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南方的朋友都知道，不管是城镇，还是乡村都有祠堂，甚至小小的一个村落有十几座祠堂，每逢过年或是其他传统节日，祠堂里都热闹异常。祠堂是一个家族的祭祀之所，因此有祠堂的村子，往往是单一姓氏。一个村就是一家人，这在南方地区非常普遍。
视线回到北方，祠堂的身影近乎绝迹，甚至一些80和90后，都不知道祠堂为何物。甚至年龄在六七十岁的老人对祠堂的印象都很淡薄。同时与之相伴的另一种情况是，北方很少有单一姓氏的村庄，绝大多数村子都是多个姓氏。
同样都是汉族，同样都讲求认祖归宗，为何北方偏偏就没有祠堂呢？
就以华北平原来看，这一区域的乡村之所以没有祠堂，跟历史上的“黄河漂天”有很大关联。
所谓“黄河漂天”，是笔者家乡地区，对过去黄河决口一种通俗叫法。此处距离黄河的直线距离只有两百多里，所以也处在被黄河淹没的风险区。不过幸好地处黄河西北方，太行山余脉下，地势较高，因此历代黄河决口，都没有被淹没。但老一辈人也曾提及，在这一区域南边的山顶上，曾发现过水藻，那是过去黄河发大水时，遗留下来的。试想黄河水竟然大到能淹没山脉，也难怪会有“黄河漂天”的说法。
历史上黄河频繁改道，甚至还发生过黄河夺淮的事情，所以黄泛区的范围很广。向南能一直延伸到安徽西北，向东延伸到山东西部，整个河南的中北部，几乎都是黄泛区。
例如《清史稿·河渠志》记载，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淮并涨，奔腾四溃，河倒灌洪泽湖，高堰不能支，决口三十四。漕堤崩溃，共决三百余丈。”
大水过后，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往往伴随而来的就是举家逃荒。
频繁的水旱灾害，倒逼这一区域的人们不断逃荒。而逃荒又导致各个村子原有宗族结构的瓦解和崩溃。试想，有的人死在了逃荒的路上，有些人即使逃荒回来，也有很大可能不会回到原来的村庄。人们来自天南海北，不同的姓氏组成一个个村庄，宗族观念自然非常淡薄。
《义和团运动起源》一书中，曾提及19世纪清朝年间，豫北和鲁西北这一现象：这种长期形成的迁徙和流动形式，是鲁西北农村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村里人时进时出，人员混杂。在鲁西南和胶东半岛地区，单一姓氏的村庄十分普遍。但在鲁西北平原，村里姓氏繁多，新户移居十分普遍，很明显，这削弱了村庄的内聚力，它有助于吸收流动人口。鲁西北农民绝不是一般观念中那种重土难迁的传统农民。
这种人口流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活动导致的流动。由灾害、战乱导致的被迫流动，不但使得各个村庄的宗族观念淡薄，而且还异常贫困。
灾害导致逃荒，逃荒导致流动，流动又造成宗族观念淡薄和贫穷，环环相扣。如此一来，活人都顾不过来了，怎么会为死人修建祠堂呢？
逃荒、逃荒，家安在独轮车上。天灾人祸的持续夹击，彻底灭绝了华北地区的祠堂基因。
不过客观因素造成的宗族观念淡薄，并不表示这一地区人们的宗族观念彻底消失了。电影《一九四二》逃荒出发前有这样一个场景，长工家在收拾逃荒要带的东西，他特意嘱咐儿子，把祖宗牌位带上，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自己是哪里人。同时北方人没有祠堂但是有家庙，供奉的不是自己的祖先，多是各方神灵，北方唱社戏一般就在家庙旁边。
不过幸好那些地区宗族观念没有被侵蚀，改革开放后，祠堂如雨后春笋又纷纷建起来了。可能有人会觉得，现在生活好了，观念也多元化了，像河南这些北方地区为何不重建祠堂呢？
其实，从一些家族续修家谱的事情上，可以看出很多人是热衷修建祠堂的，然而一个村子有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姓氏，每个姓氏都修建各家的祠堂，这不太现实——这些客观因素制约了祠堂的修建。
灾害导致逃荒，逃荒导致流动，流动又造成宗族观念淡薄和贫穷，环环相扣。如此一来，活人都顾不过来了，怎么会为去世的人修建祠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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