出一部三級片，名字是聳人聽聞的《雛妓》，這位曾經憧憬拍出《黃土地》、《童年往事》最終卻以cult 片聞名的導演以罕見的態度和精神製作了一部真正尊重和謳歌女性的作品，香港著名影評人舒琪將《雛妓》評為2014年最佳港片。
三流的藝術家總是各有各糟糕的地方，而一流藝術家卻有著驚人一致的地方。
黃碧雲說，藝術是一種處境與態度，並非職業，也不一定有成果；是那種矢志不渝；那種在不完美與缺陷之中，尋求和諧與完整的掙扎。
閱讀更多 文娛價值官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