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司馬遷對 “今上” 漢武帝並不是一味揭露諷刺 ， 對漢武帝雄才大略， 多所設施， 他是予以讚揚的，如說： “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捲四海”。
司馬遷在《史記》中把劉邦的政治對手項羽歸於“本紀”——古代最高統治者才能擁有的待遇，併成功把項羽刻畫成一個失敗的悲情英雄，栩栩如生，流傳千古。
彭城之戰，項羽騎兵對劉邦步兵一邊倒地屠殺
相反，在楚漢相爭之際，劉邦很多時候顯得卑鄙齷齪，如借范增之口揭人之短說“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彭城大敗之後劉邦為了逃命多次把自己一對子女從馬車上踹下來；楚漢成皋相持不下時，項羽威脅要殺掉被他俘虜的劉太公（劉邦父親），沒想到劉邦毫無顧忌對項羽說，你我在楚懷王面前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等等，十分令人不齒。
類似地，司馬遷對於武帝政治的陰暗面，如連年征伐造成人民困苦疲憊，財政空虛，奢侈浪費，耽於迷信， “與民爭利” 等，都據事直書 ，予以批評。
關於漢武帝大肆出擊匈奴這一國策，司馬遷明知要觸犯忌諱， 卻仍然敢於批評武帝政策失當， 並且指出滿朝文臣諂媚成性， 一味附和武帝旨意， 不顧敵我雙方狀況， 置國家利益於度外， 武將則滋生虛驕心， 貪圖多立戰功， 損失多少也不加顧惜。 司馬遷將他對這場費時幾十載、 動員人力物力無數的戰爭的總看法， 鑄成一句話： “建功不深。”
和親場面
司馬遷對劉邦和漢武帝揶揄嘲諷，看似貶漢，其實這更多地是他作為良史化身的自然反映。《漢書》作者班固表彰司馬遷有良史之材， “善序事理， 辨而不華， 質而不俚， 其文直， 其事核， 不虛美， 不隱惡， 故謂之實錄”，對 《 史記》的評價很公允。
如果說“過秦” 是對前代失敗教訓的深刻反思， 那麼“宣漢” 是對當時社會進步的大力肯定。司馬遷著史要宣揚漢代社會的進步，這在《史記》中是有明確的表述的。
首先，這是他所莊嚴繼承的父親的遺願。司馬談臨終拉著他的手哭泣著說， “今
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 司馬遷鄭重地接受父親的囑託，把宣揚漢代的功業作為自己的神聖職責。
漢高祖劉邦（前256—前195年），僅比秦始皇小三歲
從公元前２２１ 年秦始皇（前259—前210年）統一全國， 到公元前 ２０２ 年
劉邦登上帝位， 中間只隔十九個年頭，誠所謂漫長曆史的一瞬，然而社會的變化卻地覆天翻。司馬遷對其中八年（從陳涉起義到高祖稱帝）作了這樣的概括：“秦既暴虐， 楚人發難， 項氏遂亂， 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 天下三嬗， 事繁變眾。”司馬遷的“宣漢”，不是出於宣揚“皇權神授”，爭什麼“正統” 與“閏位”，而是有力地擺出漢代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進步的史實。
在政治上，司馬遷歌頌漢代把人民從秦的暴政下解救出來，獲得民心，是歷史的巨大進步。他說： “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指出漢代政策符合歷史發展的趨勢，作了很高的評價。又說： “
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 廢除肉刑，拆毀關卡，天下安定，社會財富大大增加，都是就漢代政治給人民帶來重大的好處而言。
在經濟問題上，司馬遷讚頌漢興六七十年間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的豐足景象，而且概述“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謳歌國家空前統一為經濟和交通的發展開創了新局面。
在文化上，他譴責秦“ 焚《詩》《書》，坑術士”，讚揚“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而武帝興儒學， “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史記》百科全書式的宏偉結構，和“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 的大規模整理文獻、熔鑄成書的功績，本身更是漢代空前統一的產物。
再回到他對劉邦和漢武帝揶揄嘲諷的具體問題上來。在項羽、高祖兩篇 “本紀” 中， 他則用對比手法， 揭示項羽失敗在於一貫實行殺戮政策， 劉邦成功在於一向爭取民心。
阿房宮
劉、項先後入關中， 劉邦約法三章， 財物無所取， “諸所過毋得掠滷， 秦人憙， 秦軍解， 因大破之”。 項羽卻 “屠燒咸陽秦宮室， 所過無不殘破， 秦人大失望”。
司馬遷尤其重視記載劉邦的約法三章如何得到關中民眾的擁護：劉邦召集當地父老豪傑， 宣佈悉除去秦法， “凡吾所以來， 為父老除害， 非有所侵暴， 無恐！” 又使人遍告各郡縣百姓， 於是“人大喜， 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 沛公又讓不受， 曰： ‘倉粟多， 非乏， 不欲費人’”。 “人又益喜， 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這些記載有力地證明： 不必等到成皋對峙和垓下之戰， 而劉勝項敗之結局已定。
司馬遷以民心向背來解釋國家的成敗興亡， 這在那個時代當然是卓識 。 當董仲舒天人感應學說風行一時、漢武帝拜神求仙執迷不悟的時代， 司馬遷卻清醒地提出： “國君強大， 有德者昌； 弱小，飾詐者亡。 太上修德， 其次修政， 其次修救， 其次修禳， 正下無之。” 這實際上即是對於 “王權神授” “天意決定人事” 的神學觀點的正面否定。
漢武帝蓬萊求仙
作為一個思想深刻、 見解敏銳的學者， 司馬遷對 “今上” 漢武帝並不是一味揭露諷刺， 對漢武帝雄才大略， 多所設施， 他是予以讚揚的，如說： “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捲四海”，“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 他這樣稱頌漢武帝的功業和隆盛局面， 也是符合實際的。
因此，當上大夫壺遂詢問《史記》 “欲以何明”時，他誠懇地回答： “漢興以來，至明天子（漢武帝），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
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 也。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顯然，作為一個忠實的史家，他把記述國家的統一興旺、社會的進步、君臣建樹的功業，視為不可推諉的責任。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那麼對匈奴採取何種政策才比較得當呢？ 司馬遷在 《律書》中作了回答， 他借稱讚漢文帝執行先帝 “勞民不可煩” 的政策，對匈奴 “堅邊設候， 結和通使， 休寧北陲”， 一面嚴守戰備，一面結和往來，防其掠奪，又避免連年征伐之苦， 由此造成文帝時期天下太平景象， “故百姓無內外之徭， 得息肩于田畝， 天下殷富”，講出他不同於朝廷政策的獨立看法。 以此證明他主張 “安民”， 反對濫用民力， 大事征伐。
揭露其陰暗面， 歌頌其光明面， 二者相反相成， 充分證明這位偉大史家的嚴肅責任感和深刻洞察力。 總之，司馬遷對武帝時期這段當代歷史，既有根據自己觀察所作的深刻批評，又有對武帝功業的真心讚揚。這同他宣揚漢興以來所取得的歷史進步的態度是一致的。
司馬遷生活在漢朝鼎盛、民族創造力蓬勃的時代 ，他決不可能站在時代的對立面，專門譏貶之說純屬曲解。他是把真實記載這一偉大時代作為史家的應盡職責的。他揭露武帝政治的陰暗面，也是出於他同情人民的思想和秉筆直書的勇氣，這並不能否定他全書“宣漢” 的基本立場。
司馬遷（前145年~不可考）
在我國文化典籍寶庫中， 《史記》 堪稱是一部具有久遠價值的不朽著作。 封建時代不少進步學者把它視為著述的楷模； 近代主張輸入西方新學和倡導 “史學革命” 的梁啟超稱書中 “常有國民思想”；現代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譽之為 “ 史家之絕唱”； 直至今天改革開放的時代，人們仍然一再從其 《貨殖列傳》《平準書》 等篇章中總結司馬遷主張發展商業、鼓勵人們自由致富的思想， 從中吸取營養。
作者陳其泰受教於陳寅恪弟子劉節先生、師從史學大家白壽彝
八旬長者士人風範薪火相傳，三十餘年治學菁華今朝問世
目錄
敘篇 文化視角·比較研究
從文化視角研究史學
史學與中國文化傳統
傳統史學確立期和轉變期比較
上篇 傳統史學的確立與文化問題
孔子與中國史學傳統
《左傳》的史學成就和民本思想
“過秦” 和“宣漢”： 兩漢時代精神之體現
司馬遷和孔子： 兩位文化巨人的學術關聯
《史記》久遠生命力的奧蘊
司馬遷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
《春秋》與西漢社會生活
《漢書》歷史地位再評價
公羊歷史哲學的形成和發展
下篇 傳統史學向近代史學轉變與文化問題
傳統史學向近代史學的轉變
全祖望對清代學術的貢獻
王鳴盛史學： 樸學家的理性探求
錢大昕治史的特色
《文史通義》： 傳統史學後期的理論探索
崔述古史新說及其價值觀
龔自珍與傳統文化的轉折
近代史開端時期史壇的新風氣
《日本國誌》的時代價值
黃遵憲與儒學
進化論傳播與近代史學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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