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語：“ 中華民族文化偉大復興“、“文化自信”云云，如何不停留於口號而落到實處，那是要由全體中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由衷生髮起溫情和敬意才能開展起來的具體工作。錢穆先生的《中國曆代政治得失》，正是引領這種由衷的結緣工具書，豆瓣評分9.1 分。
文化與政治
政治、經濟、文化是我們今天常用的並列的宏觀社會概念，並且是並列的概念。但在“最後的國學大師”“儒家最後一個聖人”錢穆先生眼裡，中國文化是萬世一系的，“政治乃文化體系中一要目”。
錢穆先生是文化至上主義者，他的《中國曆代政治得失》，是就中國古代政治的專題演講合集，目的仍然是講文化，而不是講政治。當然，一來政治是儒家修齊治平的終極目標，二來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人幾乎將傳統政治一筆抹殺，所以錢穆先生以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溫情而恭敬的態度身姿，找到了特別好的一個角度，來為新時期的中國人介紹“那過去的事情”。
錢穆先生的這個角度就是“以制度言制度”。 自從近代中國有人喊出了“變法”，及至辛亥革命，人人言變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視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會隨制度而轉變。以至於舊的制度在高漲的民權中稀裡糊塗就被打倒，而新的制度尚未達到革命的理想。既然是這樣，錢穆先生就為中國人講清楚，被打倒的傳承了千年的制度，到底是怎麼回事。所以，表面上錢穆先生是就過去言過去，實際上是通過闡明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反思中國近現代革命
這個角度的反思，不是站在現代憲政的對立面針鋒相對地為中國古代的王朝政治招魂，也不是挑釁現代的民權為王權粉飾太平。作為演講集，《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只有短短的5次演講總計10個小時，轉換成文本集結成書出版只有薄薄的一百多頁。錢穆先生實在是為現代政治研究提供一條思路，而其素材都是現成的，就存在於秦以後中國兩千年的歷史長河中。
就制度層面而言，經由錢穆先生的梳理和刷新，中國當代的讀者會發現自己對於耳熟能詳的“五千年文明”竟是如此陌生而充滿誤解：原來兩千年的王朝政治，並不只是經由換湯不換藥的王朝更迭那麼簡單，漢、唐、宋、明、清之變，既一脈相承，又節點清晰；影視劇中的“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還原到當時的政治現實中，如此嚴謹而合情，制度畢竟不是兒戲，更何況經歷了千年的考驗；並沒有常說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丞相地位，中國古代的相權制約王權，並沒有比今天英日等國的君主立憲落後多少，甚至一定意義上，漢唐以來中國古代社會就一直是君主立憲式的“自由民主”；“三宮六院七十二妃”的皇帝，其實吃辛吃苦很難當，每天公文數百件，常年加班批不完……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源自錢穆先生的演講合集
現實與歷史
拋開“最後的國學大師”“儒家最後一個聖人”等他人美譽，錢穆先生的自我體認就是一個史學家，其治學之嚴謹令人欽佩。《中國曆代政治得失》這樣的大標題，換作別人來講，容易籠統糊塗，讓人把握不了邊際，摸不清門路。但錢穆先生只拎出漢、唐、宋、明、清來講，這五個朝代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存續，則中國製度沿革的骨架一下就立起來了。
講制度，制度是條文，是枯燥的，所以難免要交代制度背後的人事。而一旦涉及到人事，就會因為其流變的複雜、多枝、歧義而陷入沒有結論的不明不白中。錢穆先生的治史功力恰在這最困難的地方體現出來：首先錢穆先生熟悉制度背後的人事，講制度的時候自覺澄清中國文化的人事混亂；其次錢先生對歷代政治制度的生態譜系胸有成竹，即制度在他的知識譜系中不是孤立的，制度與制度之間是如何相生相剋的、制度是如何產生和消亡的，錢穆作為史學大家，可說盡數消除了其中的疑點、難點；三是錢先生給聽者讀者鉤沉出制度的真相，這一點難能可貴，因為某些制度當時並未昭化天下，一到後世，則更少人知道，可以說錢先生帶領讀者去歷史中探險，發掘出的是時代的秘密，這可不是簡單地滿足今人的好奇，要知道單憑今人主觀的意見和懸空的推論，決不能體察到某項制度在當時實際的需要和真確的用意，這會導致“以今人論古人”的嚴重偏離後果。
說到底，《中國曆代政治得失》是非常有現實針對性的，因為反思歷史，我們的初衷總還是以史為鑑，尋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完美的制度。那麼是否丟掉過去的所有不完美，就能塵埃落定，呈現出今日世界的完美呢？錢穆先生可不這麼看：“任何一制度，決不會絕對有利而無弊，也不會絕對有弊而無利。所謂得失，即根據其實際利避而判定。而所謂利弊，則指其在當時所發生的實際影響而覺出。”
落實到具體展開層面，錢穆先生為所講的主題定下了非常清晰地範圍：首先講政府的組織，也就是政府職權的分配，細講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政府職權分配的演變，呈現其演變的大趨勢，讓今人體會其內在之根本意向；其次講考試和選舉，讓我們知道中國曆來政治上規定著哪種人才可參加政府，也就是朝廷的政權，究竟是通過什麼程序，交付與哪些人來經營的；第三講政府的賦稅制度，因為賦稅制度才是平天下的根本，尤其注重講其中關於田賦的一項；最後講軍事與兵役制度，因為這是任何一政府政權的根本保障。在以上範疇之類，逐代陳述解析，使所論不偏離主題，不流於空泛。
臺北陽明山麓、外雙溪畔，“素書樓”見證一代國學大師錢穆的晚年生活點滴。
得失與批判
既然講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就不僅講其中的“成”與“住”，還要講其中的“壞”與“空”，以錢穆先生的治學修為，使之不失於偏頗，不崩於武斷。
就歷代政治制度所造成的歷史興衰而言，必須知道在此制度實施時期，社會各方意見之反映。這些意見，才是評判該項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憑據與真意見。錢穆先生將之稱為歷史意見，對之尤其珍視。因為只有歷史意見才能真實反映制度實施當時人們的切身感受。相比之下，等到時過境遷，年代久遠，該項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後代人單憑後代人自己所處的環境和需要來批評歷史上已往的各項制度，那隻能說是一種時代意見。
時代意見並非是全不合真理，但錢穆先生提醒我們不該單憑時代意見來抹殺已往的歷史意見。因為時代意見之往往不靠譜，在於立場不在當時，批註的前提、判定的範圍不如歷史意見準確而客觀，也就是批判性不如歷史意見科學。
錢穆先生舉例，比如我們現代人所處的時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時代，我們不能再要有一個皇帝，這毋庸贅言。但我們也不該單憑我們當前的時代意見來一筆抹殺歷史，認為從有歷史以來，便不該有一個皇帝，皇帝總是要不得，一切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個皇帝，便是壞政治。這就好像一個成年人，長大了不再睡搖籃，就過河拆橋地認為睡搖籃是要不得的事，應該全盤廢棄搖籃。
錢穆先生所珍視的歷史意見，直接來自於歷代名臣奏議之類第一手材料。為什麼需要重視這些材料，因為那些人在歷史上，在他當時所以被稱為重丞名相，他們那些奏議之所以得以流傳下來，並被此後較長時期所保留而可以查閱，正是因為他們的話，就是當時典型的時代意見。
只有在當時成為時代意見的，所以到後來，才能成為歷史意見。這是批註歷代政治得失需要考慮進去的“天時”因素。此外，錢穆先生還強調，我們討論一項制度，固然應該重視其時代性，同時又該重視其地域性，也就是“地利”因素。推擴而言，我們該重視其國別性。在這一國家，這一地區，該項制度獲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國家與另一地區，則未必盡然。正因制度是一種隨時地而適應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準，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無弊。
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殊實現途徑是“文以載道”，在政治層面，作為“天子”的皇帝，施行當朝的統治，即是在“替天行道”，而其支柱性的手段，就是“文治”。在“文治”這個龐大且延續千年的系統中，無數文人前赴後繼，鞠躬精粹，及至王朝政治土崩瓦解，也仍湧現出如錢穆先生這樣的“國家文心”，時時提醒我們不要丟棄自己的“文治”之根，認為外國的一切都是好，中國的一切都要不得。錢穆先生一言以蔽之，認為那些浮躁的說法只能算意氣，還說不上意見，又哪能真切認識到自己以往歷代制度之真實意義與真實效用呢？
（原創自志道教育所屬雜誌《新教育家》張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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