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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7月15日，在德国巴登维勒的一家疗养院里，病重的契诃夫对医生说：“我快要死了”。医生施沃勒赶紧派人去取氧气瓶，但遭到契诃夫的反对，他对医生说：“现在一切都无用了，甚至不等把它拿来，我就成了死尸。”
于是施沃勒医生吩咐旁边的人把一瓶香槟酒送上楼。契诃夫接过酒杯，对他的妻子奥尔加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喝香槟了。”他慢慢地喝光杯子里的酒，然后将身子侧向左边躺下。没过多久，他就停止了呼吸。
契诃夫不知道，就在同一天，俄国内务大臣В.К.普列维被社会革命党杀害。俄国国内的恐怖攻击、工人罢工、农民抗争、社会暴动越演越烈，不过，这次革命并没有成功，而仅仅是一个开始。
这仿佛是某种隐喻：契诃夫出生的1860年，俄国沙皇开始农奴制改革；契诃夫去世的1905年，俄国的革命拉开了序幕，并最终于1917年成功。一个旧的时代彻底结束，另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
契诃夫生活在一个新旧之交的时代，而想去理解这个时代，阅读契诃夫的作品也许会比阅读历史材料更有用。整整十卷的《契诃夫小说全集》，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天才作家在逐渐成熟，也看到了一个时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崩溃。
契诃夫和高尔基
高尔基曾经说过：“契诃夫是一个独特而巨大的天才，是那些在文学史上和在社会情绪中构成时代的作家中的一个。”是的，契诃夫用他的作品精确地记录了俄国那个特殊的时代以及笼罩在它之上的社会情绪。
契诃夫的第一部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发表于1880年，那一年，契诃夫年仅20岁。在这部短篇小说里，年轻的作者嘲笑了一个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地主。小说虽然稚嫩，但也呈现出了契诃夫早期小说的特色——以强烈的讽刺为特色，引人发笑。
之后的六年时间里，契诃夫发表了《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凶犯》、《普利希别耶夫军士》等一系列著名作品，这些作品都以讽刺和幽默见长。
这是契诃夫小说创作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小说整体呈现出一种不太成熟的气质，小说所涉及的对象，大多是一种可笑而被讽刺的对象——地主、贵族、官员、军人等。
之所以呈现出这种状态，一方面是由于年轻的契诃夫初出茅庐，对社会的观察和认识并不深刻，他看到的还只是整个逐渐崩溃的社会中最黑暗的一角。
另一方面，也和当时整个俄国社会的氛围有关。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社会气氛令人窒息，进步思想备受禁锢，不少小报都在发表幽默滑稽的故事以供人们消遣，契诃夫的创作也受到影响。
1886年，契诃夫发表了小说《万卡》，这是契诃夫创作进入一个相对成熟阶段的开始，他在逐渐放弃讽刺，这种转变的彻底完成是在1889年。
这一年，契诃夫发表了中篇小说《草原》。在这部小说里，契诃夫描绘草原美丽的景色，思考农民的命运。整部作品充满浓郁的抒情意味，也显示出契诃夫描绘自然景色的绝技。
此后，在契诃夫的小说里，讽刺意味不再如以前那么强烈，而多了一份抒情、一份忧郁，一份“无望的希望”——只存在着希望的感觉，但是看不到现实的出口。
在这一阶段，契诃夫的小说越来越贴近现实，他对待自己笔下的人物，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同情。这是契诃夫对现实认识的加深，也是契诃夫文学观念上的一次成熟。
1888年，契诃夫获得了俄国非常著名的 “普希金奖”。他在文学上的声誉与日俱增，这让他感到不安，也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身负责任的人”。
契诃夫在意识到自己责任的同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缺点——缺乏一个“明确的世界观”，他为此而感到苦恼，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那么“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可怕的事情”。
契诃夫和列夫·托尔斯泰
1890年4月，为了更深刻地了解俄国的现实，契诃夫去了萨哈林岛。在这里他看到许多残忍不堪的事情。从萨哈林岛归来之后，契诃夫写出了震撼人心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
之后契诃夫越来越积极地投身于社会活动：1892年，他去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参与了赈济灾荒；1892年到1893年，他到谢尔普霍夫县去消除霍乱；1897年，他参与了俄国全国人口普查的工作；1902年，他抗议科学院因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预而撤销高尔基的名誉院士资格，并与柯罗连科一起毅然放弃他们自己在两年前获得的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热心资助为争取民主和自由而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大学生……
这个阶段的契诃夫已经有了明确的“世界观”，小说创作也进入了全盛阶段。契诃夫小说的人物扩展到各个阶层：农民、工人、贵族、知识分子、官员……他在描写这些人物的时候，不再注重情节，而是通过行为和语言去体现心理状态，并且在日常的生活中去刻画当时的社会现象。
契诃夫在读剧本《海鸥》
而和这种艺术上的兴盛相反的，是契诃夫小说中笼罩着的情绪越来越绝望——一种彻底无望的情绪，一种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绝望的情绪。
这种绝望的情绪不仅仅充斥在农民的生活里，也充斥在出身贵族和知识分子身上，这些我们在《恐惧：我朋友的故事》《匿名的故事》《文学教师》等小说里都可以感受到。俄国文学里“多余的人”这种典型到契诃夫笔下，已经发展成一种更加病入膏肓的典型——“绝望的人”——这也是现实的一种变化。
在契诃夫人生中的最后几年，他坚信：“俄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他把自己的这种预感告诉了身边不少朋友，但是没有人相信，他们都觉得契诃太过悲观了。
而在契诃夫这个时期创作的小说里，读者可以感受到：每个阶层的俄国人，从农民到贵族，似乎都在心底里渴望着一场革命，以摆脱眼前这让人绝望的境地。小说的氛围也是一种暴风雨来临前让人窒息的平静和压抑。
而这些都可以让读者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一场革命在俄国降临是不可避免的。
《契诃夫小说全集》
出版社: 安东·人民文学出版社
译者: 汝龙
出版年: 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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