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明靜 許洋 敢旭玫 鄭悅萍 王燕
本文作者吳明靜與胡思得先生（左）合影
一次，我陪同電視臺採訪胡思得院士，他曾經與兩彈元勳鄧稼先親密合作多年。
採訪很流暢，胡院士回憶了與鄧稼先在一起工作、學習的許多往事，他深情地講述鄧稼先怎麼帶著他念英文書、下館子吃大餐、看京戲，談話一直十分輕鬆愉快，直到記者問他要一張與鄧稼先的合影。
胡院士沉默了，他收斂了笑容，遺憾地吶吶道：沒有，我沒有與老鄧單獨合過影。
在幾十年的時間裡，與自己敬重的老師、兄長一起親密無間地學習、工作、開會、出差，居然沒有留下一張兩人的合影，即便是在核武器研製部門這樣的保密單位，也是十分難以想象的事情。
但是，我理解。
不僅是因為他從事的是高度涉密的工作，更因為某種習慣。
但凡會議照相，他總是站在後排，哪怕後來當上了核武器研製工作的領導者，每逢一些重要場合，比如中央領導來視察，他往往溜到旁邊去，把中間的醒目位置讓給其他年高德劭的科學家，以至於有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照片，笑容滿面的他只露出半張臉。
這種低調的謙遜不是某一個人的特質，好像是核武器研製集體的“通識”，鑄國防基石，做民族脊樑，堅定地夯實在沉默而隱秘的暗處，此所謂基石的擔當。
大國重器的鑄造歷程中有許多五味雜陳的故事，但是五色五音的歷史印記，一向稀缺。
還有一位數學家，在長達七十年的研究時間裡，影像資料稀少得令人納罕，好不容易發現有一段會議新聞，調出來一看，卻令人哭笑不得：當鏡頭搖到他這邊時，他一直低頭記筆記，如果不是熟悉這位數學家，很難認出那就是他。
即便是鄧稼先，在他辭世之前，中央決定要公開解密，也困窘於音視頻資料太少。
僅存的那些照片、視頻，從某種角度來說，真是充滿了偏見啊。
比如說，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製作了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試驗的電影，這份珍貴的資料，在留存潔白的蘑菇雲騰空而起的同時，也留存下“文革”時期的政治風氣，鏡頭對準的是中央領導、解放軍指戰員，以及少許的技術工人，大批為氫彈突破作出重要貢獻的科技專家卻被“隱身”了。
當然，我們理解，這種隱身並非故意出自於對科技工作者的歧視，更多的是侷限於保密的嚴格要求。
當年沒有留下照片和音像資料，這個缺憾如何彌補？辦法是有的，雖然笨一些。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50週年，參與過“兩彈”研製的老一輩科學工作者決定繪製一幅巨型油畫，重現彭桓武、鄧稼先、周光召等大家集智攻關的場景。
大科學家們年輕時的照片很容易找到，老年時的照片也很容易找到，唯獨中年時期參加核武器研究的沒有。
解決辦法是拿已有的照片做底版，再啟動一大批老同志、親歷者來回憶，畫家一點點地繪製，老同志一次次提意見，然後再一遍遍地修改，前前後後花了好幾年時間，終於繪製出一幅科學家群像。
這張油畫很成功，但凡看過的人，不用題注，都能辨識出畫的是誰。
但據一位老同志說，最終繪製出來的科學家畫像，和歷史上的真實多少有些偏差——不是這些親歷者與畫家溝通得不夠，是觀眾習慣於大科學家們老年後參加社會活動的形象，為了求得更被認可的“真像”，畫像也要作相應的調整。
如此說來，到底什麼是真實？
人們的情感需要寄託，印在腦海中的記憶是真實的嗎？
人們認可的但有所妥協的真實還是真實嗎？
攝影攝像，一眼看去，明白清晰，可是經驗卻告訴我們，用好角度、光圈、濾鏡，相同的景物就能呈現出不同的意境。
在歷史資料的蒐集與研究中，我們也經常於一些平淡無奇的照片下挖掘出令人猝不及防的感動。
有一張黑白照片，夜幕下，一個個窗口透出的燈光勾勒出隱約的四層辦公樓的輪廓，這張照片單調得只有方塊形的燈光與隱約的樓座線條，沒有一個人，沒有一棵樹，也沒有一幅標語。
但是隻有親歷者才知道，五十多年前，在這幢普通的辦公樓裡，聚集著一群白手起家突破氫彈原理的科研工作者，照片裡的燈光曾照耀過於敏、周光召、黃祖洽率隊攻關的身影，當年的科研人員夜以繼日地加班，以至於每天晚上勸大家回家休息竟成了支部書記的一項重要任務。
長時間艱難卻枯燥乏味的研究工作卻沒能留下有衝擊力的畫面，這張照片及其背後的故事缺乏影視劇創作需要的傳奇，只有親歷者，每每看到這張“燈火輝煌”，才會血脈僨張，總會迅速沉浸到那段慷慨激昂的往事中。
還有些遲遲無法題注的照片。
有這麼一張合影，鄧稼先、于敏、陳能寬等核武器事業領導者笑容滿面地站成一排，照片下粗略題注為“攝於某一次試驗成功之後”。
直到1999年，美國議員考克斯拋出一份報告，誣陷中國盜竊了美國的核技術，引發那些笑容的故事才被進一步披露出來——中國的中子彈早就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就試驗成功了。
或許，我們要感謝美國人，否則，核武器研製者的這一功勳可能還會被隱藏。
甚至還有不被作者認領的照片。
攝影師侯藝兵追溯過一張模糊的黑白照，是幾位年輕人的合影，某次重大試驗唯一存世有參試人員的珍貴影像，攝影者本人卻怎麼也想不起自己居然拍過這張照片了。
照片上的年輕人已經是耄耋老者，五位照片上的主角一起回憶講述當時的情形：在那次重要的試驗中，保密制度多麼嚴格，偷偷帶進一架相機，匆忙間留下合影，然後彼此定下“攻守同盟”，絕不能讓其他人知曉此事，於是，攝影者本人就把這段記憶給“刪除”了！
如果不是當事者共同的講述，這張照片的來歷真要成謎了。
科學研究是漫長而孤寂的過程。國防科研工作更是靜默無聲，樸素淡泊。
留存不多的照片，快門一聲“咔噠”，記錄的大多是抑制不住的笑容，定格的僅僅是愉悅的勝利的那一瞬，只有當你輕輕掀開時光的面紗，才會驚覺隱藏其後的那些故事，容納了多少的渴求、焦慮、激憤、堅韌。
畫面有多麼純粹，其後的故事就有多麼曲折。
回到開頭的那個故事。
在鄧稼先辭世三十週年紀念日前後，眾多的電視臺和報紙紛至沓來，不同的人們一次又一次向胡思得院士發出相同的追問：要一張他與鄧稼先的合影。
終於有一天，胡院士小心翼翼地翻出一張黑白照片給我看，那是一張靈堂的照片，國旗覆蓋住老鄧辛勞的軀體，胡院士垂頭凝視自己敬重的師長，彷彿捨不得做最後的告別。
這位年逾八十的老者眼中隱隱閃動著淚花：“這不能算是合影吧？可是我跟老鄧……也只有這麼一張照片。”
我又一次聽到，在黃鐘大呂的間隙，一些輕柔的碎語低低掠過，稍縱即逝。
（作者單位：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
《中國科學報》 (2018-07-09 第8版 印刻，原題《照片，那種無心的偏見——胡思得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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