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县历史文化地位与文明发展综述

：刘登平

时代前行有节奏，历史发展有脉络。本文所述“开县文化与文明源流”内容，主要依据三峡文化圈和“万开云”文化圈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与这两大文化圈的文化与文明史相通相联。笔者试图通过对开县文化发展与文明源流的梳理，重新审视它的的内涵，探寻它的底蕴，破译它的神秘，希望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些自己新的观点和看法。

一、开县与人类文明和三峡文明的关系

要探寻开县文明，我们必须要把开县放在中华文明、三峡文明甚至人类文明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认识、研究和丰富它。

有学者认为，上古时代，三峡地区不叫三峡，叫“巫”，是巫文化的发源地；之后叫峡江地区，然后叫大三峡地区。三峡水库建成后，现在则称“三峡库区”。从文化源流和认同的角度，不论这个区域的名称如何变化，现在的三峡库区，从上古到今天，都同属一个文化圈，同是一个文明源。

一直以来，人类的起源一直是难解之谜，多数学者赞成达尔文提出的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理论，考古发现东非肯尼亚等地区在大约两三百万年前就出现有人类活动，因此，普遍认为非洲大草原是人类诞生的唯一摇篮。

到了20 世纪 80 年代，三峡文明神奇地涮新了这个观点。198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专家黄万波教授在巫山大溪龙骨坡发现了距今 200多万年的古人类化石，这一惊人发现，不但让三峡文明震惊世界，而且把中国的史前文化向前推进了 30 多万年。

除巫山龙骨坡外，三峡地区先后有无数次的考古发掘，特别是三峡工程抢救性考古，都证明了这一点：三峡文明不但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并且为人类起源于亚洲的理论提供了依据。

三峡，是我们的共同家园，也是我们文明的源起地。开县，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同三峡库区的其它区县一样，都属于三峡文明，同属于一个文化圈。所以，我们要触摸开县的文脉，要找到开县文化的根在哪里，我们就要把目光放在更大的文化和文明背景下去考量。

二、、开县在西部、巴蜀、三峡文化圈中的地位

本文所述的西部文化圈、巴蜀文化圈、三峡文化圈，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时空和具体区域框架下的概念。西部文化圈主要阐述的是由西安、成都、重庆形成的西部金三角文化圈；巴蜀文化圈主要阐述的是由成都、重庆和万州组成的文化圈，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成渝万”概念；三峡文化圈指的是万州、开县和云阳，也就是三峡金三角“万开云”文化圈。

本文细分文化圈的目的 主要是想从“西部、巴蜀、三峡”这三大文化圈中探寻到开县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情况，以及开县在各文化圈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地位。

（一）西部文化圈。有大量史料证明，西部曾经有过辉煌。辉煌的亮点先后聚焦在西安、成都、重庆，秦汉至今两千多年间，无论三地谁领风骚，均呈相互支撑、相互辉映之态势。本文所述西部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也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前天府时代、二是后天府时代、三是三峡开埠时代、四是重庆直辖时期。

⑴前天府时代。中华文明的历史走势大概是由北向南、从西向东。从黄河文明到长江文明、从长江上游向长江中下游波动；而现代文明则由东向西、从沿海到长江中下游逐步向长江上游鼓荡。中华历史浪潮曾呈现四个大的节点：即秦汉以关中为核心的前天府时代，涌起的第一波峰是西安的辉煌；唐床以蜀中为内核的后天府时代，涌起的第二波峰是成都的兴盛；明清以开埠为标志的近代，涌起的第三波峰是重庆的兴起；随着抗战陪都、三线建设、三峡工程的兴建及长江黄金水道的形成，历史迈入重庆直辖和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西部重要增长极建设的当代，涌起的第四波峰把重庆再次推向了西部开发战略的高地。历史河流流到今天，重庆、成都、西安的一体化发展，必然会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文化圈。

从商周到南北朝时期，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大地，是华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一度被史学家称之为天府之国，史称前天府时代。西安曾经是13代帝王建都的地方，前后辉煌了1000多年。在这个时期，开县处于文明起步阶段，先后呈现出庸、巴民族文化形态并有所发展，笔者把开县这个早期的文明称为庸巴文明。

⑵后天府时代。 “安史之乱”后，唐朝后期先后经历了多次重大变故，关中平原成了政治家们争夺的主战场，关中经济逐渐衰落，华夏政治中心逐渐东迁、南移，西安的地位一落千丈。成都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没有遭到战火侵扰，成了帝王将相避乱和建都的理想之地，从此，成都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契机。从此，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又被称为“天府之国”。 直到明、清时期，蜀中多战乱，才结束了成都1000多年持续高速发展的历史。从唐宋到清代中期，被一些学者总结为“后开府时代”。在这一时期，开县得到了迅速发展，时有 “小天府”的美名，此所谓“物华天宝、货殖所萃，汉土丰盛也”——“后天府时代”。

⑶三峡开埠时代

⑷重庆直辖时期。1997年，重庆直辖。笔者把直辖后的时期称作重庆直辖时期，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大背景下，有了三峡开埠时代的预热，有了三峡工程建设的推动，有了国家西部战略的支撑，重庆作为我国第四个直辖市，已经彰显出国家通过直辖重庆来开发大西部的决心。以及重庆提振两翼发展，“万（州）开（县）云（阳）”金三角经济板块和城镇群建设的启动，特别是重庆五大功能分区战略的推进，必将为开县注入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开县作为直辖区县之一，作为渝东北重要的生态涵养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通过多年的移民搬迁、重建和生态建设，开县已经成为三峡最美滨湖之城，成为全国十大休闲小城之一，并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中国区环境规划示范城市优秀案例”。——“最美开县时代”即将来临

（二）巴蜀文化圈。在没有直辖以前，巴蜀的地域概念指的就是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地区，泛指整个四川。本文所述的巴蜀文化圈，重点是指由重庆、成都和万州组成的文化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成渝万”文化概念。巴蜀文化圈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一是巴蜀时代、二是开埠时代、三是巴渝时期。

⑴巴蜀时代。也就是在四川管辖以前，上文在介绍西部文化圈时已经述及。不再复述

⑵开埠时代。也就是上文所述的三峡开埠时代。随着重庆开放长江口岸，万州也开始开放口岸，并成为四川省第二大商埠城市。在这个时期，开县凭借万州商埠口岸的优势，依靠小江航运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⑶巴渝时期。也就是重庆直辖时期。巴蜀、巴渝这两个关键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是时代发展的产物。现在，重庆人很少提“巴蜀”这个概念了，而“巴渝”和“巴渝文化”这些主流概念开始多起来了。重庆直辖后，重庆开始成为巴蜀甚至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同时，万州的地位也开始上升，构建重庆第二大城市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开县是重庆的移民大县，作为万州的后花园，特别是三峡水库建成投入使用后，正在给、也将给开县带来前所未有的新的发展机遇。

（三）三峡文化圈。本文所述的重点文化版块就是“万开云”文化圈，虽然这个概念目前还停留在起步阶段。但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这是不容回避的文化问题。有学者认为，三峡库区在未来发展中，“万开云”金三角的构架是一个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决策，开县与万州、云阳与万州的距离仅为半个小时的车程，很有条件、也有可能打造“万开云”城镇群，由于目前许多方面还缺乏接受力，主要原因在于资源配置和行政体制的障碍。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开县在“万开云”文化圈中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一是朐忍时代，二是“小天府”时代，三是三峡开埠时代，四是重庆直辖时期。

在朐忍时代，以现在的云阳为中心，创造了2000多年的文明，现在的云阳、开县、万州最早都属朐忍县管辖。直到公元216年，朐忍县才“一分为三”，分别设置有朐忍（现云阳）、汉丰（现开县）和羊渠县（现万州）三个县。开县建县以后，也就开启了“小天府”时代，在这一时期，相对于云阳和万州，开县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远离长江，远离战乱，因此得到了较快发展，开县地位由此上升，并先后赢得“小天府”“金开县”美誉，开县“小天府”时代至少历经了近1000年。到了三峡开埠时代，万州开放长江口岸，万州的地位开始上升。特别是在直辖时期，万州再次迎得了发展空间。当然，开县和云阳也沐浴着重庆直辖的光辉，相应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因此，“万开云”文化圈有着特殊的文化背景，有着特别的文化渊源，三地资源互补、政治相依、经济相通、文化相融。从战略的角度，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我们都应该支持万开云城镇群的构建，这也是“后三峡时代”赋予给我们不可回避和推卸的历史使命。“万开云”三地相联越紧、良性互动亦兴、反之则衰，三地兴则三峡兴，三地衰则三峡衰。

综上所述，笔者之所以要把开县放在西部、巴蜀、三峡这三大文化圈中来分析、对比，其目的是要找到开县的位置，掂量出开县在这些历史文化圈中的份量，以增强165万开县人民的文化自信与自觉。

三、开县文明的源流与发展

关于开县文明的源流与发展问题，笔者拟从学理的角度进行梳理，并从起源、形成、沉淀、提升、多元共生、提振贯注等六个方面对开县文明进行阐述，即从远古的巫彭文明、文武载道的庸巴文明、辉煌灿烂的秦汉文明、盛唐文明的渗透与碰撞、移民文化与本土文明的交融，以及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等六个方面进行简述。

（一）起源期：远古的巫彭文明

本文前面已述及，三峡文明历史悠久，且源远流长，三峡地区不但是中华文明的源起地之一，且与华夏文明同辉，开县是三峡文明圈中的一个重要版块，并与三峡文明同源流同发展。

大约距今1万年左右，三峡地区开始进入母系氏族社会，也就是“新石器时代”。这时期的人类开始从山洞、高山逐渐移居到长江及支流沿岸的山前台地和缓坡地带，并开始磨制石器、制作陶器。这是新石器文明的重要标志。

通过对以彭溪河流域为中心区域的姚家遗址、李家坝遗址、余家坝遗址，以及邻近的宣汉罗家坝遗址的考古发现，开县（以下或简称“本土”）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晚期，大约在4000年前左右。这一时期，三峡大部分地区开始使用石器开垦土地，如石斧、石锄等，。这时候的本土，相对于三峡地区其它区域，农耕文明和原始手工业都要相对晚一些。

新石器前后，本土属梁州之域。先夏晚期，本土为巫咸国地（本土北部地区大进、谭家等地应是古巫咸国地）。这里主要居住着巫人氏族部落，以巫彭人为主。

据史料记载，巫咸国始于帝尧时代，大约公元前22世纪前后，以巫溪宝源山咸泉为中心，建立起了一个以盐命名的方国——巫咸国。

传说巫咸国是一群由巫师组成的国家，这时期的三峡文明主要包括巫术、巫医、巫舞等。最早的巫术与医术同源，统称巫医。传说巫彭善医，曾被黄帝敬之为神。五千年来，我国医学界一直把巫彭尊称为中华医学的始祖。

本土自古就有尚巫习俗，至今本土农村仍然保留有许多巫文化形态，比如跳端公、招魂、占卜问卦等，而且与远古巫术大体相同。

巫文化的另一方面，就是中草药文化。本土中药材资源十分丰富，种植历史悠久，有“川东药库”之称，本土民间还流传有许多中草药偏方，积累着宝贵的医术经验。这恐怕同上述巫术一样，与远古巫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分不开的。

开县曾是巫人特别是巫彭人的流布地。，而今云阳仍有彭氏宗祠，应该说这是最好的史证。（《尚书·牧誓》八国之一，“彭人迁巴郡朐忍县，亦以彭称之。”。“彭溪河”三易其名，也见证了这段历史文明的演变：巫咸国时以巫彭而名，叫彭水；庸国时以国王容成氏而名，叫“容毋水”； 庸国的先君为“容成氏”，“容”与“庸”在上古时为相通字，容成氏即庸成氏。西晋时，彭姓成为大族，再还“彭”名，叫彭溪水。也就是现在的彭溪河。西晋至北周时期，本土境内河流统称“彭溪”，包括现在的小江、南河和东河。所以，我们现在研究本土文明，必须要把眼光放在远古的彭溪文化领域，包括现在的小江流域范围去考量。

可以说，巫文化是一种充满神秘的人类文明，它不仅渗透、影响了阴阳说、老庄思想、屈原诗歌，甚至还包含了禅、中医、宗教，而且还丰富了华夏民族的哲学、科技和艺术，极大地推动了华夏文明的孕育和成长。

（二）雏形期：文武载道的庸巴文明

商、周至春秋战国初期，庸国占领巫盐，本土全境为庸国地。这个时期，，本土部落族属主要包括巫彭人、巴賨人（也就是史称的板楯人，史学界也认为是巴人的一支）两大氏族部落，或可统称“庸人”。

庸人其实并不是狭义的“庸（无才无智慧）”人，而是一个很智慧的民族，屈原在《离骚》的开篇中就自称是庸人后裔。近年考古发现，庸国是一个神秘而强大的文明古国，拥有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形态。庸国占领峡江地区后，拥有了峡江盐泉，并成为盐业大国。庸国还是制陶大国、筑城大国、铸造大国等等，先秦许多文化之谜包括四灵、五行、十干、八封及楚文化都与庸国息息相关，庸文明几乎包括了全部的古文明元素。

庸人还是一个英勇善战的民族。在古代，西方最为典型的民族是希腊的斯巴达人，而东方则是中国的庸人。“惟庸人善战，秦楚不敌也”（《古代战事考》），这些善战的庸人主要指的就是土著先民賨人。

庸国拥有强大的军事技术，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众多的方国以纷纷依附庸国为荣，是为“附庸风雅”也。

据《尚书》介绍，庸国曾率卢、彭、濮等南方八国军队协助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庸国作为南方群蛮的领袖，以军事实力奠定了老子所说的泱泱大国地位。

到春秋中期，庸国与楚国抗衡，东威摄楚国的崛起，西牵制秦国的扩张。庸人这时主要的敌人是楚国。公元前611年，楚国遇上严重灾荒，庸国趁此向楚国发难，起兵东进，大举伐楚，不料反被楚庄王联合巴国、秦国所灭，庸国国土被楚、秦、巴三国瓜分，成就了楚庄王“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历史神话。

其时，庸国当时占有逐鹿问鼎中原的最佳位置，但伐楚未成反成别人的附庸，也留下了“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千古话柄。

究其原因，我分析：庸国背离了地域传统文化“中庸、和合”之道的内在精神，过份张扬武力、得意忘形，以致坐失良机。庸国的灭亡应该是上层贵族势力的不幸而非中庸文化的溃灭，恰恰相反，三峡地区在巴、秦、楚的争夺中不断吸取异域的文化和文明而得以丰富、繁荣。

庸国灭亡后，本土属巴国地。这个时候，巴人开始大量进入本土，与土著巫人、賨人融合。从此，庸巴文明在这块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演绎、升华，并源远流长。

巴国也是一个神秘的文明古国，大概始于先夏时期。巴人最早生活在清江流域一带，创造了悠久的文化，巴文化是中华文明中最璀璨、最耀眼的一颗明珠。

公元前611年之后，巴联合泰楚国灭庸之后，巴国的领域进一步扩大，这是巴国最强盛时期，巴賨人进入三峡地区后，整个三峡地区的社会经济发生了较大变化。“土植五谷，牲具六畜。”出产的桑、蚕、麻、鱼、盐、铁、铜、丹、茶等皆为贡品。虽然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刀耕火种、以狩猎为主的阶段，但个别地方已出现石锄耕作。本土，在这个时期应该是狩猎与粗放农业相结合的经济。

庸巴时期的峡江地区，民风民俗独特：善良淳朴，善歌喜舞，豪爽耿直。巴人最明显的文化特征是丧葬习俗，如悬棺葬、船棺葬等，在举行丧葬仪式时，多击鼓、跳歌，场面庄重、悲怆而热烈。

秦统一中国后，由于大规模“焚书坑儒”，加之战乱、灾荒和历史久远等原因，致使先秦文明的史料几乎绝迹。庸巴文明虽没有太多的文字、书籍作载体，但庸巴文明已深深扎根在这方热土中，绽放在人迹罕至的巴山、巴水间，融化在大巴山人民的民俗文化里。

即使在今天，本土的庸巴之风、庸巴之俗，仍留下了许多值得追溯的记忆。源于庸、巴战争的战舞——巴渝舞，就是对庸巴文明的最好诠释，我们今天仍能从本土保存变化下来的巫舞（重庆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肉连厢、车车灯等相似的民俗载体中去感悟庸巴文明的那份霸气、那份飘逸，那份威武和那份神奇。

总体上讲，庸巴文明应是本土的根系文明，在源远的文明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为现代人文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沉淀期：辉煌灿烂的秦汉文明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开始推行郡县制，本土属巴郡朐忍县地。

秦在建国初期，把主要精力放在统一山东六国上，对巴蜀一时难以实行直接控制，因此，秦王对賨人、巴人采取笼络政策，并给予了许多“优宠”。

特别是在秦昭王时，秦王向全国悬赏平息巴、秦、楚、蜀四地的虎患，土著巴賨人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人制作竹箭从高楼射杀白虎，四地的虎患平息后，秦王却悔了约，不给巴賨人奖赏万户金帛，只给若干恩惠，并且与巴賨人订立盟约，“秦犯夷，罚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一钟清酒相当于一双黄龙玉器”，足见土著先民当时已经会酿酒了，而且酿出的酒还相当珍贵。

这个盟约的订立，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促进了本土及其它巴賨人居住区的快速发展。

两汉时期，三峡地区逐渐融入到大统一的中华汉文化洪流中。从秦始皇至东汉末年，三峡地区基本上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公元前206 年正月，刘邦采纳土著先民扶嘉的建议，招收土著巴賨人平定三秦。就在这年的四月，刘邦同樊哙将军一起，从南郑出发，经四川宣汉县的鹿子山、樊哙店，进入本土境内招募賨人当兵，賨人跟随刘邦平定三秦，后来又在抗击西羌侵扰、平定益州等重大战争中“一路凯歌”，为汉室江山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此，賨人受到汉室王朝的特别关照，并被称为“神兵”。

扶嘉是朐忍人，刘邦认为他是汉室的扶翼之臣，便赐他为“扶”姓，中国“扶”姓便源于此。扶嘉曾任过廷尉，据考，当时的廷尉署就设在今开县渠口镇境内（见《华阳国志》）。

在汉代，由于賨人对汉室江山有特殊贡献，所以，賨人世世代代享受着不交田租、不交人头税、杀了人还可以拿钱赎命等特别的优待。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受到如此优待的民族、且受惠时间之长，这在华夏民族史上也是少有的。

应该说，秦汉时期的本土及其它賨人居住区，是历史上发展最快、最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先进的牛耕文化开始传入，平坝开始使用牛耕，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有开垦田地，从刀耕火种到牲畜耕种，农业文明迈出了非常大的一步。特别是本土的盐业和柑橘业发展特别快，且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设置盐官和橘官的地方之一（《后汉书》：“容毋水出，有盐官、橘官”）。

在手工业方面，这个时期除了家庭手工业外，本土及其它賨人居住区已出现专业手工业，主要行业有制盐、酿酒、纺织等。

土著先民“賨人”这个名字就是因纺织业的繁荣而成名的。秦惠文王之后，土著先民虽然不交田租、不交人头税，但也要缴少量“赋税”，他们缴的“赋税”为“麻布”，那时的“麻布”叫“賨”，所以，此时的土著先民便有了“賨人”这个雅称。这说明，本土先民已在这个时期开始从事纺织业了。

除此之外，在汉代，彭溪河岸的姚家坝、李家坝一带开始出现房屋建筑遗迹，房屋呈长方形，有墙基、墙垣，室内有石板、石块、石砌的火塘，屋下埋有陶质排水管，并出现有筒瓦、板瓦等。

到了东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开县，并初建大觉寺。宗教是一种以信仰为核心的早期文化，宗教的出现标志着土著先民的思维水准和文明程度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四）提升期：盛唐文明渗透与影响

东汉建安二十一年即公元216年，本土才特置为县，以“汉土丰盛”而名“汉丰县”。

本土县以后，政区设置变化频繁。最多的时期是北周，有1州2郡4县：开县辖万安郡管永宁县（原汉丰县）、万世县（治所大进镇榨井坝，原名巴渠县），周安郡管新浦县（治所南门镇徐家坝）和西流县（治所三汇口乡）。

隋朝时期，开县境内有1州4县：开县（万州）辖盛山县、新浦县、万世县、西流县。

唐代境内政区变化较多，最后基本形成1州1郡3县：开县辖盛山郡，管开江县（西流县并入）、万岁县（万世县并入，治所移至温泉镇县坝村）、新浦县（治所移至南门镇莲池村）。

唐朝前期，除了土著人首领冉肇则起义的短时期冲击，造成本土经济有所迟缓外，本土社会发展整体处于上升状态。

公元630年，本土賨人首领冉肇则起兵攻占夔州府，打败赵郡王李孝恭，占领了三峡大部分地区。李渊命李靖领兵攻下冉肇则，李靖出奇制胜，设伏战胜冉肇则，俘获賨人5000余人。在这场战争中，究竟死亡了多少賨人，史无详细记载，但在那“地广人稀”的古代，仅“俘获五千余人”，足见战争给人口及其文化带去了多大的“洗礼”。

李靖与冉肇则之战，成就了李靖，并深受李渊赏识和重用。李靖为大唐江山东征西战、开疆拓土作出了巨大贡献，立下了赫赫战功，史称“战神”。

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因善战而史称“神”的只有三个：一个就是土著先民賨人，叫神兵；第二个就是与神兵有着渊源的李靖，叫战神；第三个就是新中国的元帅刘伯承，叫军神。不知这是千古巧合？还是千古传奇？

在唐朝后期，特别是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本土经历了10多年的战乱影响，经济发展进程缓慢下来。杜甫在诗中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县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公元881年，黄巢起义军将唐王朝赶出长安，这是唐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从此，本土处于无政府状态，整个经济再次迟缓下来。

在文化方面，唐时期的本土获得了较大发展。早期，唐朝一方面加强对庸巴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又利用庸巴地区丰富的人力、物力支持唐朝统一全国。唐太宗即位后，首先把开县县城从现在的天鹅湖一带搬迁到盛山脚下，也就是水下的汉丰老城，并逐步取消对賨人和巴人的笼络政策，推行以文治国，改派文臣到本土任行政长官。

这就是为什么在唐朝，本土出现了大量的异地文人官员，比如韦处厚、宋申锡、杜易简、杨汝士、窦群、唐次等等，这些文官在《全唐诗》中都留有诗歌，其中韦处厚、宋申锡还任过相当于宰相的职务。这些文官进入开县后，对本土社会、经济、文化等起到了较大影响，他们在本土传播文明，设立学宫、兴办宫学，为本土文明注入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比如，在中华五千年文化长河中，让本土人至今光鲜、自豪的就是《全唐诗》中的《盛山十二景诗》。

（五）多元共生期：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

从唐代到清代，在这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本土文明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洗礼，处于一个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的时期。

开县自古为“东来西往、南船北马”的重要交汇地，古代这样形容：“巴夔西土之喉衿，襄峡上流之唇齿”。在冷兵器时代，这里还是一个具有军事价值的战略要地。守住大巴山，北可上中原，东可下江南；北可防中原之敌，南可防荆楚之敌。特别是庸巴盐道和秦巴古道的形成，使本土成为古代大三峡腹地通往中原地区的重要通道，成为三峡地区“北上秦壤”的陆上门户区，作为“秦巴之门”、“巴山门户”的人文形象也由此形成。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缘、地望，更为移民迁徙和文化的交融提供了可能。在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个地区的居民由东、西、南、北流民杂居混成，包括远古的土著先民后裔、巫人后裔、賨人后裔、巴人后裔、濮人后裔、蜀中流民、三秦流民、荆楚流民和流放的士族后裔等等。多地区、多民族、多阶层、多成份的流民把本土及其周边地区作为逃避战争、旱涝、赋税、瑶役的“避风港”和“桃花园”，在这块相对肥沃、偏僻、封闭的土地上共同开拓新的家园。与此同时，土著先民不断与新来的民族融合，既有生命体的融合（通婚），又有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生产技术等多方面的融合，带来了各地区、各民族独具风格的异域异质文化，也给本土文明带来了新的冲击和新的形态。

区域文化的多元主要源于移民，而移民又多源于战争。自唐以降，本土主要历经了四次大的移民与战争洗礼：

一是宋元时期，秦巴古道作为行军偏道，给开县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特别是13世纪宋蒙军队在本土展开的角逐，持续了近半个世纪（45年）。宋、蒙两军反复数次占领县城，直到南宋投降、夔州陷落，本土仍然为宋军把守。在这场持久的战争中，让本土人口减少了一大半，致使元代取消了1郡2县，仅设1县、且州县同置。

二是元未明初，湖北战乱不休，大量湖广人，特别是聚集在麻城孝感的湖广人陆续迁川，明初四川地广人稀，急需劳动力恢复生产，开始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活动。 这些湖广移民从三峡进入，沿途留居和停顿的人不少，开县也同样接纳着这些外来移民，今本土的部分姓氏和族宗均与麻城孝感有关。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改变了原来土著文化结构，包括风俗习惯，特别是性格的改变。本土民风淳朴、骠悍、尚武的习性被打破，特别是受“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 ”等性格特征的影响，本土人也更多了一份机智、灵敏，这在清朝“湖广填四川”之后，移民文化更趋于明显。

三是明末清初，经过明末数十年战乱，加之天灾、瘟疫，致使本土及整个四川人口成毁灭性消亡，四川地方残破、人口凋零。清王朝于顺治末年开始，鼓励南北各省人民入川垦殖的政策。从此，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先后达60余年。

四是清末嘉庆元年（1796）爆发于川陕之地的白莲教起义，20万教军浩浩荡荡进入本土，白莲教和清朝政府在本地的战争，持续达10年之久，如今本土还有数十个寨堡，大部分都是当年防御白莲教修筑起来的。

一次又一次战争，使本土人口骤减，为外来移民提供了极大的空间。现在本土绝大多数的家谱所标明的祖籍均不在开县，一些民居建筑形式也与湖广等地相同，现在的开县人还有留存有许多“湖广乡音”。开县文化的多元特征十分明显，甚至造成一县之境，江、东、浦三里方言也存在较大差异。

虽然，在历史的进程中，当今开县人与古代巫人、賨人、巴人的血缘关系极少，但是在这块土地上，受庸巴文明的潜移默化，仍蕴涵有巫人、賨人、巴人的性格，我们至今仍然能感受到远古文明的脉动与灵魂：数千年来，土著先民在这里采集狩猎，开荒种田，绩麻纺线，碾米磨面，唱竹枝词，打肉连厢，吼蛇巴歌，跳賨人舞，创造了属于自己独特的庸巴文明。

接受了新文明因子的开县在经历外来异域文明板块的撞击与沉淀后，在时代精神的洗礼中重新进行整合。以巫人、賨人、巴人为特质的地域文化，以其特有的包容性和同化力将异域异质移民文化纳入自己的旗帜下，并贯注以巫彭、庸巴人特有的勇敢、好义、聪慧、中庸的文化基因，实现了异域移民文化的本土化，使整合后的新型开县文明具有了一脉相承的历史连续性。

唐代以后的四次移民大潮，虽然给本地文明带来了极大冲击，但也带来了先进的平原耕作技术，先进的商品经销意识，蔑视权威的反叛精神和大都市的价值观念，使本土文明在痛苦的蜕变中开始迈向“近代化”。

（六）提振贯注期：社会主义文明建设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开县漫长的文明发展之旅终于矗立起划时代的界碑。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在农民翻身作主人的热烈鼓点声中升起了鲜艳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以强大的力量改造着地域文明，下里巴人、竹枝词、劳工号子等庸巴文明被赋予强烈的政治内容和时代新生活的色彩；巫术被当做封建迷信而受到批判和抛弃；由地域文化中的糟粕所滋生的各种邪教、反动会门道组织受到有力的镇压，新型社会主义农民文化应运而生。这种文化仍然继承了巫、庸、巴、楚、秦文化中的浪漫热烈、奔放豪迈的高调色彩。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左”的思潮泛滥，文化成了政治的简单传声筒，时代精神成了简单的政治口号，地域传统文化的精华被当作糟粕抛弃了，从而丧失了自身的特色。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村土地域特色文化出现复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建设开始得到同时重视。以余虹韵为主创的舞蹈《喜摘红橘》两次舞进中南海，展现出开县文明独特的审美视野和表现风格；以国家二级剧作家王楚华为主创的川剧《邯郸雪》，代表当时中国县级文艺的水准，选送到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并以之为契机培养了一大批文艺、文学作者群，本土文化得以张扬。

开县从开明到开放，再从开放到开明。开县人虽身处闭塞环境，但不仅不排外，而且还具有强烈的开放、开明意识。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数十万开县人常年在外勇闯天下，创富神州，赢得了一次又一次开县人与神州大地丰富多彩的文化大融合的机会，用勤劳和智慧塑起了一座“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开县人文丰碑。

21世纪初，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文明”开始提到一定的重视高度。特别是开县人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特大井喷、特大洪灾时，更显示出开县人临危不惧、愈挫愈奋、敢于胜利的人文精神，无不蕴涵着庸巴文明的智慧与光芒。这一时期，开县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全国模范人物，开县先后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县、全国乡村青年文化活动先进县，代表政治文明的“八步工作法”荣获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入围奖……这些先进文明的彰显，在民众中得到了很好的张扬、传播与渗透。

特别是近几年，开县深入开展“三品”“两德”教育活动，精心构筑道德模范社会，官品、民德“一起上”，一个个“三品标兵”，一个个“两德模范”相继涌现……

随着开县“四大全民行动”的推进，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市级文明县城、市级环境保护模范县”活动的开展，开县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个文明建设中已初见成效，成功创建中国宜居宜业典范县、国家园林县城、重庆市山水园林城市和卫生县城，先后荣获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等光荣称号……

开县，在现代文明与历史文明的演绎中悄然发生变化。干部群众奋力后发赶超，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社会稳定恢复常态，社会风气也日渐改善，经济增长渐入佳境，并迅速迈入全市上游。

在开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走向大众化、走进民众心中，使其成为全县干部群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自觉行动，使深植于社会、深植于人民群众心中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核心价值观得到了进一步升华、普及和实践，先进的社会主义文明正在成为165万开县人民未来发展的新动力和新希望。

开县人文精神的文化溯源

鲁燕清

开县，古名开县，北依巴山，南近长江，由东河、彭溪河、浦里河形成三大主要槽冲地带。在三江劲流、大山峻峭、群山环绕的这样一个特定地域内，开县人在改造自然、创造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质和价值观念，而这种文化特质和价值观念概括来讲就是人文精神。本文拟从地域发展的视角定义人文精神，即是：在一个地域范围内，形成和发展于当地的历史文化中，体现在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由优秀文化沉淀、凝聚、孕育而成的大众意识和一般心态。开县人文精神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而是在历史的长河里历经文明的浸染而成，体现在开县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具有浓烈的历史和地域色彩。开县文化源远流长，历久弥新，而生于斯长于斯的开县人文精神内涵也是非常丰富的，它既是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总是在不断充实与发展。在查阅了大量开县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笔者发现开县关于“武”、“文”、“商”、“民”的历史文化是开县人文精神形成的重要源泉。

开县的“武”文化主要集中体现在“神兵”、“战神”和“军神”这三个带有传奇色彩的称呼上。

1、关于“神兵”

据考证，早在黄帝时期，开县人的祖先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后人把这些原始的土著居民称作“賨人”，现在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他们属于巴人的一支。那么，“賨人”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呢？根据《晋书》的记载：“巴人呼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也就是说，在秦惠王时期，居住在开县及附近这一带的巴人缴纳的赋税是实物，叫作“賨”，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麻布，“賨人”由此得名。

賨人善弩射，长于狩猎，因使用木板为楯，冲锋陷阵十分厉害，又被称为“板楯蛮”。《太平广记》里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在秦昭襄王的时候，有一只白虎成为公害，人们都很怕它。昭襄王就重金悬赏招募国中有本事杀虎的人，还出了个通知：凡是能杀死这只白虎的，食邑万户，金帛要多少有多少。于是有几个賨人（因为是土著居民，又被称为夷人），就想办法用白竹子做了弓弩，爬到高楼上去射白虎。白虎头上中了三箭。这只白虎是虎王，所以平常身边跟随着一群虎，中箭后它非常愤怒，失去了理智，把跟着的这一群虎全都咬死了，自己也大叫着死去。賨人为秦除掉了虎患，昭襄王非常赞赏：“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他想要按约行事，又嫌这几个人是夷人，就刻石订立盟约：夷人种田不满一顷的不用交租；妻小不足十人的不算做一井（纳租时）；伤了人的不处分；杀了人的不犯死罪；秦人冒犯了夷人，赔黄金一两；夷人冒犯秦人，赔清酒一壶。虽然秦王不守信用，但是賨人却用勇敢为自己争得了权利。

賨人勇猛彪悍、崇尚武力的特点，同样在战场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据《华阳国志·巴志》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当时，賨人作为“巴师”的一个重要部落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生死搏杀的战场上，賨人将士们一边冲锋陷阵，一边唱歌跳舞，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这种充满浪漫情调的战术，并非是花架子，而是从气势上压倒了商朝军队，为周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清朝光绪年间，彭溪河流域出土了一枚“汉归义賨邑侯”金印，这也说明在秦汉时期开县、云阳这一带曾是古賨人活动的重要地区。有史料记载，勇猛善战的賨人常常充当刘邦军队的前锋，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被称为“神兵”。比如为刘邦出谋“定三秦”的扶嘉，虽然没有张良、韩信那么有名，但却被刘邦称为是“扶翼之臣”。后来，受到战争的影响，賨人一部分融入汉族，一部分东迁到武陵山区，和其他部落相融合，逐渐演变成为今天的土家族。

2、关于“战神”

“战神”是谁？他就是托塔天王李靖，神话中哪吒的父亲，历史上李渊手下的一员大将，是唐朝的开国之臣，由于善于带兵打仗，战无不胜，所以被称为“战神”。那么，他和开县的历史文明有什么关系呢？在唐朝的时候，开县曾经发生过一次著名的军事行动，这也是李靖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战事。公元619年，王世充备法驾入宫，废掉皇泰主杨侗，将他囚禁在含凉殿内，自即皇帝位，唐高祖李渊派李世民讨伐王世充。当时有个叫作萧铣的地方割据势力首领占据荆州，李渊担心两面受敌，于是就派遣李靖去安抚他。在途中，适逢开县少数民族酋长冉肇则反叛，率兵侵犯夔州，击破了赵郡王李孝恭的唐军。李靖率领800名兵士，奇兵突出，偷袭并击破了冉肇则的大营，后来又在地势险要处设下埋伏，在阵前斩杀了冉肇则，俘获冉军5000多人。当然从主观上来说，我们不赞成用战争解决问题，但是从客观上来说，“战神”的到来，促进了开县与外界的交流和融合，有利于庸巴文明的塑造和传播，对开县人文精神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关于“军神”

到了近代，“军神”刘伯承的出现，为开县人文精神的形成注入了新的血液，他也是开县迄今为止“武”文化史上最杰出的代表。19岁的时候，他就胸怀“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的雄心壮志，离开家乡，开始了戎马一生。凭借骁勇善战和足智多谋，他成为了“手执青锋卫共和”的英勇斗士和“川中名将”。在1916年3月20日，他率部血战丰都，右眼受伤，手术中为保护脑神经拒绝使用麻醉药而被誉为“军神”。后来，他又在很多战争中屡建奇功，如南昌起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进军大西南等，这些对军事策略运用的成功实践，展现了一代“军神”非凡卓越的军事才能。建国后，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创办了南京军事学院，将他的实战经验和军事理论奉献给了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功高不居功，位尊不恋位，权重不擅权”，这是对刘伯承一生崇高品质的生动概括。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病逝于北京。遵照他的生前夙愿，他的骨灰播撒在太行山区、淮海大地和故乡开县。这个从贫苦农民家庭走出来的一代名帅，最后又回到了生养他的故土。据刘伯承同志晚年身边护理人员介绍，刘伯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基本上处于昏迷状态，偶尔醒来，便呼唤着：“我是开县赵家场的人！”“开县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正是开县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才培养出了一代英杰，培育了刘帅精神，而刘帅精神又深深地激励了后来的开县人，丰富和充实了开县人文精神的内涵。

可以说，英勇善战、敢闯敢拼的特点已经遗传并深植在开县人的骨子里。“神兵”、“战神”、“军神”，这些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所以被人们赋予“神”的称号，这绝不是对武力的迷信，而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精神的意象，已经被历史转化为一枚枚文明的符号，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培育出了开县人豪迈仗义、重情重义的传统美德，更造就了开县人坚韧勇敢、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

二、“文”文化培育了开县人崇尚气节、不畏强权、秉公持正的开明精神

我们这里所说的“文”是相对于“武”而言，主要是指狭义的文化，包括思想道德、教育、文学艺术等等。开县虽地处偏僻，但文化形式却多种多样，除了庸巴文明的根系文化之外，开县人还根据地域特色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柑橘文化、盐文化和宗教文化等，引用清乾隆《开县志》里的一句话说，那就是“虽僻处偏隅，而景物繁华。”

在封建时代的政治生态中，像开县这样偏僻的地方也往往具备一点特殊意义：对于青年英才来说，这里可视为修炼身心的深水良港，他们渴望走出大山，而当时最好的出路就是努力读书，考取功名；对于朝廷政客来说，这里是惩戒对手的发配之地，可以用“偏僻”摧毁他们抗争的意志。这样的“进出”交融，除了让开县的本土文化得到充实，更带来丰富的文化形式，从而加速了开县文化多元格局的形成。特别是在盛唐时期，《盛山十二景诗》的广泛传播更是将开县文化推向了一个繁荣的顶峰。

盛山，是开县的文化名山，因山形酷似“盛”字而得名，著名的大诗人杜甫曾诗云：“拄笏看山寻盛字”。《盛山十二景诗》的作者是唐代名相韦处厚。公元818年，因为政治斗争的原因，他从京官考功员外副郎（员外郎专掌京官与地方官的考课，属吏部，类似于现在中组部的高级官员）被贬开县任刺史长达三年。但是，这样的贬谪，不但没有摧毁韦处厚的意志，反而激发了他的政治热情。在任开县刺史期间，他非常重视当地的文化发展，大兴教育之风，为当时的开县培养了很多文化人才。在和朋友游览盛山的过程中他还即兴创作了《盛山十二景诗》（如其一：“雨合飞危砌，天开卷晓窗。荠平连郭柳，带绕抱城江”，就描绘了盛山宿云亭的风景）。文人一般喜欢以文传友，他也把诗寄给了长安的朋友。李白、张籍等数十名文人读了这些诗后都觉得不错，于是附诗而作，联成大卷，著名文学家韩愈也为之作序。开县的盛山十二景由此声名远扬，被赋予更多的文化气息，这组诗也被全数收录进《全唐诗》。

在开县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韦处厚在盛山游玩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得道高僧。他就随便问了一句：“你能算算我在什么时候调回京城吗？”高僧就看了看他说：“一年半载！”他就又问：“那你说说看，我的官能当到什么地位呢？”高僧就说：“宰相须从江边得。”当时，韦处厚只是把这些当玩笑话，没有放在心上。没想到，在“一年半载”后，也就是元和15年（公元820年），唐宪宗被宦官所杀，穆宗即位，韦处厚果真被召还京师。后来穆宗、敬宗相继死去，唐文宗即位。在江边祭祀时，唐文宗拜佐命之功的韦处厚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监修国史，加银青光禄大夫，晋爵灵昌郡公，全都应了高僧的话（《旧唐书•韦处厚传》：“处厚在相位，务在济时，不为身计。中外补授，咸得其宜”）。当然这些故事多半是人们的杜撰，但足见韦处厚在开县人文历史中的影响力，并且当他荣升进京离开开县之时，开县人都倾城而出，登高送远。

到了清代，开县的文化又迎来了另一次繁荣。这一时期，开县诞生了很多文化名人，比如清代诗人陈昆和其兄陈坤“堂前植双柏，一门两进士”的故事被人们传为佳话。另外还有晚清名臣李宗羲。他26岁中举，30岁赴京殿试，由知县官至两江总督。在位期间，他不畏强权，秉持正直之心，反对修建颐和园，提倡强海防抵外侮，主张台湾设省，谏议人才的发现与使用，并且因为平反了当时的大案“东乡血案”（今四川宣汉县）而享誉全国。1874年开县大旱，李宗羲寄银四千两回籍救荒，又捐银一千两修建开县城西培俊堂和资助学生参加乡会试，为开县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清朝末年，在川东流传着“开县举子云阳盐、新宁（今四川开江县）坝子梁山（今重庆梁平县）田”的民谣。这首民谣和开县的文化名人有莫大的关系。1895年，在腐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后，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为伸张正义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要求拒签合约、迁都抗战、变法维新，暴发了著名的“公车上书”事件。在1200多名上书的举人中，开县籍举人就有6人之多，在成都府中仅次于成都、华阳两地，故开县又有“举子之乡”的美称。

杰出的文人代表和文化作品，促进了开县本土文化与外界的交融，更是将开县文化发展推向了繁荣。同时这些标杆式人物，他们不畏强权、崇尚气节、秉公持正的做人态度深深影响了开县的文化传统，更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开县人文精神的内涵。

三、“商”文化孕育了开县人海纳百川、解放思想、善于创新的开放精神

现在我们听到有人形容开县，有时候喜欢用一个词，叫“金开县”。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有人认为是因为开县盛产柑橘，橘子成熟后金黄一片，所以叫“金开县”；也有人认为是因为开县最早建县的时候被刘备取名叫“汉丰县”，表明这里“汉土丰盛”，就是一个“金窝窝”，所以后人引申为“金开县”。当然，确切原因究竟为何，现在已没有办法确切考证，但是现在认同率较高的看法是：这个名字的由来主要是缘于开县丰厚的物产资源和发达的农耕文明。开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足，且依山傍水，这样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非常适合农业的发展，所以开县不但盛产柑橘和大米，还有茶叶、药材、蚕桑等丰厚的农业资源，柑橘还曾经被作为贡品贡献给朝廷（《新唐书》：“开县，士贡橘。”）。

那么，“金开县”和商业文明有什么关系呢？《易经》里最早这样形容流通业：“日中为市，致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丰厚的货物资源，是商业发达的基础条件。开县得天独厚的物质资源，特别是盐的出产，为其商业文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天时地利的条件。金贵的食盐作为生活的必须品，它可以换“天下之货”，因此，产盐地自然会积聚商机。三峡地区是盐文化的发源地，开县的彭溪盐泉（后称温汤井，现位于开县温泉镇境内）始于汉晋，是三峡地区最早发现的盐泉之一。据史书记载，早在秦朝以前，当时的巴、楚、秦为了争夺巴盐，连年战争不断；而同时，另一场争夺也围绕盐泉在进行。为了追逐盐的高额利润，来自盐泉四周的汉子们，怀揣发家兴业的梦想，穿越崇山峻岭和高峡深谷，来到这里淘金。淘到的盐要运送出去，才更有利于实现价值的最大化，但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怎么才能把盐运送出去呢？鲁迅先生曾说：“世上本来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便成了路。”勇敢、勤劳的开县人同三峡地区的兄弟们一起，披荆斩棘、依崖凿道、伐木开路、遇水搭桥、垒石为关，用青石铺成了一条西通巴蜀、北接三秦、东连荆楚、南越云贵的盐运大道；他们肩挑背驮货物、翻山越岭，用血肉之躯闯出了这条商业之路。这条古盐道被后人称为秦巴古道，是庸巴盐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打开了开县“路接长安、北出秦壤”的便利之门，促进了开县商业经济的飞速发展。有人曾经评价在古老的中国有两条“路”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一条是以丝绸贸易为主体的“丝绸之路”,一条是以茶叶贸易为主体的“茶马古道”，但是笔者认为这些用血、泪和汗开拓出来的庸巴古盐道所承载的历史文化重量并不逊于前面这两条路，其价值在当今更值得人们去发掘和研究。

当然，除了盐之外，开县盛产的大米，在明清的时候更是几乎垄断了川东米市场，连云阳、巫山都要靠开县供米；而麻的种植和桑蚕的广泛养殖，也促进了开县本土手工业的发展，使得开县的丝帛、麻制品更是远销海外。《隋志》曾经记载开县是“水陆所辏，货殖所萃”之地，产品的大量外运和外销，打通了开县通南向北走东闯西的商业大道。除了盐道外，开县在清代以前的古道主要有十条：一是开养道，从开县至云阳养鹿乡。二是开路道，从开县至云阳养路阳坝。三是开大道，从开县至大宁（今重庆巫溪县）中岗乡。四是开太道，从开县至太平（今四川万源市）县界（此县界原在万源，现在重庆城口县境内）。五是开梅道，从开县出梅子关至东乡县界。六是开杨道，这条古道直接联系了茶马古道（即从镇东街道到大德、敦好、天和、三汇口、杨柳关至宣汉县交界）。这条古道及至清代，仍然是重要的通商大道。《晋书》对这条古道曾有相关描述：“旅行者去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可见当时商业之繁华。七是开新道，经巫山坎（今开县巫山乡）至新宁县界。八是临窦道，经南雅抵窦山关，至新宁县界。九是开铁道，经赵家场（今开县赵家街道）至万县（今重庆万州区）境铁峰山。十是开万道，经赵家场至万县大垭口。

除了陆路之外，开县的水上交通也很通畅，特别是在清代，水运更是当时连接长江区域商业往来的重要形式，清乾隆《开县志》曾形容开县的水运场景是“泱泱船帮”。便利的交通，让开县丰厚的物产源源不断地流向大山之外，而开县本地的商业发展随着这种流通达到了鼎盛，也吸引了更多外地的人在开县建立商业会馆，如在老东街区域，就曾经建立过湖南、湖北、陕西、常德会馆等。这些商会会馆为在开县从商的外地商人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可以这样说，商业文明的发展，让各种不同的文化理念在这里产生了碰撞，这对开县人原本封闭自足的思想是一个极大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开县人为了改变生活，开始走出开县，像他们的先辈一样，开辟创富之路。

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数十万开县人常年在外勇闯天下，创富神州：上海拆房子、北京开馆子、广东开厂子、新疆摘桃子，不但创立了“帅乡砖工”、“开县技工”、“金开家政”、“开县厨师”等具有特色的劳务品牌，更是赢得了“世界要看犹太人，浙江要看温州人，重庆要看开县人”（原重庆市市长王鸿举语）的美誉，将开县人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伸到了祖国各地。

开县商业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商”文化，练就了开县人解放思想、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而外出创业的开县人更是将不懈追求、善于创新的创业精神进行了生动的传承和诠释，让开县人文精神得到进一步发展。

四、“民”文化彰显了开县人热情活跃、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开朗精神

首先说明一下，这里的“民”主要是指开县的民风民俗。同重庆其他地区的居民一样，开县人生性耿直、敢想敢干，但相比之下，开县人却更懂得享受生活，善于在平凡中创造生活的美好情调。

1、开县人喜歌舞

一是巴渝舞的创造者之一 本文在前面曾提到，早在几千年前，开县人的祖先賨人就爱边打仗边唱歌，左手拿盾，右手执矛，因“锐气喜舞”而闻名于世，这也是“巴渝舞”的滥觞。

二是民歌风行行 开县民间喜欢以歌声鼓舞劳动情绪，薅草、杠抬、夯土、榨油等，均有歌声伴唱。比如樵夫多会唱山歌，且常用《盘歌》互相问答，山间此起彼应，音韵优美；有经验的老抬工，还会即兴创作出赞扬、骂人、讥讽、俏皮的新词，来增添劳动的乐趣。劳动的时候要唱，聚会的时候更要唱。据清咸丰《开县志》记载：“开县风俗……男女皆唱竹枝。”并记录了演出情景：“其民俗聚会则击鼓，踏木牙，唱竹枝歌为乐。”竹枝歌是下川东民歌的总称，从这个记载也可看出开县爱唱歌的历史源远流长。开县文化馆在1983年印成的《开县民歌集》就收录了开县民歌176首。

三是灯舞辉煌 开县民间流传一句俗语“三十晚上的火，十五晚上的灯”。春节是开县人民极为重视的传统节日，欢庆时间达半月之久，尤以元宵之夜，更为热闹，除了彩灯四布，更以舞龙灯、玩狮子、彩莲船、车车灯增添气氛。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这些传统的民间艺术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很多年轻人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对于这些古老且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需要我们去保护和继承，这也是对开县历史文化的代代传承。

2、独特的民间习俗

开县的地方民俗有很多，简单来说，主要有这样几个：

一是正月初九登高 登高的习俗原是源于先民巴人。先民最早居于山地，后移至平地，但其祖先已埋于山上，所以正月常要登高祭祖。后来韦处厚离开开县，开县人纷纷登高送别，以至于正月初九登高，成了开县人一种特殊的纪念节日，并日久成俗。

三是端午节吃包面和挂艾草 开县多数地方没有端午节吃粽子的风俗，而是吃我们称为“包面”的东西，即重庆人说的“抄手”，其他地方所说的“云吞”。并且在门前还要悬挂菖蒲、艾叶以避邪疫。

四是中元节拜祖先 农历七月初一至十五，按照开县的旧俗，迷信传说“冥府开放，让鬼魂回家探亲”，所以开县人多于这段时间设酒肴祭祀祖先，并烧化纸衣、纸钱，以寄托怀念。

五是中秋节吃糍粑 开县人会在农历八月十五这天将糯米蒸熟后，用芦竹舂融，做成“糍粑”，拌糖食之。晚上的时候，全家大小围席而坐，品尝月饼、瓜果，赏月谈心。部分乡镇还保留着“走宝宝香”的习俗：即选用新鲜的大柚子，在上面插满点燃的香，再插上竹棍，小孩子会拿着它在月亮下面边走边念儿歌，名曰“走宝宝香”，一来增添孩童乐趣，二来祈求月亮保佑孩子的健康和家庭的美满。

3、自成一体的民间方言

从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到抗日战争中，开县历史上至少有六次以上移民迁入，最大的一次就是清代的湖广填四川。开县方言受到移民的影响，一部分与湖南、湖北方言相同和接近，一直保存湖广方言，另一部分则属于四川方言，与川东各地相同。湖广填四川，几乎把除了北方语系以外的各大语系都一鼓脑填进了四川，也造就了开县千奇百怪的方言，这些方言：如火嘌嘌的、钻眯古头、壳儿钱、宵夜没得、劳为答、客西半儿、洋顶垫儿、住摸子、遭捏、打侗侗、灰赖等等，别说外省人，甚至是重庆人都听不懂。但是这些方言，并不是胡编乱造，而是“言出有因”。比如说在封建社会，很多移民是强制性的，所以移民要用绳索捆绑起来，强迫押送。路途中如要上厕所方便，就要“解手”，所以至今开县还有称上厕所叫“解手”的说法。

不管是具有开县特色的语言体系，还是形式多样的歌舞习俗，这些异彩纷呈的民风民俗丰富了开县人的生产生活，更彰显了开县人热情活跃、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开朗精神，向世人展示了开县独特的民间人文风貌。

溯源人文精神的文化发展脉络，本身就是一次奇妙的旅程，而准确定位开县人文精神，对激扬开县人民改革动力与创新热情，推动开县实现进一步跨越发展有重大的意义。过去几年，我县开展过几次对开县人文精神的讨论和提炼：比如曾被提炼为"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后来又被概括为“开明、开朗、开拓、开放”，近期在原有的基础上经过再思考、再总结，又提炼为“开明、开放、开拓、开创”的“四开”精神。应该说，“四开精神”的提出，传承了“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精神实质，同时又结合了时代特点，给开县人文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

当然，开县人文精神不会一成不变，它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开县本身而言，“武”、“文”、“商”、“民”等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但是对于开县现在的这座移民新城来说，原有的历史文化并不会随着搬迁就自觉地依附在新修的水泥建筑上。我们只有将这些历史文化与新开县进行重新嫁接、融合，甚至是再创造，把开县人文精神深植并熔铸到开县城市建设与人民群众的心灵和生活之中，才能够让开县人文精神得到更好的传承，让这座城市真正拥有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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