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毛澤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一直是黨史界關心的問題。因為毛澤東探索的中國革命獨特的道路，不同於蘇聯道路，曾引起過共產國際的懷疑和不滿。直到王明路線的追隨者博古、李德徹底葬送了中央蘇區和絕大部分紅軍，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地位後，中央紅軍又勝利北上，共產國際又不得不對毛澤東刮目相看。
1939年12月29日，共產國際審查李德的第一次會議結束後，國際監委會主席福洛林專門找毛澤民談話，希望他能將中國同志在審查會上的發言和意見，用最精練的語言概括出來，提交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同志，以便他更準確、更系統地瞭解中國黨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情況以及錯誤。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革命鬥爭是艱苦的、曲折的、複雜的。如果沒有親歷這場革命，僅靠一些報告材料和一次審查李德的會議，很難弄清其中的來龍去脈和要害所在。對於在共產國際工作的外國同志來說就更困難了。
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收藏的毛澤民的檔案卷宗裡，有一份由王松、李進、周全聯署的《關於中國黨在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中的錯誤問題》的報告。這份報告，正是劉亞樓(王松)、林彪(李進)和毛澤民(周全)根據福洛林主席的要求撰寫的。落款時間是：1940年1月8日。
中國黨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錯誤，在黨的遵義會議決議上已經作了說明，錯誤的最主要的負責者是博古和李德，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博古。這與共產國際監委會的意見是一致的，即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獨立的政黨，李德的錯誤意見之所以被採納，這個責任應由中共中央負責。
那麼，博古、李德來到中央蘇區後，為什麼能獨攬大權？中國黨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錯誤的由來和背景又是怎樣的？每一階段的責任究竟應該由誰來負？還有哪些深層次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探究？毛澤民認為，對錯誤的責任人採取落井下石和姑息遷就的態度都是錯誤的，必須以黨的利益和中國革命的利益為出發點，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客觀、實事求是地分清責任。
經過縝密思考和研究，毛澤民與劉亞樓和林彪一同起草了這份報告。報告只有3000多字，卻提出了一系列發人深省的質疑：
李德不是共產國際代表，也不是由共產國際派去中國的，為什麼成為中國黨的“太上皇”？
博古連真正的中共中央委員都不是①，為什麼成為中國黨的總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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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31年9月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成立，博古被補選為中央委員，並任主要負責人。
博古犯了嚴重的錯誤，他和他的幾個主要助手為什麼“現在在黨內仍然有相當的位置和相當重要的工作”？
1931年9月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成立，博古被補選為中央委員，並任主要負責人
“遵義會議這樣重要的決議案”為什麼歷時3年之久，“尚未到達國際主席團”？“我們不瞭解過去中國駐國際代表團在幹什麼”？！
中共七大即將召開，共產國際對中國黨的問題，究竟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
…………
王明從1931年秋天去蘇聯，到1937年底回到延安，一直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主席團負責人，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又當選為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做慣了莫斯科代言人的王明，一手遮天，總想把自己凌駕在中共黨中央之上。
比如，博古開始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卻一躍成為臨時中央的總負責人這件事，只有王明最清楚。可是直到1943年整風運動深入發展，大家越來越認清六屆四中全會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起源，王明是黨內“三股歪風”的罪魁禍首時，他為了推脫自己的責任，才向中央揭秘說，博古、張聞天當年領導的中央其實是不合法的。
王明說，1931年秋天，他和周恩來離開上海時，雖然推薦博古、張聞天等組織上海臨時中央政治局，但當時已經說明，由於博古他們既不是中央委員，更不是政治局委員，將來到政治局委員多的地方要將權力交出來。沒想到，博古、張聞天他們到中央蘇區後卻不提此事，竟領導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員來了。
不難看出，劉亞樓、林彪和毛澤民在報告中提到的一連串的疑問，其實都與王明有直接的關係。
這份《關於中國黨在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中的錯誤問題》的報告原件，存放在毛澤民的檔案卷宗之中，報告的執筆人是毛澤民毋庸置疑。但仔細讀來，又有耐人尋味之處：報告的前後兩個部分竟是由兩個人分別撰寫的。作者曾分別與毛澤民之子毛遠新、劉亞樓之子劉煜奮進行過認真的探討，對照了劉亞樓、林彪和毛澤民三人留在莫斯科的多份手跡；分析每個人的筆畫形態，起筆、落筆特徵，從而推斷出，報告的前半部分是由劉亞樓寫的，後半部分是由毛澤民寫的，而報告的通篇又是由毛澤民修改的。報告完成後，毛澤民用鋼筆在落款處的下方簽上了“周全”的化名和日期，劉亞樓和林彪則後用鉛筆簽上了自己的化名——王松、李進。
當王明與毛澤東分庭抗禮時，毛澤民被留在了新疆，劉亞樓去了莫斯科
1937年底，毛澤民完成去上海接受共產國際鉅額援助的特殊財政任務後，風塵僕僕地回到延安，準備接受新的工作。當他來到鳳凰山看望毛澤東時，才知道黨中央決定送他去蘇聯學習和治病。
全面抗戰爆發後，陝北成為領導全國抗戰的中心，要做的工作很多，擺在面前的困難就更多了。大敵當前，毛澤民怎麼能安心去蘇聯養病呢？他向毛澤東提出請求：“還是把這次機會讓給其他同志吧，等抗戰勝利了，我再出去也不遲。”
毛澤東表情凝重地說：“這是黨中央的決定！”
毛澤民離開延安之前，毛澤東究竟對他講了些什麼？從目前已經發掘的黨史資料中，還不曾找到更多的佐證，但毛澤民在蘭州、在新疆、在莫斯科開展的一系列工作就是最有力的說明。
1938年元旦剛過，毛澤民夫婦搭乘蘇聯運送援助中國抗戰物資的軍用卡車離開西安。經過6天的長途顛簸，車隊終於到達甘肅省會蘭州。毛澤民等人在南灘街54號——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住下。蘭州“八辦”中央代表謝覺哉和處長彭加倫熱情地為他們接風洗塵。
為了等候往迪化的蘇聯飛機，毛澤民在蘭州住了20多天。此次路過蘭州，毛澤民還擔負著黨中央賦予的重要任務，即向蘭州“八辦”的同志以及在蘭州過往的同志傳達和宣講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的精神。
“十二月會議”，是1937年11月29日在莫斯科“逍遙”了6年之久的王明回到延安後，於12月9日召開的一次政治局會議。會議主題是根據王明傳達的共產國際指示精神，檢查抗戰以來統一戰線工作的經驗和教訓。
會議的第一天，王明根據共產國際的旨意，作了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在如何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提出比較系統的右傾機會主義主張，幻想依靠國民黨軍隊以求速勝，強調“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
第一次面對以4萬紅軍與國民黨將近200萬軍隊的“合作”，共同反對強大的民族敵人，如何在全面抗戰的路線下正確處理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關係，正確處理統一戰線中統一和獨立、團結和鬥爭的關係，這是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作鬥爭的新課題。王明以代表共產國際自居，他的鼓譟對與會者影響很大。
毛澤東在會上的處境十分困難。會議期間，毛澤東作了兩次發言，重申並堅持洛川會議確定的方針和政策。由於毛澤東等人的堅決抵制，王明的錯誤意見最終沒有形成會議決議。
在“十二月會議”上，中央政治局還作出一項決定：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談判；由周恩來、博古、項英、董必武組織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南部中國黨的工作。而在12月23日，中共代表團和中共長江局到達武漢後的第一次聯席會議上，即決定將中央代表團與長江局合併，由王明擔任書記。三天後，王明就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大有另立中央之企圖。
毛澤東曾經說過：“十二月會議”時“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有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
從地理位置上講，蘭州地處中國版圖的中心，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蘭州又是中共幹部往來蘇聯的中轉站，如何把黨中央有關統一戰線的重要原則迅速傳達到蘭州去，傳達人選很關鍵。
毛澤民一到蘭州，首先向中央代表謝覺哉傳達了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精神。謝老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
蘭州“八辦”的日常工作非常繁忙，每天要接轉大量的抗戰物資，毛澤民只有利用晚上開展工作。在謝老的主持下，連續幾個晚上，毛澤民向“八辦”全體同志和我黨過往蘭州人員，傳達和宣講黨中央的主張，並與一些領導人深入交換意見，使得黨中央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原則更加深入人心。
2月1日，一架蘇聯運輸機從蘭州起飛經停迪化飛往蘇聯，謝老依依不捨地送毛澤民夫婦啟程。在臨行前的那個夜晚，毛澤民與謝老促膝長談，分析西北的危機，明確黨在蘭州的工作任務和鬥爭策略。
然而，當毛澤民乘坐的從蘭州經停迪化前往蘇聯的飛機剛剛降落在迪化機場，他就從中共駐新疆代表鄧發手中收到了一份來自延安的緊急電報。電報內容是，由於新疆軍閥盛世才的邀請，黨中央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全局考慮，決定毛澤民暫緩前往蘇聯，而留在新疆工作，直到一年多以後的1939年5月他才進入蘇聯。
毛澤民留新疆工作，而此時王明在武漢的表演更加露骨。1938年2月9日，不經毛澤東同意，王明就以毛澤東個人的名義發表對《新中華報》記者的公開談話；他不同意毛澤東關於抗戰階段的劃分，拒絕在武漢《新華日報》發表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他不同意延安先斬後奏在華北成立晉察冀邊區政府，居高臨下地對書記處橫加批評；他公然提議停止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在延安的發行，主張改在武漢印刷製版……特別讓中共中央書記處領導人難以容忍的是，在張國燾叛逃，王稼祥、任弼時在莫斯科，武漢的政治局委員人數經常超過延安的情況下，王明居然提出延安中央書記處不具合法性，指責張聞天和毛澤東不應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發佈指示和文件。
既然王明與在延安的黨中央分庭抗禮，毛澤東就決定把向共產國際彙報中國黨情況的這篇“文章”做得更大一些。
1938年1月，28歲的紅軍師政委劉亞樓被任命為抗日軍政大學教育長，他的住處搬到了鳳凰山毛澤東的窯洞旁。
劉亞樓是1929年在閩西參加以“鐵血團”為骨幹的小瀾農民暴動後，加入朱、毛領導的紅四軍的。三年內，他由“刺刀見過紅”的士兵升任紅軍師政委，參加了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和長征中的主要戰役。毛澤東十分看重他的作戰經歷和豐富的前線實戰經驗，加之他讀過中學，又當過小學教員，不但頭腦靈活，而且有很好的理解和表達能力。長征結束後，毛澤東特意把劉亞樓留在紅軍大學任訓練部長，協助研究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的經驗教訓，並協助他組織討論會，收集分析資料、整理文件和文稿。
自從搬到鳳凰山，劉亞樓白天在抗大工作，早晚幫助毛澤東整理文件。毛澤東特別指示劉亞樓，要認認真真地讀懂他寫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幾篇重要文章。《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是毛澤東1936年12月在紅軍大學所作的報告，1937年5月整理完成。劉亞樓親耳聆聽過毛澤東的報告，又認真閱讀了毛澤東修改後的文章，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他一系列想不通的問題都因此迎刃而解。當劉亞樓結合過去的戰例，興致勃勃地談起讀書體會時，毛澤東滿意地頻頻點頭。
這年4月初，黨中央決定派劉亞樓去蘇聯學習。直到這時，劉亞樓才茅塞頓開—原來，幾個月來，毛主席對他的親切教誨，關係到一項重要的任務和使命！
毛澤東除了囑咐劉亞樓，克服困難，努力學習現代軍事外，還交給他一項重要任務：把我黨歷史上幾次“左”傾錯誤及其危害，以及我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主張和原則，直接向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同志作彙報。為使共產國際更多地瞭解中國黨的情況，毛澤東請劉亞樓帶著《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等幾篇重要著作，以及遵義會議的重要決議，叮囑他一定要當面交給季米特洛夫同志，並請他轉呈斯大林同志。劉亞樓把毛主席的囑託牢牢記在心上。
劉亞樓的兒子劉煜奮告訴作者，1938年以後，黨中央先後派劉亞樓、楊至成、李天佑、盧冬生、鍾赤兵、譚家述等6位紅軍高級幹部去蘇聯養病，並在中國黨校伏龍芝軍事學院特別班學習。其他幾位同志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有的負過傷，有的積勞成疾，而劉亞樓身體精壯，什麼病都沒有，他除了學習軍事外，還擔負著毛澤東賦予的這項特殊使命。
李德在《中國紀事》一書中曾回憶說：“他們交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最重要的證據就是遵義會議決議”，而且“完整的決議到達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手裡時，已經又是好幾年過去了，而且還不是通過正式的途徑”。李德這段話，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毛澤東曾派劉亞樓到莫斯科呈送遵義會議決議等重要文件的事。
共產國際失去對王明的信任，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在莫斯科呼之欲出
1939年6月，當毛澤民第一次走進位於特維爾大街的柳克斯飯店，走進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的駐地時，他看到辦公室正面的牆上懸掛著一幅毛澤東身穿紅軍軍裝、頭戴八角帽的彩色照片。這幅照片是美國記者斯諾於1936年在中國陝北採訪毛澤東時拍攝的。據說，照片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花重金託人從美國買回來的。
據當年在中國黨校學習的老同志回憶：他們剛到莫斯科時，都覺得很奇怪，看到各處掛的中國黨的領袖像都是王明的，沒有一張毛澤東的像。先期來到蘇聯學習的東北抗日義勇軍的同志告訴他們：不久前回國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中的康生，在這裡大肆吹捧王明。他還串聯一些人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寫請願書，要求批准王明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康生在莫斯科，到處鼓吹王明是中共黨的領袖，他講課時，總是以王明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為依據。由於王明和康生歪曲事實的宣傳，使共產國際和一些兄弟黨的同志，對中國黨和中國革命的情況缺乏真實的瞭解。
曾在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工作的師哲，在他的回憶錄中說，王明為了培養自己的幹部，將在國際兒童院學習的15歲以上的孩子都送到專設的中學去學習。這些青年雖然都是中共領導幹部和革命烈士的後代，可是對中國的歷史和革命鬥爭情況一無所知，只知道一個王明。學校甚至讓他們呼喊“王明萬歲”的口號，還散佈“只有無產者才能當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論調。
1937年中共“十二月會議”後，因王明引起的黨內矛盾，很快被反映到莫斯科。1938年3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派任弼時前往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當任弼時向共產國際報告黨內情況時，執委會領導人主動向他詢問有關王明的情況。首先是執委會書記馬努伊爾斯基向他提出一系列問題：王明是否有企圖把自己的意見當做中央意見的傾向？王明是否總習慣於拉攏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圍？王明與毛澤東是否處不好關係？等等。在這種情況下，任弼時不能不介紹王明向延安中央爭權力及鬧意見分歧的種種表現。
季米特洛夫總書記對好出風頭、總喜歡別人稱自己是中共領袖的王明印象一直不好。他除了對王明本人的思想作風和人格品行反感外，不能不說也與王明的後臺米夫有關。米夫在蘇聯“肅反”運動中被整肅，不僅使王明失去了強有力的“保護傘”，也促使莫斯科的領導人對米夫一手扶植起來的幹部，表示出嚴重的不信任。
從季米特洛夫1936年12月14日(即西安事變兩天後)的一段日記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已經對王明存有疑慮：
深夜0∶00，斯大林來電話：
“中國的事件是在您的認可下發生的嗎？
(不是！這事會對日本最有利。我們也是這樣看這一事件的！)
王明在你們那裡做什麼事？他是個挑釁者嗎？他想發電報讓他們槍斃蔣介石。
(我不知道有這種事！)
那我給你送去這份電報！”
…………
鑑於任弼時在彙報中談及的王明與延安中央書記處之間的分歧，莫斯科不能不就中共領袖的人選問題發表明確的意見。這個意見，在任弼時到任4個月後的1938年7月，終於有了明晰的表達。那時正是中共駐共產國際臨時代表王稼祥回國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見了他和任弼時，就中共領導核心的團結以及中共領袖人選問題談了幾點意見。其中特別提到：今天中共在全國取得公開存在的條件，在群眾中能夠產生巨大的影響，但“要中共團結才能建立信仰”，要“靠黨的一致與領導者的團結”，才能鞏固發展統一戰線。而“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造成“親密團結的空氣”，“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
1938年9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王稼祥忠實地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這一指示。在10月舉行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第一次在黨中央的會議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由此在中共領導人中迅速形成了推舉毛澤東為黨的正式領袖的熱烈氣氛。莫斯科很快轉載了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的政治報告，並再度發表介紹毛澤東的生平傳記文章，由此表明共產國際和蘇共領導人支持毛澤東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
毛澤東後來曾這樣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
莫斯科方面對毛澤東在中共的領袖地位作出明確表態，是和新任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任弼時到任後所做的一系列輿論工作分不開的。1938年春天，任弼時到達莫斯科後，立即著手工作，進行頻繁的拜會、報告、講演、解釋等活動，向共產國際、蘇共中央、斯大林及其他兄弟黨介紹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真實情況。繼而，他積極幫助先後到達莫斯科的劉亞樓、林彪、毛澤民等紅軍高級幹部，與共產國際執委會建立聯繫，傳遞書籍、信件和指示。
為了將我黨的真實情況迅速地介紹出去，批判王明、康生在莫斯科散佈的謬論，肅清其影響，任弼時還派正在中國黨校學習的方誌純、馬明方、張子意等紅軍負責幹部走出校門，到兄弟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和莫斯科的社區去做宣傳工作。報告的主題是任弼時親自交代的：通過真實地介紹中國革命的過程，介紹中國紅軍的強大，介紹中國黨內的路線鬥爭，介紹中國革命目前的困難，闡明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一定能夠克服困難，將中國革命不斷引向勝利。中國革命有它威武雄壯的場面和豐富多彩的內容，他們每一次報告，都得到兄弟黨及蘇聯群眾的熱烈歡迎。
由此可見，毛澤東當時在共產國際中國黨校學習的紅軍幹部中間的威信和巨大影響。我們不妨把莫斯科比做王明的“大後方”，當共產國際不再信任王明，王明的“大後方”也就成了扳倒他的前沿陣地。1938年春天，任弼時到任後向共產國際如實彙報王明的種種不利於黨的團結的表現；4月，劉亞樓又遵毛澤東囑託帶一系列決議文件前往莫斯科，以影響共產國際作出正確的決策。一系列的輿論和宣傳工作，而最終的結果，也正是中共全黨所期望的—1938年7月，王稼祥終於帶回了共產國際要求中共全黨團結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的意見。王明被扳倒了。在扳倒王明的鬥爭中，毛澤東向莫斯科派出的其實是一支以劉亞樓、林彪、毛澤民、楊至成等紅軍高級幹部為中堅的執行“外線作戰”的“特別梯隊”，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是這支隊伍最有力的支持者和後盾！
共產國際迫切瞭解毛澤東，毛澤民為兄長代填履歷表
1939年12月28日，應共產國際幹部部的要求，毛澤民為兄長毛澤東代填了一份長達數頁的《個人履歷表》。
一般情況下，這樣的《個人履歷表》，應由來共產國際工作或學習的同志本人填寫。毛澤東本人沒有來蘇聯，但問題在於，為何不由中國共產黨的派出機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一級組織來填寫，而要由他的同胞弟弟代填呢？這不難看出，共產國際是多麼迫切希望更多、更準確地瞭解毛澤東，同時也說明共產國際對毛澤民的高度信任。
自從1937年底在延安與毛澤東分別，毛澤民已經整整兩年沒有見到大哥了。中國革命、中國的抗日戰爭在毛澤東的英明領導下，正在排除萬難，一步步地走向勝利。緊握手中的鋼筆，毛澤民眼前不斷浮現出美麗的韶山沖，風起雲湧的大革命，飄揚在井岡山的軍旗，屹立在烏江邊巍峨的遵義城……兄長英武偉岸的身影，洞察寰球的雄才偉略，力挽狂瀾的宏偉氣魄激勵著他。一份多達31項的個人履歷表，毛澤民以第一人稱口吻一氣呵成。以下部分欄目，他是這樣填寫的：
姓名(化名)：
毛澤東號潤之
出生時間和地點：
1894年11月(應為1893年12月——本書作者注)生於中國湖南省，湘潭縣，西二區之韶山南岸村
家庭出身：
父親是一個貧農，由於拼命節省，靠做小生意賺了一點錢，贖回了他的地田，原有十五畝田。後又買入七畝田，每年自己耕種收穫八十四石谷。1928年全部被國民黨沒收充公。
父母(姓名、出生時間和地點、有何不動產，何時、何地？革命前後從事何職業？現從事何職業？居住地詳細地址)
父親：毛順生。生於1866年(應為1870年——本書作者注)的湖南省，湘潭縣西二區韶山南岸村。卅歲以前，專為耕種，卅歲後，耕種兼農村販賣商業。按中國蘇維埃階級分析，最後三年是富農。原有祖田十五畝半棟房屋，兩塊柴山，但負債很多，經勤苦努力，於1915年買叔父田七畝，但仍負債，1915—18年商業順利，得走上富裕的中農，1928年被沒收。1919年去世。
母親：文素勤。生於1863年(應為1867年——本書作者注)的湖南省，湘潭縣四都太坪。是中農之家的子女，出嫁後，孃家即變為貧農，本人是極勤勞的鄉村勞動婦女。1919年8月去逝。
文化程度：
從六歲起讀過七年私塾，後輟學二年，插入湘鄉縣立高小一年，畢業於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語言掌握情況(俄語除外)：
略識英文
職業或專業：
以革命為職業
黨派及入黨時間和地點：
從1920年在湖南長沙發動組織馬克思主義小組起，即成為共產黨員，因湖南小組，即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組成部分。
是否積極參加過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何時、何地、何原因參加：
1911年參加光復運動，1919年的五四運動，1920—24年的工農學生運動，1925年—27年大革命。但大革命失敗後，在湘幹［贛］邊地組織和領導農民游擊戰爭，以及蘇維埃和紅軍，經過九年的內戰，從內戰中建立中國正式工農紅軍和蘇維埃中央政府。
你和你的親屬是否到過白區，多長時間擔任何職：
由於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只得秘密的由武漢回湖南即在湘幹［贛］地區領導農民游擊戰爭，從游擊戰爭中去組織蘇維埃和紅軍，因此，只得將妻小遺寄於長沙，故後來逃亡於她母親的鄉村中。
是否在紅軍服役，何時、何地、擔任何職(最後的職務)：
從1927年開始組織紅軍游擊隊起，一直到1932年止，擔任紅軍黨的政治指導工作，如軍和方面軍政治委員工作。但1932年為了中央政府工作，至1935年遵義會議後，繼續至紅軍改為國民軍止。
你的親屬是否受到法庭審訊、調查？是否被捕？是否受到法律或行政處罰？何時、何地、何原因：
其弟澤民和澤覃兩同志，以及兩弟媳、侄女、侄兒等，均於大革命失敗後，遭受國民黨政府之逮捕與野蠻法庭的嚴刑審訊，從數天至數年不等的監禁外，澤覃弟於1935年在江西瑞金被國民黨槍殺，我妻楊開慧同志於1929年在長沙鄉下被捕，不久即遭槍斃。
家庭狀況(未婚、已婚、再婚)。如離婚，寫出前妻的姓名：
1929年自楊開慧同志遇難後，再娶賀子珍同志，但於1937年離婚，現妻是江清［青］同志。
成年兄弟姐妹和兒女的姓名、黨派、工作地點和職務、居住地：
弟毛澤民，現在新疆省政府任財政廳長職，住址即是新疆迪化城省政府內。長子毛永福，次子毛永壽(中國名岸英、岸雄［青］)，現均在莫斯科求學。一小女①在延安(代填者忘其名)三個均未成年。
《履歷表》的最後一頁是填表人獨立生活開始後的工作經歷。毛澤民用600多字簡要地替毛澤東填寫了“1919年任我於北京大學的北大圖書館之圖書管理員……至今天止，仍為黨軍委所領導，堅持華北與華中的游擊戰爭。總之，目前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而工作。為了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偉大事業而工作”的革命經歷。
在這一頁的結尾，毛澤民寫了一段附識：
因國際需要澤東同志一份較確之履歷，認我是其親生兄弟，瞭解較詳，命其代填。但是，雖然自認較確，然而總是代填，不盡不確的地方，在所難免。如其妻江清［青］同志，就不知其歷史，只有等待他自己來補充或更正。
————————————————
① 即毛澤東與賀子珍的女兒李敏
追溯毛澤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一直是黨史界關心的問題。因為毛澤東探索的中國革命獨特的道路，不同於蘇聯道路，曾引起過共產國際的懷疑和不滿。直到王明路線的追隨者博古、李德徹底葬送了中央蘇區和絕大部分紅軍，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地位後，中央紅軍又勝利北上，共產國際又不得不對毛澤東刮目相看。
在1935年7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季米特洛夫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毛澤東也第一次而且是在缺席的情況下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在中國黨內的領導地位不斷提升。在1938年10月舉行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中共領導人中已經迅速形成推舉毛澤東為黨的正式領袖的熱烈氣氛。在這樣的背景下，共產國際執委會無疑更加關切毛澤東的一舉一動，渴望更多地瞭解有關他的情況，而他的親弟弟毛澤民的到來，無疑給他們提供了一次絕好的機會。於是，便發生了要毛澤民代替毛澤東填寫《個人履歷表》一事。
毛澤民參加共產國際高層會議，反對由王明作中共七大組織報告
1940年1月22日，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和蘇聯內務部的安排，毛澤民即將離開莫斯科回國。最初，盛世才批給毛澤民到蘇聯治病的時間只有4個月。而此時，他離開迪化已經整整8個月了。從共產國際幹部部和蘇聯內務部給毛澤民安排行程的批示和開具的證件來看，他的歸期已經一拖再拖。這是因為，共產國際希望毛澤民能夠參加有關中國問題的一系列重要研究和討論。
即將離開莫斯科的這個夜晚，毛澤民輾轉反側，不能入睡。回顧著8個月來的經歷，回想著見到季米特洛夫總書記時的情景。他非常感謝季米特洛夫、馬特維洛夫，能夠讓他有機會在共產國際高級別的會議上，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黨伸張正義。同時，他又在仔細地思索著，還有哪些事情被遺漏，或者沒有表達清楚。
幾天前，即1月17日，毛澤民參加了由季米特洛夫總書記親自主持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在會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將他起草的長達5萬多字的《中國問題備忘錄》，向共產國際主席團進行了詳細的彙報和宣講。他全面介紹了中國抗日戰爭的現狀，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特點，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的情況。他還向共產國際彙報了中共幹部問題，以及中共七大的召開時間及人事安排，等等。
毛主席運籌帷幄
1月21日，毛澤民又被邀請參加共產國際執委會中國委員會會議。毛澤民沒有想到自己能參加這麼重要的會議，更沒有想到季米特洛夫總書記誠懇地請他在會上發言。由於沒有充分的準備，毛澤民對一些重要問題還來不及發表意見。但周恩來報告中提到的“七大組織報告由王明同志作”這件事，讓毛澤民久久不能平靜，這為中國黨埋下隱患和危機？當然，這並非周恩來個人的意見，而是黨中央的意見。
毛澤民想，既然共產國際執委會允許自己發表意見，就應該毫無保留地把問題講透徹。想到這裡，他立即從床上爬起來，坐在臺燈下，提筆給季米特洛夫同志寫信，言簡意賅地提出三點書面意見：
首先，毛澤民提出中國黨的組織紀律問題。由於中國黨過去對於黨的組織紀律欠重視，因而造成既非中央委員、又毫無革命實際工作經驗、更無任何革命功績的博古，握著黨中央最高領導實權，加上與李德的互相關係，使得中央蘇區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沒有能夠粉碎敵人的進攻，使中國蘇維埃運動遭受失敗，紅軍遭到極大的削弱，黨的組織受到極大的摧殘，這是血的教訓。
毛澤民提議：在即將召開的中共七大，應具體討論黨的組織紀律問題，根據共產國際章程，在中國黨的黨章中嚴格規定黨的組織紀律，使以後不再重犯，才能保證中國黨正確執行國際路線與中國黨的黨綱和政綱。
其次，毛澤民提出中共七大會議報告人的問題。他認為，由王明作七大組織報告是不妥當的，“因王明同志從未做過中國黨的組織工作”，“也不參加中國黨的實際工作”，“如果他作組織報告，恐如在國際七次大會，聯共十七次大會中的演詞一樣，成為漂亮的外交式的演詞，這是不應該的。”毛澤民建議，最好由恩來同志作統戰工作報告，由做了幾年實際工作的洛甫同志作組織工作報告。
最後，毛澤民談到，中國黨過去吃虧最大的就是喜歡提出過早過“左”的口號，盲動主義、立三路線和軍事冒險主義，都是由過早與過“左”所產生的。過去教訓絕不應忘記。
實踐證明，毛澤民給季米特洛夫提出的三點意見是極為中肯的，也是非常重要和及時的。
1940年1月22日，毛澤民離開莫斯科。此後，共產國際執委會連續召開會議，與周恩來、任弼時一道分析中共幹部狀況，並就有關中共七大的召開時間及人事安排問題進行磋商。在季米特洛夫當年1月的日記中，連續記錄了五次中國委員會會議。
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作出關於中共代表(周恩來)報告的決議，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當前動員千百萬中國人民來克服投降主義的危險是共產黨的中心任務。書記處還對中共組織幹部問題作出重要決議。這無疑是在中共七大召開前，共產國際就中國黨和中國革命問題所作出的最重要的決議之一。
這年3月，周恩來和任弼時也即將離開莫斯科回國。行前，季米特洛夫和馬努伊爾斯基都明確地講，王明有一些明顯的個人缺點，如總是企圖把自己的意見當做中央的意見，一向喜歡拉幫結派，比較滑頭，不夠誠實，缺乏工作經驗等等。季米特洛夫委託周恩來、任弼時告訴毛澤東，對王明要進行幫助。
就在毛澤民離開莫斯科一年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幹部部先後寫下兩份鑑定材料，高度評價毛澤民在莫斯科期間，“提供了一系列有關中共中央實際情況的珍貴資料。協助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研究中共幹部問題”。
1945年4月23日，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最後勝利的前夜，籌備了8年之久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終於在延安勝利召開了！
當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黨的領導人出現在主席臺的時候，全體代表起立，熱烈鼓掌。中共七大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極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會，使全黨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大會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主席。
然而，毛澤民卻再也不能目睹這場盛會了，無法聆聽兄長在七大上作報告了。1943年9月27日那個漆黑的夜晚，他和陳潭秋、林基路一起，被新疆軍閥盛世才殘忍地殺害，從此長眠於人跡罕至的西北邊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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