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名郑孝胥（1860－1938） 伪满洲国总理
郑孝胥，字苏龛（苏堪），一字太夷，号海藏，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辛亥革命以后以遗老自居。郑孝胥才华横溢诗词一绝，引领清末"同光体"诗坛，名句如"乱峰出没争初日，残雪高低带数州"传颂一时，晚清大吏张之洞，也不得不叹服郑诗"自明以来皆不能及也"。郑孝胥还是一代书法大师，书法界所谓"北于南郑"之称，也就是说北有于右任南有郑孝胥，现在满大街上的"交通银行 "的题辞就是他写的，可见其书法成就之高。郑孝胥做为末代皇帝溥仪的帝师，一直以民国为敌，伺机东山再起，却忘了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1931年，满洲事变发生，郑孝胥劝说溥仪前往满洲，他则出面与日方达成建立满洲国的协议，并负责起草满洲国"国歌"与"建国宣言"。伪满洲国成立后，郑孝胥出任总理兼陆军大臣、文教部长，并与日本关东军代表武藤信义签订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一代文宗变成汉奸，卿本佳人，奈何从贼，可悲可叹，一失足成千古恨。
第二名周作人（1885-1967） 汪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
周作人现代著名文学家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南有鲁迅，北有周作人"，当时周氏兄弟都是五四文化运动的主将，自然要辉耀文坛彪炳史册的。谁能想到历史开了个玩笑，文坛领袖在战争风云里落马。北平沦陷，周作人不接受好友南下邀请，反而留在北平，1938年4月9日，日本方面在北平召开"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周作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发表了亲日的讲话，消息传出，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立即通电全国文化界，指出："周作人、钱稻荪及其他参加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以外，藉示精神制裁。"1939年，周作人出任伪北大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1941年1月，周作人升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伪教育总署督办，并以督办身份出访日本，参拜靖国神社，慰问日本伤病员，我中华民族被侵略死伤千万人，周作人居然认贼作父恬不知耻尤其可恨。
第三名胡兰成 汪伪政府宣传部长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长，《大楚报》主笔
胡兰成（1906-1981），中国现代作家，原名胡积蕊，小名蕊生，浙江嵊县人，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本是小学教员，报社编辑，只因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引起各方注意，尤其是他提出的"战难，和也不易"的观点，与汪精卫的思想不谋而合，客观上为汪精卫与日本人合作的叛国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所以深得汪精卫及其夫人陈璧君的赏识。1937年3月受汪精卫之邀，胡兰成任上海《中华日报》主笔。1939年12月正式前往南京任汪伪政权宣传部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长。胡兰成还担任汪精卫的发言人，成为汪精卫身边当红的侍从，因此被视为陈璧君的"公馆派"一员。汪精卫称胡兰成为"兰成先生"，经常向他"殷殷垂询"，他因此被称为汪精卫的"文胆"。胡兰成散文成就高文笔流畅优美，别开生面；书法也是一绝，川端康成说"当今如胡兰成的书法，日本人谁也比不上"，但是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汉奸的事实，胡兰成积极公开为汪精卫的投降卖国理论和日本的侵略行径进行美化与宣传，成为汪伪集团中的吹鼓手，而被称为"中国的戈培尔"和"喇叭汉奸"。
第四名张资平 汪伪政权农矿部任技正，中日文化协会出版组主任，主编《中日文化》月刊
张资平（1893—1959），广东梅县人，出身破落世家，1922年4月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院地质系。作为地质学家的张资平却在文学方面表现卓越，写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创造社四大金刚之一，擅长恋爱小说，畅销海内红极一时。张资平初期也是反日的，1930年出版了反日小说《天孙之女》，轰动一时，还被日本人译成日语，吓得从此不敢过日租界。抗战爆发后，汪伪政府想拉张资平做教育部部长，张忙跑到香港避风头，后来不知为何却接受了日本驻香港领事中村丰一的资助。1939年10月，张资平回到上海，出任"兴亚建国运动本部"文化委员会主席，正式附逆。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张资平任农矿部技正，同年7月，汉奸文化组织中日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张资平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任出版组主任，主编宣传"中日亲善共荣"的综合性汉奸杂志《中日文化》月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郭沫若撰文称："北有周作人，南有张资平，这些没有骨气的民族逆子，艺术反贼，他们的投降不仅葬送了他们自身，也葬送了他们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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