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寧都起義領導人、中國工農紅軍傑出指揮員董振堂犧牲的噩耗傳到延安，廣大指戰員無不為之悲痛。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親自參加了為董振堂烈士舉行的追悼會，毛澤東深情地說“路遙知馬力”，董振堂是“堅決革命的同志”。葉劍英同志也曾寫下了“英雄戰死錯路上，今日獨懷董振堂。懸眼城樓驚世換，高臺為你著榮光”的詩句，表示了對烈士的深切懷念。宋任窮、王任重、陳再道等人也曾到董振堂新河家中探望。
董振堂同志是在長征時期犧牲的河北籍最高級別的紅軍將領。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70週年，為緬懷先烈，特以此文以示敬瞻。
一、經過血雨腥風的炮火洗禮，董振堂成長為一名剛直磊落、懷有正義感的愛國軍人
董振堂，字紹仲，1895年12月21日出生於河北省新河縣一箇中等農民家庭。董振堂幼年時期，正值清朝末年，當時八國聯軍入侵，義和團運動興起，社會動盪不安。華北又三年大旱，糧食欠收，全家7口都染上霍亂，祖父母相繼病故，一切醫藥喪葬費用都靠借高利貸支付。家庭生活貧困，使正值學齡的董振堂不能入學。董振堂12歲那年，八國聯軍入侵後建立的天主教堂洋教士與教徒橫行鄉里，魚肉百姓。鄰村畢家莊教徒宋毛蘭、張三等糾集一夥人趁麥收時節，搶奪董家小麥，把董振堂父親打得頭破血流，還連扎9刀。目睹教徒的暴行，董振堂心裡烙下了深深的階級仇、民族恨。他強烈要求上學讀書，長大後為父親報仇。自此，12歲的董振堂才步入鄰村曹莊小學的大門。
董振堂入學後，用心苦讀，拜師練武，從不外出遊逛玩耍。在順利完成高小、中學學業後，1917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清河陸軍中學。1921年10月，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九期炮科學習。1923年夏天，炮科畢業後到馮玉祥的陸軍十一師擔任參謀見習官。見習期滿後，他放棄了到師部工作的舒適生活，主動要求到部隊基層學兵團炮兵連當了一排排長。至此，董振堂度過了學生生涯，開始了戎馬一生的軍人生活。
在任排長期間，董振堂堅持時時處處以身作則，嚴格要求自己，和士兵一起參加勞動，共同操練。當時，在馮玉祥的陸軍十一師，要求下級軍官至少學會三套器械操。年已28歲、腿腳不夠靈活的董振堂，硬是靠勤學苦練，熟練掌握了三套器械操的標準動作。一天，他和士兵們一起抬土挑磚，修建營房，馮玉祥來部隊視察發現後很是讚賞。不久，師部組織炮兵進行野外實彈演習，董振堂三發三中，馮玉祥點名讓董振堂介紹經驗。董振堂從訓練中的嚴格要求、到地形地貌對炮兵射擊的影響及射擊數據的計算修正等，講得頭頭是道，得到了同事的稱讚。從此，馮玉祥對董振堂更加器重，馮玉祥打破以往用人慣例，破格把董振堂提升為炮兵連長。
1924年12月23日，馮玉祥發動了北京政變，囚禁了賄選總統曹錕，驅逐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出宮，歡迎孫中山到北京。董振堂率領炮兵連參加了這些鬥爭。在戰鬥中，董振堂指揮的炮兵連在擊潰吳佩孚的軍閥部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董振堂被提拔為陸炮營營長。之後，馮玉祥部編為國民軍第一軍，國民軍“不擾民、真愛民、誓死報國”的宗旨對董振堂影響很深。
1926年初，吳佩孚、張作霖聯合閻錫山，三面圍攻馮玉祥的國民軍。這年春天，國民軍與奉軍在天津以南的大城、靜海一帶作戰，董振堂率領陸炮營埋伏於馬廠以北津浦鐵路西側，集中猛烈炮火，擊毀對方裝甲列車，使對方傷亡慘重，潰不成軍。董振堂因功被提升為工兵團團長。
1926年9月，董振堂率領工兵團參加了五原誓師。在五原誓師大會上，董振堂聆聽了共產黨人劉伯堅的精彩演講，誓詞中“國民軍之目的，以國民黨之主義，喚起民眾，剷除賣國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以救中國之自由獨立。聯合世界僅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死生與共，不達目的不止”,“菸酒必戒，嫖賭必戒，除去矯情，除去奢侈。保護國家，保護百姓，國民革命，方可成功”的內容深深打動了董振堂，這成為他以後為人帶兵的信條。五原誓師後，馮玉祥部隊被整編成國民聯軍，馮玉祥任總司令，劉伯堅任政治部副部長。董振堂由工兵團長晉升為第四師十二旅旅長。在五原誓師後的一天，董振堂在總政治部與劉伯堅進行了懇談，並邀請劉伯堅到十二旅演講。從此，董振堂與劉伯堅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這對董振堂的思想進步產生了深遠影響。
1927年6月，馮玉祥的西北軍與北伐革命軍第三集團軍會師中原，北伐革命戰爭取得了重大勝利。董振堂因戰功卓著，由十二旅旅長升任三十六師師長。
1928年春，國民聯軍與奉軍在東起河北大名、西至林縣一線的漳河沿岸展開激戰。董振堂率領三十六師堅守京漢路以東安陽東北韓陵一線。在與奉軍作戰中，董振堂率領三十六師勇往直前，打得奉軍節節敗退。董振堂率部乘勝追擊，進抵北京地區。戰事結束後，國民聯軍奉命移防河南。在移防河南途中，董振堂率部路經河北深縣時，恰逢蜜桃成熟時節。為避免發生官兵偷吃桃子的擾民事件，董振堂嚴令部隊迅速通過，並下了一道嚴厲手令“留頭不吃桃，吃桃不留頭。”部隊在路經深縣時，官兵誰也不敢偷摘老百姓的蜜桃，一時傳為佳話。
1930年，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的中原大戰結束，馮玉祥失敗，將殘部交給孫連仲後出走山西。蔣介石趁機重金收買孫連仲，把這支部隊調往山東濟寧地區，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下轄二十五師、二十七師和一個獨立旅。董振堂所率部隊被縮編為二十五師七十三旅，董振堂任旅長。
在濟寧改編中，蔣介石為削弱馮玉祥舊部的實力，只給了二十五、二十七兩個師的番號，強令把4個半師縮編為2個師，官兵們感到受了奇恥大辱。這支部隊在軍閥混戰中，吃過蔣介石的虧，被收編後又備受歧視，官兵心裡都憋著一肚子怨氣，對蔣介石產生了強烈不滿。
1931年初，蔣介石調二十六路軍南下江西“剿共”，企圖讓二十六路軍與紅軍相互殘殺。二十六路軍廣大官兵多系華北籍，鑑於以往“剿共”失敗的教訓，都不願南下。在南下途中，列車開到濟寧、兗州之間的孫氏店車站。董振堂率領的七十三旅一團團長郭道培譁變，破壞了車輛，扒掉了鐵軌，阻止列車前進。郭道培率兵譁變，使二十六路軍南下耽誤了半個月時間，從此蔣介石把董振堂嫉恨在心。
二十六路軍到達江西后，遇上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第二次、第三次“圍剿”，董振堂所率部隊多次造假情報，不願同紅軍打仗。蔣介石通過其它情報系統知道真相後，大罵董振堂“貪生怕死，畏縮不前”，對董振堂更加不滿。
面對蔣介石的不信任，董振堂心中產生了波動。他從軍的目的是尋找一條救國自強的道路。中原大戰後，馮玉祥大勢已去。部隊被改編後，蔣介石又排除異己，屠殺無辜。誰能救中國呢？董振堂想到了大革命時期，他曾接觸過的劉伯堅等共產黨人，想到蘇區紅軍“窮人不打窮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
二、率領官兵舉行震驚中外的寧都起義，在黨組織的關懷幫助下，董振堂迅速成長為一名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和出色的紅軍指揮員
紅軍取得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撤離了寧都及其以北地區。蔣介石命令二十六路軍重返寧都，嚴令死守，不準擅自撤退。為防萬一，蔣介石在寧都和外地相連的惟一通道廣昌佈置了嫡系朱紹良部，堵住二十六路軍退路，使其進退維谷。
二十六路軍的廣大官兵幾乎都是北方人。困守寧都後，因蚊蟲較多，水土不服，許多人染上了惡性瘧疾、痢疾。蔣介石對二十六路軍歧視，供給和醫藥條件極差，在幾個月內就有幾千人因病死亡。官兵人心浮動，厭戰思鄉情緒非常強烈。二十六路軍中的中共地下黨趁機發展黨員，進行政治宣傳，揭露蔣介石排除異己、借刀殺人的陰謀，激起了大家對蔣介石的強烈不滿。
二十六路軍在困守寧都期間，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淪陷，華北危急。二十六路軍廣大官兵紛紛要求北上抗日，保衛自己家鄉。此時，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孫連仲到上海治牙，日常軍務由參謀長趙博生主持。在洶湧澎湃的抗日怒潮中，以趙博生、董振堂為首的高級將領，聯名致電蔣介石要求北上抗日。蔣介石卻命二十六路軍死守寧都。在此期間，七十三旅駐南昌留守處，被蔣介石的特務查抄，這是蔣介石對二十六路軍不肯南下江西“進剿”紅軍的報復。消息傳到二十六路軍，廣大官兵的反蔣情緒更加強烈。二十六路軍地下黨組織、中央蘇區黨政軍民各界利用這一有利形勢，向二十六路軍廣大官兵開展了積極的宣傳鼓動工作，揭露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罪惡，幫助官兵提高階級覺悟。
七十三旅駐南昌留守處被查抄後不久，董振堂以到南昌治病為名，帶著地下黨員、剛剛20歲的上尉參謀劉振亞去尋找劉伯堅。此時，總參謀長趙博生也在多方尋找劉伯堅，七十四旅旅長季振同不甘心為蔣介石賣命，也在尋找新的出路。在基層官兵中，由於地下黨組織的宣傳發動，大家對被困寧都、替蔣介石賣命產生了強烈不滿，要求北上抗日救國的呼聲越來越高。七十四旅二團一營的一個建制班，在共產黨和紅軍的政策感召下，由班長帶領集體投奔紅軍。
董振堂在積極尋找黨組織的同時，卻不知黨就在他身邊。二十六路地下黨組織經過積極的工作，在寧都起義前夕，己發展了20多名地下黨員。為便於統一領導，黨中央決定在二十六路軍建立特別支部，劉振亞任特支書記，袁漢澄任組織委員，王銘五任宣傳委員。地下黨在二十六路軍中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為爭取二十六路軍參加革命，地下黨組織加緊了工作。
1931年12月初的一天晚上，在七十三旅旅部、董振堂的住處，二十六路軍參謀長趙博生、二十六路軍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旅部參謀劉振亞、郭如嶽，學兵連連長李青雲，政訓部上尉馬金富、馬富有等人召開秘密會議，討論二十六路軍去向問題。會上，董振堂說，現在戰士們有四怕：一怕和紅軍打仗；二怕害病；三怕下雨；四怕吃大米。部隊傷亡多、士氣低落。現在一無兵源，二無彈藥，生活又不習慣，這仗肯定不能再打下去了。地下黨組織支部書記劉振亞故意插話“董旅長、趙參謀長，紅軍到底怎麼樣啊！你們在上面可能知道得比我們多一些。”大家圍繞著紅軍，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了。剛到江西時，七十三旅有一個參謀被紅軍抓去，後來被放了回來。按照國民黨部隊的慣例，被俘歸隊的人一定要關禁閉受處罰。董振堂卻讓他留在警衛連，對外說是關押，實際卻讓他自由活動。為了解紅軍情況，董振堂讓警衛員把那個“關押”在警衛連的參謀叫來介紹紅軍的情況。大家聽完後，又讓警衛員把那個參謀送了回去。大家在經過討論後，董振堂堅定地說：“只能走投奔紅軍這條路了。”
七十四旅是二十六路軍的主力部隊，擔負著寧都的城防任務，各個要害部門都由七十四旅把守。七十四旅旅長季振同十分敬佩劉伯堅。
為爭取七十四旅一起投奔紅軍，趙博生、董振堂一起做通了季振同的思想工作。
就在二十六路軍為準備投奔紅軍開展工作的時候，發生了一起嚴重事件。黨組織在南昌的一個地下交通站遭到敵人破壞，二十六路軍地下黨組織的兩份重要材料落到蔣介石手裡。蔣介石得知二十六路軍地下黨情況後，立即急電命令二十六路軍總指揮部“嚴緝劉振亞、袁漢澄、王銘五三名共產黨員，星夜送南昌行營懲處。”接著，又派人乘專機送來蔣介石妄圖一網打盡二十六路軍地下黨的手令。因總指揮孫連仲到上海治牙養病未歸，急電和手令全部落到當時主持全軍日常工作的參謀長趙博生手裡。面對這一突發事件，一方面趙博生敷衍南昌行營“遵令即辦”，一方面派地下黨員袁漢澄秘密去瑞金葉坪，向黨彙報，請示起義事項。朱德、葉劍英聽取彙報後，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答覆：盡最大努力爭取全部起義，起義後組成紅五軍。時間定在1931年12月13日夜12時。為確保起義勝利，中央軍委派紅四軍到寧都東北20裡的會同地區，監視和牽制廣昌縣境內的蔣介石嫡系部隊。同時派劉伯堅等人攜帶電臺到彭湃縣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固厚圩村指揮聯絡。消息傳來，趙博生、董振堂態度堅定，堅決擁護起義。季振同因起義後番號問題，對起義猶豫不定。鑑於此，二十六路軍地下黨組織派人與劉伯堅聯繫，並請示軍委總部後答覆：二十六路起義後，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五軍團，下轄十三、十四、十五三個軍。季振同任總指揮，董振堂任副總指揮兼十三軍軍長，趙博生任參謀長兼十四軍軍長，黃中嶽任十五軍軍長。得到滿意答覆後，季振同打消了疑慮，大家投入到緊張的起義準備中。為領取南昌為二十六路軍配備的兩萬套棉衣和11月份的薪餉以及各項經費，大家決定把起義日期推遲一天。
1931年12月14日，趙博生以總參謀長的名義發出邀請，以執行南昌行營的命令，準備“進剿”為名，在總指揮部樓上，晚6點宴請全軍團以上軍官。在這場鴻門宴上，趙博生作了舉行起義，參加紅軍的動員，爭取到多數軍官參加起義。同時對幾個企圖頑抗的軍官當場扣押。在總部行動完成後，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黃中嶽等人悄然回到各自崗位上，指揮部隊起義。至15日清晨6點，寧都城裡戰鬥全部結束。國民黨二十六路軍除總指揮孫連仲、二十七師師長高樹勳不在寧都，二十五師師長代總指揮李松昆越牆逃跑和駐在寧都城北的一個團因路遠未參加外，共有一個總指揮部、2個師部、6個旅部、11個整團總計1.7萬餘人，攜帶2萬多件武器全部參加了起義。
寧都起義後，根據毛主席建設紅軍的原則，從組織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對起義部隊進行了改編。為把十三軍培養成紅五軍團的先進典型，中央軍委調何長工任十三軍政委，毛澤東親自囑咐何長工到十三軍後抓緊解決董振堂的入黨問題，並讓聶榮臻與何長工直接聯繫。1932年3月下旬，由何長工介紹，黨組織根據董振堂的申請和一貫表現，批准董振堂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後，董振堂決心把自己的一切毫不保留地獻給黨，獻給人民。他提出把自己在舊軍隊積蓄的1500多塊銀元全都繳了黨費，黨組織考慮後給他留下300塊銀元貼補家用。董振堂把這300塊銀元原封不動地讓警衛員保存，他自己一個不動，遇到生病的戰士，他就讓警衛員拿出一些來補養身體，一直到長征路上，才用完那300塊銀元。在中央軍委的正確領導下，通過董振堂等廣大幹部戰士的共同努力，紅五軍團迅速成長為一支真正的工農武裝。
1932年春天，紅五軍團奉命攻打贛州。這是紅五軍團組建以來的第一仗。五軍團打到贛州城外時，紅三軍團早已屯兵城下，攻城多日。由於贛州地形險要，城池堅固，城內駐守著3000多名敵人，又有民團等地方反動武裝的幫助，致使三軍團久攻不克，筋疲力盡。此時，敵王牌十一師在陳誠帶領下前來救援，三軍團腹背受敵。五軍團的任務是掩護三軍團撤出陣地，防止敵人從城內衝擊，從外面增援。在這場戰鬥中，董振堂果斷指揮，充分發揮部隊善於拼大刀的特長，帶領部隊光著膀子，手持雪亮的大刀，同敵軍展開肉搏戰，殺得敵人橫屍遍野，倉皇潰逃。贛州之戰，紅五軍團初露鋒芒，董振堂指揮的十三軍大顯神威，救紅三軍團於危難，紅五軍團已成為英勇善戰的紅軍主力部隊。
贛州戰役後，一、三、五軍團進行了重編，四軍、十五軍編為一軍團，五軍、七軍、十四軍編為三軍團，三軍、十三軍編為五軍團。這年5月，董振堂被提升為紅五軍團軍團長。
隨著紅軍的發展壯大，廣東軍閥陳濟棠害怕紅軍危及自己，在蔣介石的煽動下，糾集了20個團的兵力，圍攻江西根據地。廣東軍閥素稱頑強，又沒有領教過紅軍的厲害，氣勢非常猖狂。大敵當前，中央軍委決定由毛主席、朱總司令親自指揮，在水口由紅五軍團狠狠打擊來犯之敵。1932年7月，董振堂在周密細緻地調查敵情後，下決心和敵人決一死戰。在董振堂的率領下，紅五軍團四五千名戰士，手持匣子槍，揮舞鬼頭大刀，兵分四路，如下山猛虎一齊向敵人衝殺。董振堂手持大刀與敵人肉搏，身上、臉上到處是血，白襯衫也染成了紅色，但他全然不顧。紅五軍團指戰員見軍團長一馬當先，士氣大振，一個個戰鬥更加勇猛，一天就殺敵3000餘人。在此後幾天裡，紅五軍團又接連和敵人進行了激烈的肉搏戰，打得敵人狼狽潰逃。從7月2日至10日，歷時9天，紅五軍團共擊潰敵人20個團。粵敵遭此慘敗，全部退出贛南。中央根據地得到了鞏固。在水口戰役中，紅五軍團表現出高度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打出了氣勢，打出了聲威，使紅五軍團威震敵膽。聶榮臻在評述時說：“水口戰役是著名的惡仗，雙方傷亡之大、戰場景象之慘烈，為第二次國民革命戰爭時期所罕見，‘屍橫遍野’對於這次戰役來說並不是言過其實，有的部隊白天打仗，夜間還要在該地露營，許多同志疲勞過度倒頭便睡，第二天拂曉才發現是和屍體露宿在一起，有的同志夜間口渴，摸到河溝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曉一看，河溝裡的水泛著紅色，這就是水口戰役的真實寫照。”
由於董振堂的出色工作，紅五軍團戰功卓著，1932年12月董振堂被中央政府授予紅旗勳章。1934年1月，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董振堂當選為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
三、率紅五軍團擔任長征後衛，多次阻擊國民黨反動軍隊的圍追堵截，為保衛中央紅軍主力北上立下了赫赫戰功，被譽為“鐵流後衛”
1933年10月，蔣介石親任總司令，調集了100萬大軍、200架飛機，採用層層構築碉堡、步步為營的方針，向紅一方面軍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圍剿”。在第五次反“圍剿”鬥爭中，由於“左”傾中央的錯誤領導，反“圍剿”失敗，中央不得不於1934年10月離開了建設多年的江西革命根據地，踏上了漫長而艱險的征途。從長征一開始，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親自部署讓董振堂率領的紅五軍團擔任全軍的後衛，擔負起繁重的掩護黨中央、蘇維埃中央政府和軍委機關的任務。
1935年元旦，紅軍一、三軍團在貴州江界河、回龍場和榮山關發起了強渡烏江的戰鬥。敵軍拼命頑抗，戰鬥異常激烈。這時國民黨嫡系薛嶽部隊從後面趕來增援。如果一、三軍團搶渡失敗，全軍就要背水一戰。董振堂命令部隊搶修工事，準備與敵人決戰。在董振堂的指揮下，紅五軍團圓滿完成了布控任務，掩護一軍團、軍委縱隊搶渡烏江，把追剿敵人甩在了烏江以東、以南地區，為遵義會議的召開贏得了寶貴時間。在遵義會議上，改組了中央領導機關，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遵義會議，結束了長達4年之久的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在中央的統治，確定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這是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1935年5月，紅軍搶渡金沙江。董振堂率領紅五軍團在石板河一線佈防，阻擊追敵，掩護軍委縱隊渡江。軍委副主席周恩來親自向董振堂布置任務：“紅軍縱隊有一個特殊連隊，都是一些老同志、女同志和負傷生病的紅軍指揮員，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蔡暢、賀子珍、李伯釗等人都在這個連隊。為保證安全渡江，紅五軍團必須在石板河堅守三天三夜。”董振堂認真安排部署，在每個山頭都配置了一二十人，並搶修了野戰工事。兵力分散配置和良好的野戰工事，即可有效減少敵人炮擊殺傷力，又可以火力交叉有效阻擊敵人進攻。阻擊一定時間後，分散在各山頭上的部隊，分別後撤一段距離。在紅五軍團的節節抗擊下，敵人每天最多隻能前進七八里。戰鬥進行到第五天，敵人兩個縱隊聚集山下，形勢咄咄逼人。此時，毛澤東特意派紅軍總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從江北返回石板河，到紅五軍團傳達中央命令：繼續堅守陣地，掩護紅軍渡江。原來，紅軍準備從三個渡口過金沙江。三軍團從驛江渡過一個團後，水流太急，沖垮了浮橋，不能繼續渡江。一軍團在龍街渡江，江面太寬，浮橋架了一半就被沖垮。敵人飛機又不斷偵察騷擾。只剩下皎平渡一個渡口能夠通船，但皎平渡江面寬60餘米，流速每秒4米，江心漩渦很多，渡江十分緩慢。當時全軍只有7條船，大的能坐30人，小的能坐11人，全部紅軍乘船渡江，需要延長時間。紅五軍團不得不繼續堅守陣地。在董振堂指揮下，紅五軍團成功阻擊了敵人多次進攻。浴血奮戰九天九夜，保證了全軍勝利渡江。勝利渡過金沙江，使紅軍擺脫了數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紅五軍團掩護主力部隊北渡金沙江後，隨大軍北上。一路上，憑險固守，頑強阻擊，順利通過彝族區，跨過大渡河，於1935年6月，在四川理縣、懋功一帶，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毛澤東和黨中央認為，紅軍應集中主力北上，開闢川陝革命根據地。張國燾則竭力反對紅軍北上，毛兒蓋會議後，中央決定紅軍分左右兩路繼續北上。右路軍由毛澤東、周恩來率領。左路軍由朱德、劉伯承和身居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率領。董振堂率領的紅五軍團跟隨左路軍北上。在跟隨左路軍長征途中，董振堂堅持原則，堅決維護中央北上的決定，與張國燾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1936年1月，紅五軍團奉命與紅四方面軍三十三軍合編，改稱紅五軍，董振堂任軍長。同年6月，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在甘孜地區勝利會師後，迫使張國燾取消偽中央，同意北上與中央會合，董振堂率領紅五軍戰勝了飢餓的嚴重威脅，走過了草地。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在會寧勝利會師。
四、奉命率部參加西路軍，在高臺與馬家軍浴血奮戰，董振堂血染高臺
在三大主力紅軍會師的時候，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執行寧夏戰役計劃，以期向北發展，奪取寧夏。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於10月25日渡過黃河；隨後，紅四方面軍第九軍和方面軍總部及董振堂率領的第五軍也渡過黃河，準備執行寧夏戰役計劃。
蔣介石命令胡宗南打通增援寧夏的道路，而張國燾又命令黃河以東的紅四方面軍第四軍、第三十一軍調離紅軍前戰指揮部指定的作戰位置，致使寧夏戰役計劃未能落實，隔斷了河東紅軍主力與河西部隊的聯繫。
西渡黃河的紅軍2.18萬人迅速擊破敵人阻擊，佔領一條山、五佛寺一線。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致電渡河部隊，令河西部隊稱西路軍，成立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以陳昌浩為主席，徐向前為副主席。
12月7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通令：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懷、任弼時、賀龍、項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陳昌浩、劉伯承、關嚮應、葉劍英、陳毅、肖克、董振堂、徐海東、聶榮臻、郭洪濤、張雲逸、王維舟等23人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懷、任弼時、賀龍等7人組成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和張國燾為副主席。這是黨中央對董振堂軍事指揮才能和卓著戰績的充分認可，同為軍一級首長的許多將領並沒有在列。
1937年1月1日，董振堂率部攻佔甘肅高臺縣城，俘敵1000餘人，繳獲了各種武器彈藥，生擒了縣長和縣政府所有人員。正當高臺人民歡欣鼓舞慶祝翻身解放，組建自己政權和武裝的時候，馬步芳糾集兩萬餘人，包圍了高臺縣城，切斷了五軍與其他地區紅軍的聯繫。
為對付敵人進攻，董振堂動員全城軍民把木箱、木櫃抬到城牆填土潑水凍結後，加寬加高城牆。把石塊、木棍等凡是能用來打擊敵人的東西，都集中到城牆上。為彌補武器彈藥的不足，還組織城內所有的鐵匠，晝夜不停地打造大刀長矛。董振堂把城內劃分為若干防區，分別派兵把守。
從1月12日開始，敵人以10倍紅軍的兵力，接連不斷地向高臺縣城發起大規模進攻。敵人在用火炮猛烈轟擊後，敵騎兵揮舞著馬刀、抬著雲梯向城牆湧來。紅軍堅守在城牆上，一次次擊退敵人。敵人見難以正面攻克，便改變了戰術，集中兵力攻打高臺縣城東、西城牆外的兩個碉堡。這兩個碉堡是全城的制高點，紅軍依託碉堡有力支援了守城作戰。在敵人炮火轟擊、縱火燒、連續進攻的情況下，終因敵眾我寡，兩個碉堡失守，致使守城更加困難。為防止全軍覆沒，董振堂命令在北城牆挖了一個寬3米、高2米的大洞，只在城牆外側留下了薄薄的一層土，以備突圍。此時，西路軍總部命令死守高臺。董振堂嚴肅、堅定地命令部隊“堅決守住高臺！我們人在高臺在，誓與高臺共存亡！”
1月18日，敵人把西關外民宅院落的牆壁全部打通，再次大規模向紅軍猛攻。守城戰士用大刀、長矛、石塊和敵人拼殺。20日凌晨，敵人傾其全力，再次衝上城牆。戰士們前仆後繼，與敵人進行殊死搏鬥。正在緊張搏鬥的時刻，收編民團中的少數分子乘機打開城門，敵人蜂擁而進，高臺失守。董振堂帶著兩個警衛員和一個司號長，從東門以北的城牆上跳了下去，被敵人包圍。他左腿負傷後，半跪在地上，用雙手輪番向敵人射擊，在突圍無望的情況下，用最後一顆子彈把自己打死，壯烈殉難。董振堂犧牲後，滅絕人性的敵人把董振堂和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參謀長劉培基三位烈士的頭割下後，懸掛在馬家軍司令部城門上。
為緬懷先烈，新河縣1947年到1950年改名振堂縣。全國解放後，分別在石家莊和高臺烈士陵園中建立了“董振堂同志紀念碑”。朱德總司令和徐向前元帥為烈士題寫了輓詞。新河縣人民政府創辦了一所“振堂中學”。今年又新建了以董振堂事蹟陳列室、廣場、雕像、碑林等為一體的振堂公園，用董振堂將軍的革命精神教育培養後代。在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黨和人民也沒有忘記董振堂的家人，周恩來總理親自指示，把董振堂的老伴賈明玉接到了北京，頤養天年。在根治海河會戰時，原有的規劃需要動遷董振堂家的祖墳，此事最後驚動了毛主席，在毛主席的過問下，規劃進行了修改，繞過了董家祖墳。這無不反映了我們的領袖對董振堂烈士的感情。
-高光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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