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名片写春秋
网络时代，名片似乎又极少使用了。前不久，朋友传来一张照片，说是故乡龙游知县高英的名片。粗看，颇有些意思，便请转之，再细细斟酌，字里行间，写着春秋。
称之为名片，有一定的说法，因为清朝才正式有“名片”称呼。汉时称名刺，汉朝刘熙《释名》认为“刺”是指书写，曰：“书曰刺，书以笔刺纸简上也。”梁朝天监初任太末令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刺”是通达的意思，曰：“刺者，达也，若针之通结也。” 明朝田艺衡《留青日札》认为“刺”是指削竹木，曰：“古者削竹木以书姓名，故曰刺”。他们从书写、作用和制作不同角度作了各自的解释。到了清朝，由于西方侵入及通商等因素，加快了名片的普及，名片开始向小型化发展，官场上，官小使用较大的名片以示谦恭，官大使用较小的名片以示地位。这张名片长18.6厘米，宽9厘米，尺寸较大的，说明名片主人官小谦恭。
名片也称名帖，此名片用红纸书写，也有一定讲究。明代时，只有当过翰林者才有权用红纸，写大字。大概翰林系御用文人，与众不同。清朝时，只要是生员以上者，就可以使用红色名片，甚至普通的读书人也使用起红色名片。这些士人，都是准官员，他们正式进入官场之前，就已经按官场的规矩，从名片上区别尊卑。
这种官场名片还有专门的书写格式，名片的样式，历元、明至清，均相沿不改。早期的规制，要把所有的内容在“刺”的中央写成一行，不能拆分，也叫“长刺”。清末，有的名片上注明详细地址，有的加写上个人简况，有的附有短语，如“请安谢步”，表示只为问候而来，勿烦主人回访；也有的还写上“拜客留名，不作别用”，意在防止被歹人利用。
一般名片递交时还有专用的盛盒，称为“拜匣”，长尺余，宽数寸，或皮制，或包锦，都很奢华。可惜，这次并没有发现。这张名片的纸有些发黄，但保存完整。除“高英”两字为刻印，其他字为行草。
名片文字如下：
古醖仁兄大人阁下
高英
小弟■■（此两字待考）顿首奉
示知
足疾尚未全愈、念念
属办廉翁之件顷已代陈提调、见准可行
即将名条发房叙稿矣
芝孙兄见时
容为达意
手复敬请
健安
名片中并没有落款时间，但从名片的书写格式及纸张保存状况，基本可以判断为晚清时期。结合名片中提及的几个人物，综合推断名片的主人即龙游知县高英，民国《龙游县志》中有其宦绩。
高英，字羽卿、禹卿、豫卿、与卿，号伟卿，但这几个字号都不是名片中两个待考的字。高英由盐生投效军营，以军功保至知县，光绪七年至九年在萧山主政三年，深受士民爱戴。根据遗存的《邑侯高公德政碑》拓片可知，石碑是清光绪九年刻的，碑文的第一篇为傅鼎乾的《邑侯高公德政序》，《序》中记载高英在萧山，“考课则亲评；阅词状则亲检收；赋税则亲催纳；塘堤则亲替修；以至市镇通衢穷乡僻壤，则无不亲自巡行，洞察民隐，不辞劳、不任德。弊必剔、利必兴……”等。
据说，他离开萧山时，既无车马装载行李，甚至连随身细软都没有，只身一人，挥手而去。“西陵片石镇归装”，随便在地上拣片石头都比他的行李重，萧山士民自发聚集，“焚香跪送”，从城里到西陵渡口，数十里不绝。
光绪九年时高英离开萧山后去往何方，暂无从查考。直到光绪十二年十一月，高英赴龙游任知县。在龙游的任期内，高英更是政绩斐然。用现代流行的官场语表示，至少为民做了四件大实事。
其一是重修姜席二堰。高英视“姜席大堰为本邑西南乡水利攸关”，设立堰工局重修姜席堰，“凡民之沾溉者皆出赀，民捐绅办，丝毫不假胥吏之手。”高英亲临现场，慰问民工，对懒怠者严厉批评，对出资不力者，申明大义，规劝执行。今天，姜席堰被评为世界灌溉遗产，自然有他的一份功劳。
其二是重修官驿前堤岸与平政浮桥，并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光绪十四年七月初二，高英在众多绅董的簇拥下，主持平政浮桥驾船铺板仪式。“驿前之对岸茶圩，乃北乡入金华之兰溪、严州之寿昌、各邑赴处州温州大路，熙来攘往络绎于途。”由此，茶圩与驿前两个商埠又连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商贸中心。
第三件事，光绪十四年，高英召集绅民，动议重建凤梧书院。重建后的凤梧书院，讲堂隆崇，斋室幽敞，两廊的号舍可容千人。他还厘清了书院的旧产，约500余亩田，6亩多山，又将兵燹之后许多无主之田，招来垦荒，将以拨充书院资产。
还有一件实事，他设立保婴会，以免溺女之风。他让屠户纳钱，让商户捐钱，维持育婴堂的日常运转。
光绪十五年正月，高英迁杭州东塘海防同知去，龙游士民讴歌立石，以纪其绩，德清俞樾曾为之撰《龙游知县高英实政记》。高英后又任外务部、浙江宁绍道台，光绪二十五年四月至十月署台州知府，是经办海门教案的主要官吏。浙江省图书馆曾于1965年购进一批与海门教案有关的名人手札与信函资料。多为浙江各地知县致台州知府高英的汇报信函以及传教士与高英的交涉函。
高英虽是盐生出身，但从名片中可以看出他的书法极有功底。那么高英这张名片递给了谁？古醖仁兄大人! 古醖又是谁？
民国《龙游县志》宦绩有记，知县杨葆光，字古蕴，也用古酝、古醖，号苏庵，别号红豆词人。古人的字或号往往有许多，如乡贤余庆龄，就用过与九、雨韭等。
光绪二十五年，杨葆光任龙游知县。他在任时，同样有突出的政绩。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晚，杨葆光与叶元祺等正在凤梧书院议修县志，得千总廖定邦报有江山匪警，即电省请援，并迅速安排防务。杨葆光守城甚力，与民团一同四出剿捕，江匪不得逞而退，龙游城没有受到侵害。事后，巡道鲍祖龄常对人说，如果没有杨君，衢城几乎不保。足见杨葆光剿匪之功。杨葆光著有《龙邱缉盗记》一卷。当年冬天，他离开龙游，赴新昌任职。
光绪二十六年叁月，正是杨葆光任知县时
高英是南京江宁人，杨葆光是江苏娄县人（今松江），他们是老乡，相隔十多年时间先后任龙游知县。比较而言，高英从政更早，官阶更高，杨葆光真正的从政时间也不太长，那么高英递交名片时为何要这么谦恭？
事实上，杨葆光的名号比高英要响亮的多。杨葆光前期生活在咸丰年间，此时社会动乱，江浙之地是太平军活动的主要场所，他曾跟随孙观在安徽从军，参与幕府，生活困窘。孙观对杨葆光有知遇之恩，孙在北京做直隶布政使时，曾邀杨葆光参与纂修《畿辅通志》。这种经历也促使他在龙游主政时倡修县志。
杨葆光虽然一直是下层僚属，但作为文人，他学问淹博，兼治书画，书法晋唐，风格遒上；他诗思敏捷，出口成章，诗词歌赋，一气呵成，且动辄十数首，仍意犹未尽。他交游甚，与李鸿章、翁同龢、潘祖荫、俞樾、盛宣怀等当时声名显赫的人物都有交往，甚至过从甚密，并曾得到过他们的褒扬，这些史事，在杨葆光的日记及诗文著述中都有记载。
譬如与翁同龢的交往。翁同穌，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状元。光绪三年七月，两位地位悬殊的文人在海晏轮船上偶遇。此时的翁同龢是光绪帝师，官刑部右侍郎，两宫优容有加。翁同龢在《翁文恭公日记》中写道：“同舟杨古酝，松江诸生，席小米表弟，名士也，投诗相问讯。遂偕古酝、叔彝泛小舟登之罘。”在朝中享有极高威望的翁同龢称其为名士，应该说当时杨葆光已非同凡响。轮船上短短数日的吟诗酬唱，杨留给翁极好的印象。十一年后，两人再次相见。光绪十四年十ー月至光绪十五年六月，杨葆光在京师期间，和翁同龢往来十余次，互相拜访互送字画扇，显然已经非常熟悉了。而这个阶段，高英正在龙游知县任上履职。
也许正是杨葆光在文人圈的地位，以及与翁同龢、俞樾等的相熟，高英与杨葆光也走到了一起，由此引出了这张名片。名片中的“廉翁”是否是指翁同龢，无从考证；名片中提到的“芝孙兄”是江苏省常熟人丁祖荫还是宝石山石刻中的生员杨芝孙，或者是江苏淮安人中医胡芝孙？还有，杨葆光是如何回帖的？我们也不得而之。
一张名片，二位知县，讲的只是平常事，但让人想起那一轮春秋，虽然模糊，依然真实，并且杨葆光著有近二百万字的日记《订顽日程》（2010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当时社会人情的丰富记载，若哪位客官给我一套《订顽日程》，细细翻阅，或许还能找到更多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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