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节又名“乞巧节”或“女儿节”，时间是每年农历的七月初七 ，是我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也是过去女子最重视的一个节日。
乞巧节最早见于史书的记载中，是西汉刘歆所著《西京杂记》（一说是东晋葛洪所著）中记有“汉彩女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穿线有七个针眼的针于开襟楼，寓意着女孩们开窍的心愿。
东汉时期的五言诗《迢迢牵牛星》已经有了“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说明至少在东汉已经有了牛郎织女的故事。而三国时的曹植在《九咏》曰里说：“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说明东汉末至三国，牛郎织女的故事已经定型。
西晋张华所著的古代神话志怪小说集《博物志》记载：“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滨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诸次饮之。”浮槎，是古代传说中来往于海上和天河之间的木筏子。
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梁的宗懔（约501～565）所著的岁时节令风物集《荆楚岁时记》中记载：“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织杼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
《荆楚岁时记》还记载：“七月七日夜，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
“喜子”指蜘蛛，此时的女子在乞巧节继续穿针乞巧的同时，又多加了一个祈望，那就是在七月七日夜，要在院中陈列瓜果，并以次日有蜘蛛网于瓜果之上，才认为是女子乞巧成功。
唐代的七夕，大唐盛世辉煌的同时，七夕节也变的更具有奢靡之风。晚唐时期王仁裕所著的《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唐玄宗时期，每至七夕“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妃嫔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
这段描述，说明了唐朝不仅宫廷内延续着七夕的穿针引线以乞巧的风俗，而且普通士子人民也都从之。只是穿针由七孔针演变为九孔针。
而且关于喜子结网以应符验的故事，在唐代也发生了变化，在《开元天宝遗事》中有详细记载：“帝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果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
唐代的蜘蛛结网，从瓜果之上演变为将蜘蛛捉于小盒子里，第二天在看盒内的蜘蛛结网的稠密来印证女子的巧多与巧少。
到宋代，七夕节除了继续陈瓜果焚香列拜，穿针乞巧于结彩楼外，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宋代以前都城实行宵禁，而宋朝的商业发达，故都城内有了固定的售卖物品场所。
成书于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年）的《东京梦华录》（孟元老著）记载：“七月七夕，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
这里的“瓦子”就是宋代的售货集市，“磨喝乐”就是在七夕时应时的一种泥塑做成的娃娃。“磨喝乐”甚至成了祭拜之物，因为在《东京梦华录》中还记载：“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谓之乞巧。”
明代的七夕节，宫内女眷换“鹊桥补子”，“宫中设乞巧山子，兵仗局伺候乞巧针。”（明代刘若愚《酌中志》）“山子”即人为搭建的假山，便于女子立高处以乞巧，明代还是保留了汉唐遗风。
左图：投针验巧， 右图：穿针乞巧
自从有了乞巧节，汉、唐、宋、明各个朝代的女子均是以穿针以乞巧，唯独到了清代，不再以穿七孔或九孔针来乞巧，而是变了样，以“丢针儿”来乞巧。“幼女以盂水曝日下，各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如椎，因以卜女子巧。”（清代潘荣陛所著北京风俗志书《帝京岁时纪胜》）
以前女子乞巧时的穿针过与不过，全靠的是女子的视力和手的巧劲儿，而清代的“丢针儿”，则全靠的是天意了，清代女子的乞巧是不是很“取巧”了呢？
七夕节因“牛郎织女”一年一度在“鹊桥”上相会，从而成为千百年来一个传奇而动人的爱情故事，世代流传，这一天还被现代人誉为中国版的“情人节”。并且，“牛郎织女”还与孟姜女传、白蛇传、梁祝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民间爱情传说。
本文参考自《国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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