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宁都起义领导人、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董振堂牺牲的噩耗传到延安，广大指战员无不为之悲痛。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参加了为董振堂烈士举行的追悼会，毛泽东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叶剑英同志也曾写下了“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的诗句，表示了对烈士的深切怀念。宋任穷、王任重、陈再道等人也曾到董振堂新河家中探望。
董振堂同志是在长征时期牺牲的河北籍最高级别的红军将领。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为缅怀先烈，特以此文以示敬瞻。
一、经过血雨腥风的炮火洗礼，董振堂成长为一名刚直磊落、怀有正义感的爱国军人
董振堂，字绍仲，1895年12月21日出生于河北省新河县一个中等农民家庭。董振堂幼年时期，正值清朝末年，当时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运动兴起，社会动荡不安。华北又三年大旱，粮食欠收，全家7口都染上霍乱，祖父母相继病故，一切医药丧葬费用都靠借高利贷支付。家庭生活贫困，使正值学龄的董振堂不能入学。董振堂12岁那年，八国联军入侵后建立的天主教堂洋教士与教徒横行乡里，鱼肉百姓。邻村毕家庄教徒宋毛兰、张三等纠集一伙人趁麦收时节，抢夺董家小麦，把董振堂父亲打得头破血流，还连扎9刀。目睹教徒的暴行，董振堂心里烙下了深深的阶级仇、民族恨。他强烈要求上学读书，长大后为父亲报仇。自此，12岁的董振堂才步入邻村曹庄小学的大门。
董振堂入学后，用心苦读，拜师练武，从不外出游逛玩耍。在顺利完成高小、中学学业后，191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清河陆军中学。1921年10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炮科学习。1923年夏天，炮科毕业后到冯玉祥的陆军十一师担任参谋见习官。见习期满后，他放弃了到师部工作的舒适生活，主动要求到部队基层学兵团炮兵连当了一排排长。至此，董振堂度过了学生生涯，开始了戎马一生的军人生活。
在任排长期间，董振堂坚持时时处处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和士兵一起参加劳动，共同操练。当时，在冯玉祥的陆军十一师，要求下级军官至少学会三套器械操。年已28岁、腿脚不够灵活的董振堂，硬是靠勤学苦练，熟练掌握了三套器械操的标准动作。一天，他和士兵们一起抬土挑砖，修建营房，冯玉祥来部队视察发现后很是赞赏。不久，师部组织炮兵进行野外实弹演习，董振堂三发三中，冯玉祥点名让董振堂介绍经验。董振堂从训练中的严格要求、到地形地貌对炮兵射击的影响及射击数据的计算修正等，讲得头头是道，得到了同事的称赞。从此，冯玉祥对董振堂更加器重，冯玉祥打破以往用人惯例，破格把董振堂提升为炮兵连长。
1924年12月23日，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出宫，欢迎孙中山到北京。董振堂率领炮兵连参加了这些斗争。在战斗中，董振堂指挥的炮兵连在击溃吴佩孚的军阀部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董振堂被提拔为陆炮营营长。之后，冯玉祥部编为国民军第一军，国民军“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报国”的宗旨对董振堂影响很深。
1926年初，吴佩孚、张作霖联合阎锡山，三面围攻冯玉祥的国民军。这年春天，国民军与奉军在天津以南的大城、静海一带作战，董振堂率领陆炮营埋伏于马厂以北津浦铁路西侧，集中猛烈炮火，击毁对方装甲列车，使对方伤亡惨重，溃不成军。董振堂因功被提升为工兵团团长。
1926年9月，董振堂率领工兵团参加了五原誓师。在五原誓师大会上，董振堂聆听了共产党人刘伯坚的精彩演讲，誓词中“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以救中国之自由独立。联合世界仅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死生与共，不达目的不止”,“烟酒必戒，嫖赌必戒，除去矫情，除去奢侈。保护国家，保护百姓，国民革命，方可成功”的内容深深打动了董振堂，这成为他以后为人带兵的信条。五原誓师后，冯玉祥部队被整编成国民联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刘伯坚任政治部副部长。董振堂由工兵团长晋升为第四师十二旅旅长。在五原誓师后的一天，董振堂在总政治部与刘伯坚进行了恳谈，并邀请刘伯坚到十二旅演讲。从此，董振堂与刘伯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对董振堂的思想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7年6月，冯玉祥的西北军与北伐革命军第三集团军会师中原，北伐革命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董振堂因战功卓著，由十二旅旅长升任三十六师师长。
1928年春，国民联军与奉军在东起河北大名、西至林县一线的漳河沿岸展开激战。董振堂率领三十六师坚守京汉路以东安阳东北韩陵一线。在与奉军作战中，董振堂率领三十六师勇往直前，打得奉军节节败退。董振堂率部乘胜追击，进抵北京地区。战事结束后，国民联军奉命移防河南。在移防河南途中，董振堂率部路经河北深县时，恰逢蜜桃成熟时节。为避免发生官兵偷吃桃子的扰民事件，董振堂严令部队迅速通过，并下了一道严厉手令“留头不吃桃，吃桃不留头。”部队在路经深县时，官兵谁也不敢偷摘老百姓的蜜桃，一时传为佳话。
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结束，冯玉祥失败，将残部交给孙连仲后出走山西。蒋介石趁机重金收买孙连仲，把这支部队调往山东济宁地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下辖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和一个独立旅。董振堂所率部队被缩编为二十五师七十三旅，董振堂任旅长。
在济宁改编中，蒋介石为削弱冯玉祥旧部的实力，只给了二十五、二十七两个师的番号，强令把4个半师缩编为2个师，官兵们感到受了奇耻大辱。这支部队在军阀混战中，吃过蒋介石的亏，被收编后又备受歧视，官兵心里都憋着一肚子怨气，对蒋介石产生了强烈不满。
1931年初，蒋介石调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剿共”，企图让二十六路军与红军相互残杀。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多系华北籍，鉴于以往“剿共”失败的教训，都不愿南下。在南下途中，列车开到济宁、兖州之间的孙氏店车站。董振堂率领的七十三旅一团团长郭道培哗变，破坏了车辆，扒掉了铁轨，阻止列车前进。郭道培率兵哗变，使二十六路军南下耽误了半个月时间，从此蒋介石把董振堂嫉恨在心。
二十六路军到达江西后，遇上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二次、第三次“围剿”，董振堂所率部队多次造假情报，不愿同红军打仗。蒋介石通过其它情报系统知道真相后，大骂董振堂“贪生怕死，畏缩不前”，对董振堂更加不满。
面对蒋介石的不信任，董振堂心中产生了波动。他从军的目的是寻找一条救国自强的道路。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大势已去。部队被改编后，蒋介石又排除异己，屠杀无辜。谁能救中国呢？董振堂想到了大革命时期，他曾接触过的刘伯坚等共产党人，想到苏区红军“穷人不打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
二、率领官兵举行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在党组织的关怀帮助下，董振堂迅速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出色的红军指挥员
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撤离了宁都及其以北地区。蒋介石命令二十六路军重返宁都，严令死守，不准擅自撤退。为防万一，蒋介石在宁都和外地相连的惟一通道广昌布置了嫡系朱绍良部，堵住二十六路军退路，使其进退维谷。
二十六路军的广大官兵几乎都是北方人。困守宁都后，因蚊虫较多，水土不服，许多人染上了恶性疟疾、痢疾。蒋介石对二十六路军歧视，供给和医药条件极差，在几个月内就有几千人因病死亡。官兵人心浮动，厌战思乡情绪非常强烈。二十六路军中的中共地下党趁机发展党员，进行政治宣传，揭露蒋介石排除异己、借刀杀人的阴谋，激起了大家对蒋介石的强烈不满。
二十六路军在困守宁都期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华北危急。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纷纷要求北上抗日，保卫自己家乡。此时，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到上海治牙，日常军务由参谋长赵博生主持。在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中，以赵博生、董振堂为首的高级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北上抗日。蒋介石却命二十六路军死守宁都。在此期间，七十三旅驻南昌留守处，被蒋介石的特务查抄，这是蒋介石对二十六路军不肯南下江西“进剿”红军的报复。消息传到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的反蒋情绪更加强烈。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组织、中央苏区党政军民各界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向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开展了积极的宣传鼓动工作，揭露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罪恶，帮助官兵提高阶级觉悟。
七十三旅驻南昌留守处被查抄后不久，董振堂以到南昌治病为名，带着地下党员、刚刚20岁的上尉参谋刘振亚去寻找刘伯坚。此时，总参谋长赵博生也在多方寻找刘伯坚，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不甘心为蒋介石卖命，也在寻找新的出路。在基层官兵中，由于地下党组织的宣传发动，大家对被困宁都、替蒋介石卖命产生了强烈不满，要求北上抗日救国的呼声越来越高。七十四旅二团一营的一个建制班，在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感召下，由班长带领集体投奔红军。
董振堂在积极寻找党组织的同时，却不知党就在他身边。二十六路地下党组织经过积极的工作，在宁都起义前夕，己发展了20多名地下党员。为便于统一领导，党中央决定在二十六路军建立特别支部，刘振亚任特支书记，袁汉澄任组织委员，王铭五任宣传委员。地下党在二十六路军中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为争取二十六路军参加革命，地下党组织加紧了工作。
1931年12月初的一天晚上，在七十三旅旅部、董振堂的住处，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二十六路军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旅部参谋刘振亚、郭如岳，学兵连连长李青云，政训部上尉马金富、马富有等人召开秘密会议，讨论二十六路军去向问题。会上，董振堂说，现在战士们有四怕：一怕和红军打仗；二怕害病；三怕下雨；四怕吃大米。部队伤亡多、士气低落。现在一无兵源，二无弹药，生活又不习惯，这仗肯定不能再打下去了。地下党组织支部书记刘振亚故意插话“董旅长、赵参谋长，红军到底怎么样啊！你们在上面可能知道得比我们多一些。”大家围绕着红军，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刚到江西时，七十三旅有一个参谋被红军抓去，后来被放了回来。按照国民党部队的惯例，被俘归队的人一定要关禁闭受处罚。董振堂却让他留在警卫连，对外说是关押，实际却让他自由活动。为了解红军情况，董振堂让警卫员把那个“关押”在警卫连的参谋叫来介绍红军的情况。大家听完后，又让警卫员把那个参谋送了回去。大家在经过讨论后，董振堂坚定地说：“只能走投奔红军这条路了。”
七十四旅是二十六路军的主力部队，担负着宁都的城防任务，各个要害部门都由七十四旅把守。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十分敬佩刘伯坚。
为争取七十四旅一起投奔红军，赵博生、董振堂一起做通了季振同的思想工作。
就在二十六路军为准备投奔红军开展工作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党组织在南昌的一个地下交通站遭到敌人破坏，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组织的两份重要材料落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得知二十六路军地下党情况后，立即急电命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产党员，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接着，又派人乘专机送来蒋介石妄图一网打尽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的手令。因总指挥孙连仲到上海治牙养病未归，急电和手令全部落到当时主持全军日常工作的参谋长赵博生手里。面对这一突发事件，一方面赵博生敷衍南昌行营“遵令即办”，一方面派地下党员袁汉澄秘密去瑞金叶坪，向党汇报，请示起义事项。朱德、叶剑英听取汇报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答复：尽最大努力争取全部起义，起义后组成红五军。时间定在1931年12月13日夜12时。为确保起义胜利，中央军委派红四军到宁都东北20里的会同地区，监视和牵制广昌县境内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同时派刘伯坚等人携带电台到彭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固厚圩村指挥联络。消息传来，赵博生、董振堂态度坚定，坚决拥护起义。季振同因起义后番号问题，对起义犹豫不定。鉴于此，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组织派人与刘伯坚联系，并请示军委总部后答复：二十六路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下辖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得到满意答复后，季振同打消了疑虑，大家投入到紧张的起义准备中。为领取南昌为二十六路军配备的两万套棉衣和11月份的薪饷以及各项经费，大家决定把起义日期推迟一天。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以总参谋长的名义发出邀请，以执行南昌行营的命令，准备“进剿”为名，在总指挥部楼上，晚6点宴请全军团以上军官。在这场鸿门宴上，赵博生作了举行起义，参加红军的动员，争取到多数军官参加起义。同时对几个企图顽抗的军官当场扣押。在总部行动完成后，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人悄然回到各自岗位上，指挥部队起义。至15日清晨6点，宁都城里战斗全部结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除总指挥孙连仲、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不在宁都，二十五师师长代总指挥李松昆越墙逃跑和驻在宁都城北的一个团因路远未参加外，共有一个总指挥部、2个师部、6个旅部、11个整团总计1.7万余人，携带2万多件武器全部参加了起义。
宁都起义后，根据毛主席建设红军的原则，从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改编。为把十三军培养成红五军团的先进典型，中央军委调何长工任十三军政委，毛泽东亲自嘱咐何长工到十三军后抓紧解决董振堂的入党问题，并让聂荣臻与何长工直接联系。1932年3月下旬，由何长工介绍，党组织根据董振堂的申请和一贯表现，批准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董振堂决心把自己的一切毫不保留地献给党，献给人民。他提出把自己在旧军队积蓄的1500多块银元全都缴了党费，党组织考虑后给他留下300块银元贴补家用。董振堂把这300块银元原封不动地让警卫员保存，他自己一个不动，遇到生病的战士，他就让警卫员拿出一些来补养身体，一直到长征路上，才用完那300块银元。在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通过董振堂等广大干部战士的共同努力，红五军团迅速成长为一支真正的工农武装。
1932年春天，红五军团奉命攻打赣州。这是红五军团组建以来的第一仗。五军团打到赣州城外时，红三军团早已屯兵城下，攻城多日。由于赣州地形险要，城池坚固，城内驻守着3000多名敌人，又有民团等地方反动武装的帮助，致使三军团久攻不克，筋疲力尽。此时，敌王牌十一师在陈诚带领下前来救援，三军团腹背受敌。五军团的任务是掩护三军团撤出阵地，防止敌人从城内冲击，从外面增援。在这场战斗中，董振堂果断指挥，充分发挥部队善于拼大刀的特长，带领部队光着膀子，手持雪亮的大刀，同敌军展开肉搏战，杀得敌人横尸遍野，仓皇溃逃。赣州之战，红五军团初露锋芒，董振堂指挥的十三军大显神威，救红三军团于危难，红五军团已成为英勇善战的红军主力部队。
赣州战役后，一、三、五军团进行了重编，四军、十五军编为一军团，五军、七军、十四军编为三军团，三军、十三军编为五军团。这年5月，董振堂被提升为红五军团军团长。
随着红军的发展壮大，广东军阀陈济棠害怕红军危及自己，在蒋介石的煽动下，纠集了20个团的兵力，围攻江西根据地。广东军阀素称顽强，又没有领教过红军的厉害，气势非常猖狂。大敌当前，中央军委决定由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指挥，在水口由红五军团狠狠打击来犯之敌。1932年7月，董振堂在周密细致地调查敌情后，下决心和敌人决一死战。在董振堂的率领下，红五军团四五千名战士，手持匣子枪，挥舞鬼头大刀，兵分四路，如下山猛虎一齐向敌人冲杀。董振堂手持大刀与敌人肉搏，身上、脸上到处是血，白衬衫也染成了红色，但他全然不顾。红五军团指战员见军团长一马当先，士气大振，一个个战斗更加勇猛，一天就杀敌3000余人。在此后几天里，红五军团又接连和敌人进行了激烈的肉搏战，打得敌人狼狈溃逃。从7月2日至10日，历时9天，红五军团共击溃敌人20个团。粤敌遭此惨败，全部退出赣南。中央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在水口战役中，红五军团表现出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打出了气势，打出了声威，使红五军团威震敌胆。聂荣臻在评述时说：“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民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役来说并不是言过其实，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度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这就是水口战役的真实写照。”
由于董振堂的出色工作，红五军团战功卓著，1932年12月董振堂被中央政府授予红旗勋章。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董振堂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
三、率红五军团担任长征后卫，多次阻击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为保卫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了赫赫战功，被誉为“铁流后卫”
1933年10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了100万大军、200架飞机，采用层层构筑碉堡、步步为营的方针，向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由于“左”倾中央的错误领导，反“围剿”失败，中央不得不于1934年10月离开了建设多年的江西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漫长而艰险的征途。从长征一开始，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亲自部署让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担任全军的后卫，担负起繁重的掩护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军委机关的任务。
1935年元旦，红军一、三军团在贵州江界河、回龙场和荣山关发起了强渡乌江的战斗。敌军拼命顽抗，战斗异常激烈。这时国民党嫡系薛岳部队从后面赶来增援。如果一、三军团抢渡失败，全军就要背水一战。董振堂命令部队抢修工事，准备与敌人决战。在董振堂的指挥下，红五军团圆满完成了布控任务，掩护一军团、军委纵队抢渡乌江，把追剿敌人甩在了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遵义会议的召开赢得了宝贵时间。在遵义会议上，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结束了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5月，红军抢渡金沙江。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在石板河一线布防，阻击追敌，掩护军委纵队渡江。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向董振堂布置任务：“红军纵队有一个特殊连队，都是一些老同志、女同志和负伤生病的红军指挥员，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蔡畅、贺子珍、李伯钊等人都在这个连队。为保证安全渡江，红五军团必须在石板河坚守三天三夜。”董振堂认真安排部署，在每个山头都配置了一二十人，并抢修了野战工事。兵力分散配置和良好的野战工事，即可有效减少敌人炮击杀伤力，又可以火力交叉有效阻击敌人进攻。阻击一定时间后，分散在各山头上的部队，分别后撤一段距离。在红五军团的节节抗击下，敌人每天最多只能前进七八里。战斗进行到第五天，敌人两个纵队聚集山下，形势咄咄逼人。此时，毛泽东特意派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从江北返回石板河，到红五军团传达中央命令：继续坚守阵地，掩护红军渡江。原来，红军准备从三个渡口过金沙江。三军团从驿江渡过一个团后，水流太急，冲垮了浮桥，不能继续渡江。一军团在龙街渡江，江面太宽，浮桥架了一半就被冲垮。敌人飞机又不断侦察骚扰。只剩下皎平渡一个渡口能够通船，但皎平渡江面宽60余米，流速每秒4米，江心漩涡很多，渡江十分缓慢。当时全军只有7条船，大的能坐30人，小的能坐11人，全部红军乘船渡江，需要延长时间。红五军团不得不继续坚守阵地。在董振堂指挥下，红五军团成功阻击了敌人多次进攻。浴血奋战九天九夜，保证了全军胜利渡江。胜利渡过金沙江，使红军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红五军团掩护主力部队北渡金沙江后，随大军北上。一路上，凭险固守，顽强阻击，顺利通过彝族区，跨过大渡河，于1935年6月，在四川理县、懋功一带，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红军应集中主力北上，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则竭力反对红军北上，毛儿盖会议后，中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左路军由朱德、刘伯承和身居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率领。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跟随左路军北上。在跟随左路军长征途中，董振堂坚持原则，坚决维护中央北上的决定，与张国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36年1月，红五军团奉命与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合编，改称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同年6月，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师后，迫使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董振堂率领红五军战胜了饥饿的严重威胁，走过了草地。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
四、奉命率部参加西路军，在高台与马家军浴血奋战，董振堂血染高台
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时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以期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10月25日渡过黄河；随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董振堂率领的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打通增援宁夏的道路，而张国焘又命令黄河以东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调离红军前战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致使宁夏战役计划未能落实，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
西渡黄河的红军2.18万人迅速击破敌人阻击，占领一条山、五佛寺一线。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渡河部队，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
12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叶剑英、陈毅、肖克、董振堂、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等23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7人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和张国焘为副主席。这是党中央对董振堂军事指挥才能和卓著战绩的充分认可，同为军一级首长的许多将领并没有在列。
1937年1月1日，董振堂率部攻占甘肃高台县城，俘敌1000余人，缴获了各种武器弹药，生擒了县长和县政府所有人员。正当高台人民欢欣鼓舞庆祝翻身解放，组建自己政权和武装的时候，马步芳纠集两万余人，包围了高台县城，切断了五军与其他地区红军的联系。
为对付敌人进攻，董振堂动员全城军民把木箱、木柜抬到城墙填土泼水冻结后，加宽加高城墙。把石块、木棍等凡是能用来打击敌人的东西，都集中到城墙上。为弥补武器弹药的不足，还组织城内所有的铁匠，昼夜不停地打造大刀长矛。董振堂把城内划分为若干防区，分别派兵把守。
从1月12日开始，敌人以10倍红军的兵力，接连不断地向高台县城发起大规模进攻。敌人在用火炮猛烈轰击后，敌骑兵挥舞着马刀、抬着云梯向城墙涌来。红军坚守在城墙上，一次次击退敌人。敌人见难以正面攻克，便改变了战术，集中兵力攻打高台县城东、西城墙外的两个碉堡。这两个碉堡是全城的制高点，红军依托碉堡有力支援了守城作战。在敌人炮火轰击、纵火烧、连续进攻的情况下，终因敌众我寡，两个碉堡失守，致使守城更加困难。为防止全军覆没，董振堂命令在北城墙挖了一个宽3米、高2米的大洞，只在城墙外侧留下了薄薄的一层土，以备突围。此时，西路军总部命令死守高台。董振堂严肃、坚定地命令部队“坚决守住高台！我们人在高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
1月18日，敌人把西关外民宅院落的墙壁全部打通，再次大规模向红军猛攻。守城战士用大刀、长矛、石块和敌人拼杀。20日凌晨，敌人倾其全力，再次冲上城墙。战士们前仆后继，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正在紧张搏斗的时刻，收编民团中的少数分子乘机打开城门，敌人蜂拥而进，高台失守。董振堂带着两个警卫员和一个司号长，从东门以北的城墙上跳了下去，被敌人包围。他左腿负伤后，半跪在地上，用双手轮番向敌人射击，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用最后一颗子弹把自己打死，壮烈殉难。董振堂牺牲后，灭绝人性的敌人把董振堂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参谋长刘培基三位烈士的头割下后，悬挂在马家军司令部城门上。
为缅怀先烈，新河县1947年到1950年改名振堂县。全国解放后，分别在石家庄和高台烈士陵园中建立了“董振堂同志纪念碑”。朱德总司令和徐向前元帅为烈士题写了挽词。新河县人民政府创办了一所“振堂中学”。今年又新建了以董振堂事迹陈列室、广场、雕像、碑林等为一体的振堂公园，用董振堂将军的革命精神教育培养后代。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党和人民也没有忘记董振堂的家人，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把董振堂的老伴贾明玉接到了北京，颐养天年。在根治海河会战时，原有的规划需要动迁董振堂家的祖坟，此事最后惊动了毛主席，在毛主席的过问下，规划进行了修改，绕过了董家祖坟。这无不反映了我们的领袖对董振堂烈士的感情。
-高光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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