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金中都被蒙古軍攻滅之後，中都城的中軸線也隨之消失了。半個世紀過去了，當忽必烈奪得皇權之後，作為蒙古國的都城開始面臨新的選擇。建在蒙古大草原上的和林城（今蒙古國境內）顯然已經不能繼續作為全國的統治中心了，建在灤河北岸的開平府（今內蒙古正藍旗境內），雖然已經成為忽必烈當時的都城，但是這裡只有一座宗王的藩府，相當於草原上皇家行宮的規模，作為一個龐大帝國的都城是遠遠不夠的。這時，元世祖忽必烈的主要謀臣，也就是曾經建造開平府的劉秉忠提出在舊中都城東北建造一座新都城的建議。這個建議，得到了元世祖的支持，於是，一座宏大的新都城拔地而起，屹立在華北平原之上。這座新都城是以金朝行宮萬寧宮為中心建造的，而且全城的各項設施，皆是由劉秉忠一手規劃的。
新都城模式的出現
在建城之初，劉秉忠首先設置了中心臺，作為整個大都城的建設基準點。然後以此為依據，劃出了 “城方六十里”的範圍，作為新都城的四至。然而，在實際勘測過程中，由於東面城牆的位置過於低窪，很難築牆，而西面城牆的位置又不能把海子（今稱積水潭）的水域全都圍入，於是把大都城的位置整個向西移動，造成全城中軸線也向西移動，使得原來設置的中心臺偏離到了新都城中軸線的東側。對於劉秉忠設計的新都城，元世祖給予高度重視，並對一些臨時出現的問題，作出具體的指示。例如，在劉秉忠規劃的大都城南牆一線建造過程中，恰恰與金朝修建的雙塔慶壽寺重疊在一起，如果筆直建造新城牆，就要拆毀慶壽寺；如果保留慶壽寺，大都城的南城牆就要向外環繞，把慶壽寺包在城裡。在請示了元世祖之後，決定保留慶壽寺，南城牆向外環繞。
劉秉忠在建造大都城時的第一個文化創新，是對都城空間規劃出了一個全新模式。在中國古代，都城中最重要的建築是皇家宮殿。漢唐時期的長安與洛陽，皇宮大致建造在整個都城的北部，由此形成帝王朝南君臨天下的政治格局，北部為尊是這個時代突出的文化主題。
到了宋代，北部為尊的觀念有所改變，突出了“天子居中”的文化主題。於是在宋朝的東京（今河南開封）城內，把皇宮建造在全城的中心位置，出現了都城套皇城、皇城又套宮城的回字形政治格局。形成都城拱衛皇城，皇城又拱衛宮城的文化主題。此後，金中都城的建設，完全模仿了北宋東京的模式。這是第二種都城規劃的文化主題。
劉秉忠規劃的大都城，既沒有參照漢唐的模式，把皇城放在都城的北面；也沒有參照宋金的模式，把皇城放在都城的中心，而是把皇城放在了都城中心偏南的位置上，他把都城中心讓給了鐘鼓樓。從都城正南門麗正門到鐘鼓樓，形成了大都城的中軸線，而皇宮恰好坐落在這條中軸線上。由於元朝帝王是少數民族領袖，他們入主中原帶來了大量的遊牧文化，這些文化自然也要融入大都城的規劃和建設之中。劉秉忠在把皇宮正殿大明殿及皇后居住的延春閣設置在新都城的中軸線上的同時，又把皇太子的東宮設置在太液池西岸，與太液池東岸的大明殿及延春閣形成一主一輔的呼應關係。三組宮殿以太液池為中心，形成一個獨立的生活圈，體現出遊牧民族 “逐水草而居”的文化特色。
劉秉忠在建造大都城時的第二個文化創新，是把鐘鼓樓放在了全城的中心位置，同時又是新都城中軸線的最北端。在中國古代的都城，鐘樓和鼓樓通常是設置在皇城前面，東西相對。而元大都城的鐘鼓樓，則被放在皇城的北面、都城中軸線的北端，鼓樓在前，鐘樓在後，居於十分顯要的位置。
易學及天象與大都城的關係
這種新的城市格局是把儒家經典《周易》的思想體現在都城的設置上。大都城東、南、西三面皆為三門，而北面只有兩門，體現了古人陰陽八卦的理念。古人認為，世間的所有事物均是由陰陽兩面共同構成的，作為建築而言，南面為陽，北面為陰；作為數字而言，奇數為陽，偶數為陰。大都城的南面為陽，設三門，是奇數，北面為陰，設兩門，是偶數，陰陽對應。而在八卦中，乾坤等八個數字代表八個方位。西北是乾位，正北是坎位，東北是巽位。與之對應的，西北方的門稱為健德門，取乾卦“天行健”的含意；東北方的門稱為安貞門，則與巽卦“安貞吉”之意相合。兩門之間為坎位，坎卦的寓意是“險難”，如果在這裡開闢一座城門，則是把人往“險難”之處引，顯然不祥，故而中軸線只到鐘鼓樓為止，不再向北延伸，也沒有在健德、安貞二門之間再開闢出一條路和一座城門。
元大都的鐘鼓樓又與《授時歷》有著直接關係。自唐代滅亡後，全國長期處於分裂狀態。南北雙方，使用各不相同的歷法。在北方，遼朝先是在攻滅後晉之後承用了唐朝的歷法，後又改用南齊時祖沖之的《大明曆》，並一直使用到金朝。在中原及南方，宋朝使用的則是以晉代僧一行的方法制定的歷法，並多次加以修改（北宋和南宋各更改八次）。這種狀況延續到元朝攻滅南宋，統一全國。從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開始，元世祖命王恂、許衡、郭守敬等人修訂新曆法，並將新曆法命名為《授時歷》，頒行天下。這部新曆法是當時世界上最精確的歷法，特別是在修訂過程中所使用的時間及氣候變化標準，皆是以大都城作為依據的。而在大都城的鐘鼓樓上安置的鐘和鼓，也是按照《授時歷》測定的標準來撞擊報時的，當時由鐘鼓樓顯示的大都時間，等同於今天的北京時間，是全國各地都必須遵行的標準時間。
劉秉忠在規劃建造大都城時，對天體的運行是十分熟悉的，因此，在設置大都城的各項重要設施時，是以天上的星座來對應都城中的重要設施，從而進一步突出“天人關係”的主題。在大都城裡的皇宮，對應的是天上的紫微垣星座，故而後世又稱北京城裡的皇宮為紫禁城。除了皇宮之外，最重要的三個政府機構分別是：主持全國政務的中書省、掌管全國軍事的樞密院，以及負責全國監察的御史臺。這三個機構的衙署也被安置在特定的位置。中書省的衙署被安置在皇城北面的鳳池坊，按照規劃者的說法，這個位置是在“紫微垣之次”，也就是紫禁城的旁邊。樞密院的衙署被安置在皇城東側的東華門外保大坊，這個位置是在“武曲星之次”。而御史臺的衙署則被安置在皇城西北的肅清門之東，這個位置是在“左右執法天明上”。在當時人的眼裡，監察工作就是在“執法”，以肅清貪官汙吏為主要任務。
文化創新與文化傳承
劉秉忠在建造大都城時，不僅有文化創新，也有文化傳承。這個文化傳承的範本，就是傳世已久的儒家典籍《周禮·考工記》。這部書的成書年代，大概在春秋戰國至漢代，是一部集自眾人之手的著述。在這部書中，曾經描述了一個儒家學說中的理想建都模式，即：以皇宮為中心，面朝後市，左祖右社。講了四個都城的主要設施及其方位。
面朝後市，講的是政府衙署在皇宮的前面（即南面），而都城中的商市則是在皇宮的後面（即北面）。左祖右社，講的是太廟在皇宮的左面（即東面），而社稷壇則是在皇宮的右面（即西面）。這四個主要設施都直接與都城的政治、經濟、文化功能相關。面朝衙署，係指位於皇城前面的尚書省。元朝最初設置的中書省在皇城北面的鳳池坊，此後元世祖又設置有專門理財的尚書省，其衙署位於皇城前面的五雲坊。及尚書省廢除，就把中書省的辦公場所從鳳池坊轉到五雲坊，原中書省衙署就變成翰林國史院的辦公地點。後市的商市，係指位於皇城後面的一批商市，主要集中在鐘鼓樓周圍一帶。大都新城建成後，各處商市皆很多，主要集中在鐘鼓樓一帶和各個城門附近，這些商市大多設置在交通便利之處。按照陰陽五行的學說，北面屬水，水能生財，故而把商市放在了皇城的北面，希望商市能夠繁榮發展。此外，通惠河的開鑿，使江南的商船能夠直抵鐘鼓樓西南的積水潭，為商品的運輸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也是促進這一帶商市貿易活躍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皇城的東側，也就是中軸線的東側，設置有帝王祭祖的太廟。元朝帝王來自大草原，在遊牧文化中有著一套祭祖的儀式，卻不在太廟。元世祖即位後，立刻採納了中原王朝的祭祖模式，在中都舊城建造有太廟。及建造新大都城時，又在齊化門（今朝陽門）內建造了新的太廟，作為帝王祭祖的主要場所。一直到元朝末年，太廟的位置沒有再出現變更。
在中軸線的西側，與太廟大致對稱的地方，元朝政府又設置有社稷壇。“社稷”的觀念最初是以“重農”為主題的。這個主題，對於蒙古帝王而言是很陌生的。直到元世祖即位後，才開始對社稷壇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並下令在全國各地設置社稷壇。“社稷”觀念的進一步發展，就延伸為“國家”的概念，祭祀社稷，就是承認農耕生產為立國之本，社稷就是國家的象徵。
太廟和社稷壇的對稱設置，反映出元朝帝王對“尊祖”和“重農”兩大文化主題的認同，也是遊牧文化進一步與農耕文化的深入融合。同時，還顯示出元朝帝王對“忠”“孝”兩大政治主題的重視。祭祀祖先的文化核心是“盡孝”，是血脈的不斷傳承；而祭祀社稷的文化核心則是“盡忠”，是國脈的不斷延續。
就方位而言，太廟與社稷壇也是不能混淆的。太廟在東，就陰陽五行中的方位而言，東屬木，屬文，代表春天的萬物生長，生生不息，也象徵著帝王的子孫後代不斷繁衍。社稷壇在西，就陰陽五行中的方位而言，西屬金，屬武，代表秋天萬物成熟，行將收割，也象徵著國家的安定需要用武力加以保護。文武平衡，是國泰民安的最佳狀態；文武失調，就會導致國家動亂，百姓遭殃。
綜上所述，在新建的大都城中軸線周圍，安置了絕大多數的重要設施，成為整個都城的核心地區。由此可見中軸線的突出地位至關重要，而這條中軸線又顯示出創新與傳承緊密結合，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化標誌。此後的北京明清中軸線，均在元大都中軸線的基礎上不斷加以發展和完善，至今仍然是中華民族和全人類的寶貴文化遺產。
（作者：王崗，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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