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公務員在錄用、晉升上大多運用了考試這一方式，而關於官員子弟“蘿蔔招考”、“內定應試”的新聞不絕於耳，甚至引起人們對於“官二代”的疑慮。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重視增強考試的公開、公正、透明，避免原本為促進階層流動的這一制度設計演變為所謂“拼爹”遊戲，讓那些出身寒門者擁有平等地站在考試這一起跑線上競爭的權利。那麼，古代科舉考試在錄用選拔上對“官二代”又是如何限制，而力求公開、公正、透明的？
明萬曆八年（1580），內閣首輔張居正的第三子張懋修考中狀元，同時考中進士的還有他的大兒子張敬修。消息傳來，輿論譁然，眾議囂囂。原來，就在3年前，張居正的二兒子張嗣修已考中了榜眼。張居正有六子，有人為此作詩諷刺：“狀元榜眼俱姓張，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堅不去，六郎還做探花郎！”難怪時人非議，因為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已經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當時內閣首輔翟鑾的兩個兒子同登進士，時人譏之“一鸞（借指翟鑾）當道，雙鳳齊鳴”，翟鑾也因此被彈劾“有弊”。嘉靖皇帝震怒之下，將翟鑾父子罷黜為民。而同樣，嘉靖的做法亦非沒有先例。早在北宋雍熙二年（985），宰相李昉之子、呂蒙正之弟本已取得殿試資格，但宋太宗卻提出，“斯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也”。竟不許二人參加殿試。
從隋唐創設科舉制度，至清末光緒三十一年（1905）廢除，在1300多年的科舉歷史中，關於官員子弟的應試問題一直是社會輿論爭論的焦點。應當說，官員子弟由於環境的薰染，對於政治難免會有比一般人更強的敏銳性和適應性，由於這個原因，如果他們在科舉考試乃至仕途發展上有較好表現，應當也屬情有可原。
但另一方面，更多的情況卻是，相當一部分官員子弟並非依靠自己的真才實學，而是倚仗父輩的權勢實現金榜題名乃至平步青雲，這實際上也是對寒門子弟在政治權利上的另一種剝奪。也因此，不少人有意識地將抑制官員子弟應試作為獎掖寒士、體現公平的一種手段。如唐代王起主持考試時，明確提出“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不可進”，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俊造十棄六七”的狀況。到了宋代，更專門創立了“牒試”制度，規定官員子弟、親戚、門客須專送別處考試。康熙時亦曾要求大臣子弟參加考試需單獨編字號，規定取中名額，以實現“大臣子弟既得選中，又不致妨孤寒之路”。
儘管如此，縱觀科舉史，官員徇私、子弟舞弊的現象從未斷絕。甚至前面所說的宋代“牒試”制度，原為約束官員子弟應試，但在實際中卻演變為對官員子弟的特殊照顧。這也告訴我們，權力無時無刻不在想方設法鑽空子、搞腐敗。而這也正是官員子弟受到人們質疑的客觀基礎。
其實，張居正也並非不清楚他的三個兒子中試所引起的社會非議，對此他辯解說，“國家既然獨重進士一科，則大臣子弟縱使有卓犖奇偉之才，若不參加科舉考試，終不能進入宦途，為國家貢獻才能。因此，人們所說大臣子弟不應與寒士爭功名，在前代或許可以，在如今就不適用了。”
張居正的辯解看似不錯，但實際上卻是在偷換概念，因為人們反對的並不是官員子弟應試本身，而是憤慨於他們以權謀私徇私舞弊的行為，而對於那些潔身律己者，人們只會報以敬意。這裡不妨以曾國藩兩個兒子的應試經歷作為比較。
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被曾國藩評價“天分甚高”，但時運不濟，三次參加會試皆未能中，在這過程中曾國藩不僅沒有為他打過招呼說過情，反而在曾紀澤心生厭倦提出退出科場轉攻西學時，慨然表示同意。後來曾紀澤憑藉自己的努力，終成晚清著名外交家。曾國藩的次子曾紀鴻第一次到長沙參加鄉試時，曾國藩已經節制東南半壁江山，位高權重，然而他卻在考前寫信給曾紀鴻，告誡兒子“場前不可與州縣來往，不可送條子，進身之始，務知自重”，發榜之前再度致信曾紀鴻“斷不可送條子，致騰物議”。自然，曾國藩也從未就曾紀鴻應試一事向主考官打過招呼。那次考試曾紀鴻最終名落孫山，以後儘管多次應試，也未能考中進士。相比之下，張居正三個兒子取得如此“輝煌”的成績，說其中沒有“貓膩”顯然是不能服眾的。
總之，古代科舉制下，人們對於高官子弟應試的關注，實質上是對權力濫用的擔憂。而解決這一問題，不外乎以下幾種手段：一是權力擁有者自我的約束，二是更高一級的監督，三是制度的制約，四是社會輿論的監督。考慮到如前所說，權力的一大特性就是無時無刻不在想方設法鑽空子、搞腐敗，這四種手段必須同時運用，才能構築起防範權力濫用的“防火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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