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第395期封面
張作霖與張學良父子，很可能是最後一代評書主角了。他們置身的時代，信息相對閉塞，史事記錄不詳，尤其是張作霖早年經歷，確鑿可信的資料不多見。有謎團，才易於造假，易於神化。而謎團與神化，正是評書不可或缺的元素。傳說四下流佈，閒人添枝加葉，最終，在單田芳等人的闊嘴之下，從“土匪”到大帥，張作霖成為大東北莽莽荒原出產的一個傳奇。
如果當年資訊傳播能達到今天的水準，我們或可發現，張作霖的經歷與生活全然粗鄙無趣。即使他果真曾經落草為匪，也難有動人的波折和起伏的情節。東北土匪的真實境況，在蕭紅小說《生死場》裡有逼真的描摹，張惶，滯重，艱辛，缺乏方向感。而作為標準軍閥，張作霖主要依靠殺伐與恫嚇來分割政權，維持地盤，這不過是中央集權政治陷入衰落時最容易侵入社會肌體的一種病毒。
事實上，評書之易於傳揚，還在於它與部分大眾的價值觀高度契合。中國民間社會，缺乏普世情懷的土壤。對個體遭遇，如張作霖少年時代報殺父之仇的舉動，歷來不乏同情；如果復仇成功，看客還會代入感極強地拍手稱快。而對於那種動輒數萬人死傷的無意義戰爭，如張氏父子為搶奪勢力範圍而發動的第一次及第二次直奉戰爭，卻欠缺基本的人道悲憫，自動認同“成王敗寇”的低等級叢林法則。
因此，像張作霖這種無信仰、輕準則的梟雄，像張學良這樣胸無城府、衝動妄為的“少帥”，才會成為販夫走卒心目中的豪傑。有什麼樣的社會土壤，即有什麼樣的“英雄”，古今如此，中外皆然。
全文約15832字，細讀大約需要40分鐘
張作霖事略
張作霖年表
1875年 生於奉天（今遼寧）海城縣北小窪村。
1888年 父張有財遇害，隨母去外祖父家就食。
1894年 投清軍宋慶所部，後升任哨長。
1895年 回鄉當獸醫，與趙家廟村趙佔元次女結婚。
1900年 於趙家廟組織保衛團，後移至北鎮縣中安堡。
1902年 於新民受撫，先任馬隊幫帶（副營長），後升管帶（營長）。
1907年 升為奉天巡訪營前路統領。
1908年 追繳陶克陶胡叛匪。
1911年 武昌起義爆發，率兵入奉天省城彈壓局面。
1912年 任第27師中將師長。
1916年 驅段芝貴離奉，任奉天督軍兼省長。
1918年 任東三省巡閱使。
1921年 任蒙疆經略使，轄熱察綏三特區，進京組織梁士詒內閣。
1922年 第一次直奉戰爭失利，宣佈東三省獨立，自任保安總司令。
1924年 組“鎮威軍”與直系再戰取勝，推段祺 瑞為“中華民國臨時總執政”。
1926年 組“安國軍”，任總司令。
1927年 組安國軍政府，任陸海軍大元帥，成為北洋政府末代元首。
1928年6月4日 由北京返奉在皇姑屯遇害。
標準的投機分子
孫中山的兒子，與張學良並稱“民國四大公子”之一的孫科在《八十略述》中說：“從前聽說張作霖是土匪出身，以為他粗魯剽悍，及見面之後，方知他長得非常清秀，個子不高，不像土匪一類的人物。”足見，“土匪”之說，早在民國年間即已流傳甚廣。
但事實上，張作霖從沒當過土匪，倒是加入過正規軍。張學良晚年在自述中說，張作霖為父報仇誤殺他人後，曾在宋慶的毅軍短暫棲身。中日甲午戰事平息，毅軍回防關內，張作霖不捨鄉土，脫離軍隊返回老家遼寧新民，與張景惠、張作相、湯玉麟等共組保衛團。
當時的東北，天高皇帝遠，地曠人稀，政權的觸角難以覆蓋廣大鄉村。而且，連年的兵禍，如八國聯軍入侵等，進一步造成基層權力真空，盜匪橫行，民不聊生，底層民眾不得不起而武力自衛。保衛團由此應運而生。
張作霖的保衛團一直是公開活動的，負責維持地方治安，收取保護費。這在形式上接近黑社會，在功能上則與政府相去不遠，都是由民眾花錢購買相關服務。區別只在於，張作霖的服務未經任何授權，而是以武力強加的。所以，模糊地說張作霖“出身綠林”倒也不離譜。
而且，相比之下，張作霖保衛團的服務，可能還更優良一些，因為存在著事實上的市場競爭。比如在張作霖周邊，就有馮德麟部與杜立三部等武裝集團，與他操持相同業務。如果張作霖的保衛團打擊盜匪不力，或自己擾民，那麼作為被服務對象的民眾，就可能用破壞性手段威脅他的服務資格，如拖延納糧納錢，或當“帶路黨”給敵手通風報信等。說起來，這種消極選擇的存在，讓保衛團可能比一些政府用法律規定永遠由自己提供服務還顯得要文明三分。
眾多史料指出，張作霖經營的保衛團拒匪盜、防綁架，在當地口碑一流，有“保險隊”的美譽。
1903年後，八國聯軍事平，東北基層政權逐漸恢復功能，保衛團的市場空間受到嚴重擠壓，張作霖在兩位當地士紳的擔保下，接受新民知府增韞收編，加入巡防營序列，屬地方武裝，正式取得合法身份。
張作霖在巡防營任上的最大成就，是內蒙古剿匪。千里草原，匪幫行蹤飄忽，追剿難度相當大。傳說中，有一位江湖大俠，為報張作霖早年的深恩，打入匪幫臥底，欲助張破敵。但不久，他的身份被識破，死於非命。為向張作霖示威，匪徒將大俠屍體送還張營。張作霖在大俠小腿的潰爛深處，發現一幅地圖，其上標明瞭匪幫的老巢。由此，匪幫被張作霖一舉蕩平。
張作霖剿匪得力，升任統領（相當於團長），轄七營駐洮南地面。不久，武昌起義爆發，人心思亂，奉天（今瀋陽）不穩，當時的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急召駐遼源的另一位巡防營將領吳俊升入沈護駕。
奉軍高級將領，後曾任遼寧省主席的王鐵漢在回憶錄中說，其時，張作霖屬下的幾員部將正在瀋陽的講武堂進修，聞訊後，馬上給張作霖捎信，張星夜率兵奔沈。故事裡說，張作霖過遼源時，吳俊升尚未收到消息，殷勤出城迎送，然後注視張作霖率大兵過境，茫茫然不知其意欲何往，意欲何為。
是張作霖而不是吳俊升第一個到達奉天，趙爾巽初感意外，隨後大喜，因為張的態度極為堅決，誓死保衛總督，反對奉天“獨立”。
張學良後來在自述中說，他一直沒能理解當時駐瀋陽的新軍首領、革命黨人藍天蔚。武昌事起，藍天蔚要求趙爾巽宣佈奉天獨立，可是，張作霖在談判會場上用毛巾包住水杯冒充炸彈發出威脅，藍天蔚等新軍軍官馬上舉手表決，同意趙爾巽觀望與自保的主張。會議結束，藍天蔚迅速走掉。張學良大惑不解，“他怎麼就走了呢？”要知道，藍的新軍，武器一流，訓練一流，是瀋陽周邊最具實力的武裝團體。
會議當晚，趙爾巽與張作霖極為緊張，十分擔心藍天蔚會來攻城。張作霖與部屬已做好決一死戰的準備。可是，最後什麼也沒有發生。藍天蔚走了，而且是遠遠地走了，徑直離開了東北。
處於當時的紛亂局勢下，可以想見，藍天蔚的內心多麼糾結。如何堅持信念，同時又如何自保，種種思慮，會讓他難以決斷。但在張作霖這邊，事情卻很簡單。不論滿人還是漢人、皇帝還是總統、大清還是民國、民主還是專制，他缺少理念上的堅持，或者說，對此類政治概念，他也不懂。只要不影響他升官，不影響他手中的實力，一切均無可無不可。他沒有必執的信念，也就沒有內心交戰，因而，他的行動簡單、直接、有效。
張作霖赴奉天保護總督趙爾巽，就完全出於直覺判斷，是一種護主的本能。不管你是革命黨還是保皇黨，先在關內打吧，打出了結果，我再表態選邊不遲。誰是進步的，誰是反動的，我一概不管，最後的贏家，就是正確的。這就是張作霖的價值觀。
張作霖一賭成功，隨後通過趙爾巽與袁世凱搭上關係，就任第27師師長，搖身變為地方實力派。其後，東北又空降過幾位督軍，均遭張作霖以各種手法排擠。尤其最後一位段芝貴，本是袁世凱得力干將，卻也未能鬥過地頭蛇張作霖。
縱觀張作霖的崛起歷程，可以發現，他是個標準的投機分子。底層的慘痛經歷，讓他不想放過任何拔出泥潭的機會。混亂的時代，也為他提供了合適的舞臺。他當然是由時勢所造，但從他組織保衛團起，到入奉天對抗辛亥，再到擺平黑吉兩省軍閥成為事實上的“東北王”，整個發跡過程，難覓英雄色彩。
遭遇挑戰
沒有資料可以證明張作霖具備傑出的軍事指揮才能。作為東三省最高長官，他對奉軍大兵團作戰一向不予干涉，任由前敵指揮官發揮。據奉軍高級將領、曾任第29軍軍長的戢翼翹稱，有時，張作霖也會問：“打到什麼地方了？”聽取報告後，他一般會說：“直前打！直前打！”之外，再沒有多餘指示。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奉軍慘敗，張作霖藉機大力整軍，起用郭松齡等年輕將領，令奉軍面貌一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直系將領馮玉祥通過一位美國牧師暗中收受張學良50萬銀元，宣佈倒戈，發動“北京事變”，迫吳佩孚敗走山海關，奉軍大勝。
事後分割地盤，張作霖的部將李景林佔天津，楊宇霆佔江蘇，姜登選佔安徽，只有大功臣郭松齡一無所獲。張學良建議郭松齡出掌直隸，但張作霖堅決不允。後楊宇霆在江蘇被孫傳芳擊敗，從澡堂內身著短褲逃跑，竄回瀋陽，居然照當總參議不誤。結果，釀成了郭松齡的倒戈反奉之變。
郭松齡所部第三方面軍，是奉系精華，名義上的軍團長為張學良，但一直由郭松齡統領。因此，由河北灤縣發兵出山海關，佔錦州，郭軍一路勢如破竹，直逼瀋陽。張作霖大帥府四門洞開，院內汽車晝夜不熄火，隨時準備開溜。
在這種情況下，郭松齡最終失敗有其自身原因。起事之初，他對馮玉祥的國民軍有依仗，對天津李景林的相助有期待，對瀋陽城內由其門生組成的學生教導隊也有寄望，但是，這一切都是他的一廂情願，他只在心中暗暗盤算，卻沒有紮紮實實地實施動員。
更重要的是，他發動兵變的口號是“清君側”，要求除掉楊宇霆，張作霖退休，由張學良主事。可隨著戰事深入，郭軍部將發現，“擁戴張學良”是假的，因為張學良正在巨流河對岸和他們對打。從將官到士兵，開始心生異志。他們本是張家的兵將，憑什麼聽你郭某的指揮去打張家呢？於是，郭軍成建制逃回張家陣營，郭松齡心理崩潰，丟下隊伍，帶少量親隨出逃，半路被吳俊升的小股馬隊俘獲，旋即遭槍決。
值得一提的是，隨郭松齡一起逃走的，還有軍中幕僚林長民，半路不幸中流彈身亡，他就是後來名滿天下的林徽因的父親。
郭松齡聲稱擁戴張學良，實際有自己的主張，他要求停止內戰，休養生息，全力對外，抗拒日俄。這一主張，深得關內外民眾的歡迎與擁護。《京報》社長邵飄萍曾為郭松齡大力鼓與呼，他認為，北洋時代，政客與軍頭大多骯髒齷齪，有一個郭松齡，可以讓人相信，這個民族最乾淨的血液，依然在一些人的脈管中流淌，理想主義的光芒，像地火一樣，給人們以微弱的希望。
實際上，張作霖遭遇的更為強勁的挑戰，來自王永江，他一無槍，二無炮，靠的是經濟能力和領導才幹。
1917年，王永江獲張作霖青睞，出任財政廳長，首先推出奉天元，以白銀實際儲備為基準，嚴格控制發行量，一舉穩定幣值，幾乎與日元比肩，東三省全流通，成為硬通貨。其次整頓稅務腐敗，實際稅收比預算額翻倍，迅速還清所有內債外債。張作霖大喜過望，升王永江為省長。
王永江的夢想與郭松齡相似，視經濟與民生為第一要務，認為奉軍存在的意義，僅在保境安民，阻止關內混亂波及關外。因此，他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堅決反對張作霖對內地用兵。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期間，王永江以治療眼疾為名，告假赴大連。全東北人都知道，他在向張作霖宣戰。對此，張作霖也清楚。但張作霖更清楚的是，他離不開王永江，於是派出高級代表團與王談判。張作霖承諾，奉軍軍費保持目前水準不再增加；軍政分離，張作霖本人也不得干涉王永江的政務，尤其是，奉軍軍官不得再帶槍直接去省政府要錢。
此一役，王永江取得完勝，因此贏得了一段施展才華的時間。在他主持下，東三省大舉開設現代工廠，最為成功的是紡織廠，帶動遼南農民植棉致富，與日本企業展開強力競爭。同時，王永江制定吸引移民計劃，在港口和車站設立辦事處，來自山東、河北等地的流民，落地即付安家費，並提供土地，或提供工作，經營農場還免稅。這和美國早期移民政策極為神似。不數年，大量人口湧入東北，帶來充足的勞動力，也擴大的內需市場。
而王永江的痛苦在於，他的本意是改善民生，可事實上卻淪為了張作霖的幫兇。他做事越認真，罪惡感就越強烈。因為東北經濟實力大增，反而讓張作霖動了統治全國的念頭。這就是歷史的弔詭之處。
因此，1924年，張作霖不顧反對意見發動第二次直奉戰爭，王永江即已心灰意冷。等到郭松齡事敗，王永江馬上辭職。這一次是真的。張作霖輪番派出代表團，他均不為所動。王永江離職，首先動搖了商界與民眾對奉天元的信心；其次，再無顧忌的奉軍，開始大肆搜刮，導致東三省百業蕭條，稅收銳減，失業率大增。而這，正是張作霖最後敗出北京的深層原因。說到底，軍事實力背後，比拼的是財政，所謂小米加步槍，不過是遮蔽了關鍵信息的神話。
黑暗執政
郭松齡死後，張作霖問叛軍將領該如何處置。吳俊升說：全部殺掉。張作相則說：不能殺，大帥還要對他們賠不是。張作霖大怒：他們造反，還讓我賠不是？張作相說：他們造反，是因為我們沒帶好他們。
但事實上，張作霖並沒有從郭松齡倒戈事件中汲取教訓，對其反內戰的主張也全然無動於衷，他的目光依然在不住地向關內眺望。
1926年，奉系與老對手直系和解，聯手將馮玉祥的國民軍逐往綏遠，張作霖控制京津，任安國軍總司令。6月，又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俗稱“安國軍政府”，張作霖就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入住中南海，成為事實上的元首，達至人生頂點。
張作霖是北洋政府最後一位掌權者，潘復是最後一任總理。在他們執政期內，政治上毫無改進，經濟上也無任何建樹，因為對張作霖而言，成為“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本身，已是唯一的事業。但他們做下的兩件事，卻被深深刻在歷史恥辱柱上。第一件，殺著名報人邵飄萍和林白水，無情踐踏自由與法治；第二件，派兵闖入蘇俄使館，逮捕並殺害李大釗，徹底蔑視文明與規則。
奉張如此惡行，充分暴露出他尚未具備現代人的基本素質，對於法治與文明，缺乏起碼的理解與尊重，與黎元洪、徐世昌、馮國璋、段祺瑞等北洋人物尚有相當大的差距，其底色，與義和團的頑愚暴民更為接近。
實際上，近世以來，東北最不應忽視，卻常常被有意無意忽視。在張作霖之前，有滿人入關，以十餘萬兵力征服上億人。在張作霖之後，有林彪入關，最終促成中共建政。那麼，張作霖入關，又當如何評價呢？
歷史學家會承認，北洋政府為政效率不高。但在中國歷史上，只有北洋時期，實現了基本層面的民主，包括定期選舉、言論自由等。即使是曹錕，也要賄選當總統，而不敢靠槍桿子直接上位。就是說，至少他還承認，選他的那一票是值錢的。
張作霖入關後，未經票選，就與馮玉祥聯手推舉段祺瑞臨時執政，但這時，還有“臨時”兩個字遮羞。而輪到張作霖出任“大元帥”，則是完全靠強權霸佔治權了。至此，中華民國（北洋）陷入全面黑暗。從這個意義上說，張作霖對民國的傷害，比袁世凱稱帝更深。這也是來自東北的野蠻勢力，對這片國土艱難萌芽的新文明的又一次摧殘。
據外交家顧維鈞透露，張作霖以元首之尊，在就職之日循古代帝王及近世總統的舊例，到天壇祭天。正當張大元帥手捧金爵，向蒼天默默祝禱之時，不意失手，金爵墜地，爵扁酒流。聞者都認為，這是不祥之兆。
果然，整整一年後，國民黨北伐軍進逼京津，張作霖意欲撤回東北，在瀋陽近郊皇姑屯，被日本軍人炸死，時為1928年6月4日。
不賣國就值得褒揚
日本人為什麼要殺張作霖？最大的原因，是他已成為日本經略東北的障礙，導火索則是“滿蒙五路建築權”。日本人要求在東北及內蒙古修造5條鐵路，張作霖不答應。修鐵路本是好事，他為什麼拒絕？因為他很清楚，隨鐵路一起蔓延的，將是日本的治外法權。鐵路延伸到哪裡，日本軍隊就會以保護的名義跟到哪裡。如果再給他們5條鐵路，東北就將被完全肢解。
有一則軼事頗能體現張作霖的性情。一次，張作霖應邀出席酒會，席間一位日本名流要張作霖題字。張寫了一個神威勇猛的“虎”字，贏得滿堂喝彩，之後署名“張作霖手黑”。秘書小聲提醒：“黑字下面少了個土。”張作霖兩眼一瞪，大聲罵道：“媽拉巴子，你懂個屁！誰不知道黑字下面加個土念墨？我這是寫給日本人的，不能帶土，這叫寸土不讓！”
京劇表演藝術家劉長瑜的父親，後曾任北京市長的周大文，1928年正在張作霖大元帥府工作，據他稱，在張作霖出關前，與日本人的衝突已經公開化。周大文記得，5月17日晚，張作霖與客人打麻將，日本公使芳澤謙吉來訪。客人要走，張作霖留住他們說：我與芳澤沒什麼可談的，不大工夫就能說完。可實際上，他們在內室一待就是3小時。客人等得不耐煩，支使一位懂日語的工作人員李宣威去偷聽，李只聽到張作霖一句話：“我這個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這件讓子子孫孫抬不起頭的事情。”
事後據大元帥府秘書長趙錫福透露，芳澤要求張作霖簽訂中日合資修建吉會鐵路的合同，並誘惑張作霖，說可以動用日本軍力，阻止北伐軍過黃河，保住奉系在京津的地盤。但張作霖不為所動，說寧願回關東老家。芳澤威脅說：恐怕未必能回得去吧。張作霖說：關外是我的家，願意回去就回去，誰也擋不住。
芳澤又提及濟南事件，說張作霖的部將張宗昌殺了幾十名日本僑民，張作霖要為此負責。張聞言大怒，由座位起身，把翡翠嘴旱菸袋一摔，聲色俱厲地說：此事一無報告，二無調查，叫我負責，他媽拉巴子的，豈有此理！之後，怒氣衝衝丟下芳澤離開了內室。
周大文說：“張作霖和芳澤既有了這麼一場嚴重的衝突，所以我們大家在臨行時都有一種惴惴不安的預感，唯恐在山海關出事。我在出發時私自備妥一個裹傷包，還有兩盒餅乾，以防萬一。”
張作霖返奉，乘坐的是慈禧太后當年的藍鋼列車。車過山海關，未遇任何麻煩，到了皇姑屯，瀋陽已遙遙在望，周大文及車上眾人懸著的心終於放下了，卻沒料到，爆炸沖天而起。
王鐵漢這樣評價張作霖：“處於日俄兩敵國交迫之中，未曾訂過喪權辱國條約。在國家混亂的政局中，創出二分天下有其半的局面。”按王鐵漢的表述來理解，在民國那個糟糕的年月裡，你不賣國，就已經值得褒揚了。
北大教授梁和均在回憶錄中說：“張作霖對日本既親仇不一，日本對張作霖亦怒悅並交。張對日本，不乏友誼，但想讓他出賣國家，如日韓合併一樣，他是絕不能忍受的。滿蒙分離運動之失敗亦在此。”
北洋著名政客梁士詒則說：“張雖一介武夫，而十餘年撐持東北，苦心孤詣，功績實不容沒，張死，東北之局壞矣。”
張學良事略
張學良年表
1901年 生於奉天省臺安縣桑樹林子鄉。
1916年 與于鳳至結婚。
1924年 第二次直奉戰爭任第三軍軍長，擊敗直軍主力。
1928年6月 任奉天軍務督辦；12月29日，宣佈東北及熱河易幟，與南京政府統一。
1930年 武裝調停中原大戰，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
1931年9月18日 日軍進攻瀋陽，令東北軍不抵抗，東北淪陷。
1935年12月12日 發動西安事變；25日，送蔣介石歸南京；30日，被判刑10年。
1936年 獲特赦，開始幽禁生涯。
1940年 于鳳至去美國就醫定居，趙一荻自香港赴臺陪伴。
1959年 解除“管束”，行動仍受保衛人員監視。
1964年 與趙一荻正式舉行婚禮。
1975年 蔣介石逝世，書輓聯：“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讎。”
1979年 攜夫人出席蔣經國中秋賞月晚會，首次公開露面。
1990年 臺各界人士慶祝90壽辰，獲完全自由。
1991年 攜夫人赴美國探親訪友。
1994年 獲美國移民局核發“綠卡”。
2001年10月15日 在夏威夷逝世，享年101歲。
殺人立威
張作霖離世，奉軍眾多將領推舉張作相承繼大位。但張作相稱，如果老帥壽終正寢，他肯定同意接位；但現在，老帥死得這麼慘，他怎麼能忍心呢？因此，他力推張學良接班。
這裡實際存在一個問題，為什麼張作霖橫死，就一定要張學良接班呢？按正常邏輯，正因為張作霖死得突然，局勢紛亂，才更需要張作相這種老臣出來彈鎮局面。形勢危急，反要推出黃嘴小子來主事，這是什麼道理？可是，老將張作相，就這樣利用眾人的惻隱之心，把張學良扶上了帥位。
據張學良講，在張作霖面前，老夥計張作相一向十成忠誠敬服。一把年紀了，張作霖依然會像罵孩子一樣罵他，他就乖乖站著聽，毫無怨意，從無叛意，一生如此。
張學良90歲上在自述中還說，父親並沒有提拔他，而是張作相在一路提拔，由營長而團長，由旅長而師長——他這樣說，好像張作相根本不認識張作霖似的。
對此，自述主撰者唐德剛並沒有嘲笑張學良，反對他表示深切的理解。唐認為，張學良生為“東北王子”，“上無其心難測的上司，中缺爭權奪位的同僚，下面多的是忠心耿耿的死士部屬；日常行政處事，一切為國、為民、為公、為系，也就是為著自己。他沒有搞勾心鬥角之必要，因此他也就沒有做小政客的歷史磨鍊了。”由是，唐德剛盛讚張學良一直保持“赤子之心”，到90高齡，仍未褪色。
唐先生好口德，說“赤子之心”，那麼，張學良的敵人，是不是可以順勢將其理解為“傻缺”？和平時期，你有赤子之心，當個吃喝玩樂不害人的富二代，當然不錯。可是，你接手的是一座擺滿火藥桶的活火山，你“赤子之心”，怎麼可能應付這樣的危局？
張學良二十出頭時，軍校沒畢業，就當上了團長，但不管具體事務。隊伍操練，他偶爾會站在場邊看熱鬧。團裡有位營長，給張作霖當過號兵，當年常抱還是嬰兒的張學良。他有時會低聲對張學良說：“團長，回家玩去好不好？你不走，我們都沒法走啊。”
郭松齡是張學良的軍校老師，後來兩人一起升任旅長。張學良整天忙於玩樂，不常在軍中露面，於是兩個旅都由郭松齡管理。郭每發佈一道命令，都是一式兩份，同時給郭張二旅，下面署名張學良和郭松齡，然後只要郭一人蓋章即可生效。
張學良的這副德性，在奉軍中不是秘密，因此，張作霖留下的若干重臣，打心眼裡瞧不上他，也就毫不奇怪了。其中，總參議楊宇霆與黑龍江省長常蔭槐表現得最為明顯。
戢翼翹說，張作霖一直重用楊宇霆，因為楊的政治外交手腕很高明。楊曾留學日本，有許多方面的日本人給他提供情報，所以他能抓住日本人的要害。“九一八”之後，日本軍人在張作霖遺留的檔案中發現，日本多位要人從楊宇霆手中拿錢。張作霖對楊完全信任，政治方面與各省聯絡，外交方面與日本交涉，財政方面大筆支出，楊都可自行決定。很多事，張作霖並不知道。辦好了，皆大歡喜；辦不好，有人攻擊，張作霖還會替楊頂包：“這是我做主的。”
作為楊宇霆的親信，戢翼翹說，楊對張家忠心耿耿，絕無篡位野心，因此，張學良殺楊，是公報私仇，因為當初郭松齡兵敗，是楊宇霆建議直接槍決的。當然，戢也承認，張學良主政後，楊還按老一套辦法做事，也是自取死道。比如，常蔭槐在黑龍江擴充山林警備隊，從日本購買兩萬支步槍，事前竟然沒有告知張學良。張召楊詢問，楊大咧咧地說：不錯，是我答應買的。他可能誤以為依然是張作霖時代呢，他還可以事事做主。
王鐵漢則強調，張學良極不喜楊宇霆的個性，對此張作霖也心知肚明，當年曾煞費苦心拉近他們之間的關係，如讓楊出任四方面軍軍團長，輔佐張學良主持軍務，以期他們合作無間，可惜最終無果。
王鐵漢說，楊宇霆傲慢，常蔭槐跋扈，把張學良視為闇弱的紈絝，極度蔑視，以致言語態度，毫無顧忌。在對南京與對日本關係問題上，張學良和楊宇霆分歧嚴重，他們曾有過一段對話，楊說：你走你的中央路線，我走我的日本路線，兩寶總有一寶押中，不是很好嗎？張學良則問：如果是你的一寶押中了呢？楊宇霆頓時瞠目不知所答。
今天去瀋陽參觀大帥府，導遊會重點告訴你，張學良是在大青樓的哪個位置，亂槍打死了楊宇霆和常蔭槐。古有康熙擒鰲拜，東有少主滅姑夫，都是世襲政治必然要發生的血腥插曲。新主有權無能，無力擺平日常事務，只好對“攝政”一忍再忍，實在忍無可忍，就發怒，利用權力殺人。可以說，張學良殺楊宇霆，與日後西安事變抓蔣介石，是同一邏輯藤條上結出的不同苦瓜。
尋找父親替代者
殺人立威不難，但應對複雜局面，張學良就顯得吃力了。尤其是日本人，對東北窺視日久，步步緊逼。張學良應該自知，他沒有辦法掌握父親的那種平衡術。因此，在內心深處，他一定有恐懼，這樣，渴望一位父親的替代者，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放眼望去，蔣介石或許可以依靠。因此，在東北易幟這件事上，民族大義之外，或許還可以解讀出張學良的一個心理秘密，是他自己都未必意識到的：他在尋找一位可以替他做主的父親。
當然，南京方面為易幟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蔣介石的心腹吳鐵城，曾長住瀋陽，與張學良深入交流，並大筆花錢，與張的部下廣交朋友。而且，顧維鈞還曾向唐德剛透露，蔣對張，曾暗許數百萬之巨，先付半數，餘款等亂平再付。
但無論如何，東北易幟，實現國家統一，是張學良人生最大亮點。這一點，也讓他的歷史地位超越了張作霖。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通電擁蔣，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這時，胡適給他寫信潑冷水，警告他不可不把一些根本問題細細籌慮，“凡執事不敬，未有不敗亡的”。
胡適所料不差，3年後，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東北轉瞬陷於日軍之手。張學良晚年一再聲明，“九一八”發生時，南京中央政府及蔣介石並沒有命令他不抵抗，“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指令，是他自己發出的。他心裡打的算盤是，以往中日發生衝突，最後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完全沒有料到，這一回日本軍人居然來真的，直接佔領了東北全境。
日本人敢於下手，可能也是覺得弱主可欺。事實上，“九一八”事變並非得到日本政府的指示，而是關東軍少壯派軍人擅自發動的，是“以下克上”的試探性舉動。他們也沒有想到，張學良會像綿羊一樣全無抵抗。得手後，政府在驚喜之下，才追認這些膽大妄為的軍官們行動合法。
瀋陽失守，東北軍主力集中於錦州，全國上下及中央政府強烈要求堅守錦州，與日軍決戰。但張學良表面信誓旦旦，實際還是一槍未放即放棄錦州，然後給南京方面發電稱，激戰十餘日，損失過重，不得不撤出戰鬥。
當時，張學良拒戰的另一個原因是，蔣介石在1931年12月15日下野。張易幟，首先是出於對蔣的信任，現在蔣下臺，他感覺自己像是遭到拋棄的孤兒。而且，張學良得知，孫科就任行政院長後，與日本犬養毅內閣秘密接觸，有一項驚人的動議，由國民黨元老居正出任東北政務委員會主席，促成日本分階段撤軍，同時查辦張學良，整理東北各省行政。這樣，實際上就變成了搶奪地盤，把張學良當犧牲品。儘管此密約最後未獲日本同意，但張學良還是被嚇壞了。
誰都清楚，論武器裝備，論兵將士氣，東北軍遠不是日本關東軍的對手。死守瀋陽或錦州的結果，只能是全軍覆沒。這是張學良不可接受的。與此相似，蔣介石從來沒有賣國居心，但他遲遲不肯對日全面開戰，也基於同樣的理由，實力不如人，一旦動手，就必須做好全面犧牲的準備。因此，張學良強調，寧為玉碎，不願瓦碎。意思是說，全國全面抗戰，大家一起赴難，這沒問題，東北軍還會責無旁貸充當先鋒；但現在，中央並沒有全面抗戰的決心和計劃，只讓東北軍單獨犧牲，他不接受。
這裡有個小插曲，“九一八”後，關東軍司令本莊繁特意把張學良家的金銀財寶古玩字畫等等，裝了滿滿3列火車，給送到北京來了。日本人講究，張學良卻非常生氣：這不是侮辱我嘛，要還，把東北還我，還這點東西算什麼？拉回去！辦事人為難，張學良就怒了，說：你們不拉回去，我馬上一把火給燒了！辦事人這才同意拉走，但東西並沒有送回瀋陽，最後不知所終。據分析，可能是被辦事人私分了。
這個小故事，或可進一步證明唐德剛先生所言的“赤子之心”。
“九一八”發生時，胡適對張學良還沒有完全失望，說“少年的得志幾乎完全毀了他的身體和精神，壯年的慘痛奇辱也許可以完全再造一個新的生命”。胡適勸張學良出國學習，看看西方領袖是如何管理現代國家的，但張學良沒有同意。
兩年後，日軍西進，不到10天時間即攻陷熱河。因為熱河人民痛恨省主席湯玉麟暴虐，竟然熱茶熱飯迎接日軍。此前，胡適多次勸張學良，應把湯玉麟免職，可張學良只一味虛與委蛇，不肯付諸行動。胡適在日記中這樣痛責張學良：“國家大事在這種人手裡，哪得不亡國！”
胡適隨後在《獨立評論》上發表文章，給張學良擬出五大罪狀，其中有，庇護湯玉麟，任其殘害人民，斷送土地；有充分的時間，卻不做充分的準備保衛熱河；事情緊急，卻不親赴前線督師，事敗又不引咎自譴；生性多疑，手下無一人肯負責任。最絕的是，文章寫好，胡適還託人把原稿送給張學良看。至於張學良當時有何反應，史料未見記載。
西安事變動機為何
西安事變中的張學良，到底想幹什麼？是要抗日打回老家去？可1931年“九一八”時，有大把的機會和日本人血拼到底，他都放棄了，為什麼到1935年，卻突然幹勁十足了呢？或者，他受騙了嗎？可直到90歲，他依然在自述中稱，一生最佩服的人，就是周恩來。
關於西安事變，大陸研究者眾多。“西安事變促成了全面抗戰”這種流行的斷語並不準確，因為史料已證明，南京中央政府早已制定了全面抗戰計劃，只是一時沒有下定決心而已。
張學良也會同意，地位不同，決策選擇就不同。“九一八”時，他是東北主政者，清楚全局形勢，瞭解艱難程度，因此才決定不予抵抗。而率部退居西北後，他不再負全局責任，就可以像當年批評他的人一樣，整天把“抗日”掛在嘴邊對蔣介石施壓了。而蔣則對全局有清醒認識，瞭解中日武力差距之懸殊，明白國內分裂之現狀，知道一旦全面開戰，這片土地和這個民族將付出何等慘痛的代價。他不能不慎。事實也證明，蔣介石一點都不是悲觀，抗戰的進程，比蔣介石設想的更為艱苦卓絕。
90年的歲月，肯定讓張學良大徹大悟了，因此，在自述中，論及發動西安事變的動機，他給出的答案几乎像個玩笑。他對唐德剛說，他的弱點是一輩子沒有上司。唐問：老帥不是嗎？張答：他是父親，父親與上司畢竟不同。唐又問：蔣介石呢？張笑了：所以，他對我發脾氣，我就把他抓起來呀。
難道說，這就是他發動西安事變的基本動機？
張學良在自述中交代，抓蔣前夕，部下於學忠問：“抓容易，可是將來怎麼放呢？”張學良答：“現在不能考慮到那許多，先抓起來再說。”也就是說，沒有計劃，沒有主張，只要先把這個敢對他“發脾氣”的所謂上司弄啞火就好。抓蔣，牽起了多麼大的風波，日本方面，中共方面，南京方面，甚至包括斯大林和第三國際，多少人在思謀，在奔走，在徹夜研判，半個世界像一部大機器在高速運轉，可圍繞的核心，居然是張學良的“不高興”。
張學良描繪他與蔣介石爭吵的場景很傳神：“我跟蔣先生痛陳吶，蔣先生也罵我，罵得很厲害的！他一句話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為學生運動時候，他說用機關槍打，我說機關槍不去打日本人，怎麼能打學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這句話把我激怒了。”
也許，張學良之怒，還因為他失望地發現，原來，蔣介石並不是可以替代父親的那個人。因此，他自述中的“發脾氣”說顯得較為可信，而其他各種陰謀論，包括說張學良是中共秘密黨員等，都是倒果推因，追求一種“歷史合理主義”，即試圖把歷史進程編織成一條環環相扣的因果鏈，卻無法接受偶然因素對歷史的影響和塑造。
張學良的“發脾氣”，也與他的“赤子之心”一脈相承，這樣，才可以解釋他何以突然決定隨蔣介石回南京。發動事變的動機單純，自願回南京才符合他自己的邏輯。如果說發動事變證明了他的輕率與妄動，那麼，他也不可能一夜之間就變得不再輕率不再妄動。
當然，張學良再老頑童，也會知道，如此重大歷史事件，背後潛藏的動機如此簡單，沒有人會相信的。因此，他補充道，他與蔣的矛盾，就在於4個字兩個詞的先後順序，蔣堅持“安內攘外”，而他主張“攘外安內”。
1949年後大陸的流行話語，對張學良及西安事變評價甚高。這是自然的。因此，張學良早就明白自己錯在了哪裡，也知道自己給族群帶來過何等的災難，他無顏見江東父老，這才是他獲得自由後一直不肯返回大陸的根本原因。
西安事變發生時張學良36歲，他在自述中說，他的一生，在這一年就已經結束了。
張學良看張作霖
張作霖識人
張學良對父親張作霖最重要的評價，是說他“有雄才”。其中的關鍵點，指張作霖識人，肚量大，善於收服人心。這是歷盡艱難從社會底層爬上高位者必備的品質，劉邦、朱元璋、袁世凱，都是這條傳統之鏈上的發光點。
正牌軍人出身的吳俊升曾蔑視張作霖，兩人數次堪堪兵戎相見，但最後還是吳選擇臣服，乖乖躲到張老帥羽翼下，坐穩黑龍江督軍之位，就很知足了。吳俊升的人生終局，是陪張作霖在皇姑屯送命，說殉葬也不過分。
早年曾與張作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湯玉麟，一度不滿張作霖重用王永江，拉隊伍叛逃。後因在外鬱郁不得志，又蒙面遮羞復歸張營，張作霖對他照樣信任不疑。
馮德麟是張作霖崛起期的對手，屬水火難容的競爭關係。後馮參與張勳復辟，事敗入獄，張作霖為之緩頰，並四處奔走，為他運動官職，堪稱仁至義盡。馮德麟最忠心的部下張海鵬，曾時時處處與張作霖為難，後也被張委任為師長，用之不疑。
還有原黑龍江督軍朱慶瀾，是被張作霖設計硬生生拉下馬的，但因朱氏清廉有官聲，張委任他為哈爾濱特別區行政長官，人盡其才。
顧維鈞說：“雖然他（張作霖）沒有受過教育，統御部下，卻有他的一套。張宗昌是他的部下，看見他是磕頭的。張要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服從得很。老帥對於部下，曉得他們的脾氣。他自己不要錢，對部下手頭很寬。”
張作霖控制他人有手腕，管理張學良也有一套。像張學良這種二代子弟，吃喝玩樂慣了，讓他上進有追求，殊為不易，因為他根本沒有飢餓感。
王鐵漢說，張作霖設立東北講武堂，就是為了解決張學良的讀書問題。這不符合事實，因為在張學良出生前，講武堂就已經設立。但張學良在自述中承認，他進講武堂，是張作霖激將法的結果。
起初，張學良的想法是，先讀軍校，然後去日本留學，逃離父親的控制。可張作霖想都沒想就說：“你別去，去了也讀不下來，回頭給我丟臉。”意思是張學良做事沒長性，什麼都半途而廢，不如老老實實當花花公子省心。張學良當時就來勁了，非進軍校不可，而且還要考第一名。張學良晚年，依然對自己次次第一沾沾自喜。其實，當時他的同班學員，多為不通文墨的赳赳武夫，他想不考第一都很難。
據北洋政客曹汝霖稱，他曾與張作霖有深入交流，張最為推崇的人是袁世凱，認為只有袁的能力智力，足以統一中國，可惜誤於群小，忽起帝制運動，中道而殂。
對段祺瑞，張作霖則說：他雖有剛愎之性，但用人不疑，對人誠實，不用權術，故門生故舊人才眾多，無一不樂為之用。最可惜的一點是，過於信靠徐樹錚。張作霖認為，徐樹錚的才能勝過楊宇霆，但鋒芒太露，反而拖累了段祺瑞。張作霖看不起黎元洪：碌碌庸才，靠了一時運氣，做了副總統，還要亂出主意，以至府院不和。
曹汝霖為此感嘆，別看張作霖沒什麼高深的文化，但識人精準，一針見骨。
張作霖無“大略”
張學良說父親有雄才，是為了引出下半句“卻沒有大略”。雄才與大略，原本密不可分，張學良之所以要硬分，也是想把張作霖與蔣介石放到一起比較。張學良說：蔣介石正相反，有大略而無雄才，“如果這兩個人結合起來，就不一般了。”
張學良說蔣介石有大略，指的是對天下大勢有把握，有計劃，有主張，“什麼事都有安排”。但同時，蔣介石終其一生，也沒能擺平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這不能不說是他的痛腳處。
西安事變前，蔣介石只是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他的有效管轄區域，只有江蘇、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等。華北是閻錫山的禁臠，西南是桂系的天下，雲南還有對蔣日夜提防的龍雲，四川一直在內亂，西北只有馬步芳親近中央政府，而新疆的盛世才，幾乎已經變成了蘇聯的附庸。蔣介石不是不想全面抗戰，但他手裡只有中央軍，其他人，誰會全力幫他？這時，有大略而無雄才，照樣寸步難行。
西安事變適時發生。如果說，事變前，各地軍閥及準軍閥還沉溺於爭奪私利的渾渾噩噩之態，那麼蔣介石陷入險境，則讓他們猛然警醒了一下，開始認真思考自己的命運與民族的命運到底有何關係。蔣氏悲情，換來了大面積支持。老一輩軍閥吳佩孚都說：“這些電報，就相當於選票。”蔣介石政權的合法性由此得到加強，再組織抗戰，阻力不是沒有了，但會變得小很多。
因此，西安事變後，蔣介石才有底氣義無反顧地組織全面抗戰。淞滬一役，黃埔子弟兵損失過半。
這是事變帶來的意外彌補效果，但不能歸功於張學良，因為這是他完全無法逆料的，儘管他晚年不無得意地說：“好像燈泡，暫時把它關一下，我給它擦一擦，再把它打開，讓它更亮。實際上我這樣做，他不是更亮了？”
張作霖也曾試圖讓自己“大略”起來，還破天荒地提出過政治主張：四民主義。就是在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之外，再加一種主義：民德主義。軍閥混戰，陰謀與叛變叢生，令各系首腦防不勝防，張作霖對此痛心疾首，遂有此強調道德的“主義”誕生。可是，張作霖自己又是怎麼做的呢？他曾自稱“中山老友”，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後，盛情約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全國大局。可孫中山剛抵天津，張作霖就中途變卦，改推段祺瑞臨時執政了。
陸海軍大元帥地位相當於總統，而在張作霖的心目中，可能比總統還要高一個檔次，因為未經選舉，更像皇帝。張作霖曾對張學良說：“你將來要做李世民。”張學良當即反駁：“時代不同了，你不是李淵，我也做不了李世民。”——這一家一姓的觀念，到底還在張作霖心底頑固地殘存著，想讓他有大略，為難了。
與馮玉祥相比，張作霖是真沒有大略，沒有主義。而且，他知道自己沒有，也不假裝有。馮玉祥則總是手攥大把的主義，什麼時髦追什麼，一會兒信三民主義，一會兒信蘇俄道路。
戢翼翹評價稱，張作霖聰明機智樣樣不缺，但實在是沒有文化，連哪個省在哪個位置都不知道。由此，平心而論，張作霖並不具備統治全國的能力。讓他做虛位皇帝，尚可勉強應付，而當實權的總統，那可就是民國與國民的噩夢了。
父子骨肉情
張學良在晚年自述中抱怨，張作霖愛吃的東西都很怪，比如蠶蛹，比如臭鴨蛋。而且，他還喜歡給人夾菜，他自己中意什麼，就以為別人也會中意，他給你夾到碗裡，你不吃，怎麼好意思？
更讓張學良為難的是，張作霖經常給他下達一些無法完成的任務。二次直奉戰爭時，來自黑龍江的一個師軍紀敗壞，在熱河地方搶了一座喇嘛廟。張作霖給張學良下的命令是：把這一師人通通槍斃！一個師上萬人一起槍斃？那需要幾天幾夜才能完成？張學良實在犯難，只好自作主張，召集全體軍官，追查搶劫的正主。沒想到，軍官集中時，與張學良的衛隊發生意外交火，結果全體軍官都被打死。這就是著名的“南口軍紀案”。
當年，郭松齡反奉，公開擁戴張學良，包括張作霖在內，很多人不免懷疑，是張學良背後指使。因為人人都知道，郭張關係好。張作霖曾罵張學良：“你除了老婆不跟郭松齡一起睡之外，吃一個水果，都要給他留一塊。”
因此，張學良為洗脫嫌疑，親自乘船去秦皇島，想見郭松齡，但是郭不見他。在返航途中，張學良接到張作霖署名的明傳電報，稱他為“張漢卿先生閣下”，說軍隊公推你為東三省總司令、奉天省長，你趕緊回來接事吧。張學良說，當時要不是部下死抱著，他就跳海自殺了。
這也就是張作霖對兒子最狠的責備了，張學良嚇得數日不敢見父親，轉身帶兵佈陣，全心全意與郭松齡部開戰。
據張學良回憶，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奉軍全線潰敗，只剩張學良的第三方面軍全身而退，返回了山海關。但是戰場紛亂，張作霖遠在軍糧城，不知張學良的消息。這時有人傳話，說張學良從馬上摔下來了，生死不明。
張作霖手下有一箇中校參謀，會算卦，人稱“半仙”。此時的張作霖什麼也顧不上了，衝到中校參謀跟前，撲通一聲跪倒在地，咣咣咣磕頭，求他馬上給算算，張學良到底怎麼樣了。那個中校嚇得尿都快出來了，一個翻身，四腳著地，趕緊跟老帥相對磕頭。雄才情急，亦有非常之舉，張作霖這一跪，瞬時在奉軍傳為骨肉佳話，從兵到官，足足感動了小半年。
參考書目：《張學良口述歷史》、《民國軍閥》、《張作霖和王永江》、《北洋梟雄張作霖》、《亂世存亡》、《張作霖傳》、《張學良傳》、《少帥張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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