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我站在新城首府21樓住宅陽臺上，俯瞰腳下千米徐碧步行街上悠然散步的行人，眺望不遠處燈火璀璨的城市廣場，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三明真美啊，三明人真幸福！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的美好生活，晚年的我有深刻的體會。
（三明市區老圖）
1960年我分配在三明市實驗小學（今陳景潤實驗小學）任教，學校沒有教師宿舍，總務處把一間簡易教室用參差不齊的木板隔成兩半，中間用舊報紙裱褙一下，三分之二作為課堂，三分之一約6平方米作為我和另一位新老師的宿舍，擺了兩個小床鋪，沒有任何傢俱。夏天酷暑難當，蚊子肆虐；冬天朔風穿弄，寒氣逼人。正逢國家困難時期，買不到蚊帳、棉被。那時三明天氣特別冷，11月清晨屋頂瓦片上就有一層白花花的寒霜，許多老師借用學生帶來的火籠烤火取暖。
然而當我到三鋼看望一位堂叔時，才知道自己住宿條件強多了。我從火車站後山出發，沿小氨、焦化廠到小高爐，只見山坡上、山谷裡處處搭蓋著大小不一的油毛氈工棚，少說有100多座。油毛氈房以整條毛竹為框架，以竹片為牆壁、門窗，房頂覆蓋油毛氈用小竹條釘固定而成，牆體外圍糊上泥巴，可以擋風雨。棚裡搭上下兩層床鋪，中間有一條1米寬的通道。堂叔與幾十個工友擠在這座大棚裡，白天熱得像蒸籠，下半夜冷得如墜冰窟。簡易茅廁離這座大棚50多米，晚上如廁歸來往往走錯工棚。三明建設者就是在這麼艱苦的環境下，用熱血和汗水建起一座工業新城。
（建設者們在搭蓋油氈房）
1962年，學校以幼兒園名義（市實驗小學和實驗幼兒園是一個單位）蓋起三層鋼筋水泥教學樓，其間有幾個3平米的小房間，是為幼兒園小朋友用於小便而設計的。我有幸分到一間。放一張床，一張小桌子，只剩下不到50釐米寬的通道，但總算有了個人空間。
1964年初我結婚了，恰好一座磚木結構的兩層教師宿舍樓竣工，分給我一間10平米的宿舍。床板、床架都是公家的，自己買一張小圓桌，釘一隻木箱，就是婚房了。買幾斤糖果分發給老師們，就算請客。比起今天講究“有房有車有存款”的“高富帥”“白富美”結婚，我們夠寒磣的了。但是我們成家了，有了自己的家。
1981年我調到三明（地轄）市委辦公室工作，組織上分配給我在東霞新村一套60多平米的二樓新房。東霞新村是三明精神文明建設起步階段，市委、市政府為民辦實事而建設的新型社區，也是改革開放的成果。東霞新村共29幢樓房，入住360多戶機關、企事業單位員工，環境優美、服務配套，是當時三明人羨慕的住宅區，接待過黨和國家領導人和全國各地參觀團，我家也曾接待過北京的客人，他們說在北京這是部長級的宿舍。然而天有不測風雲，1994年“5·2”洪災，東霞新村一片汪洋，我家進水40釐米。我剛好出差上海，回家後看見置於床下的報刊、資料以及柴禾間的煤球、自行車全泡在汙泥濁水裡。居委會來人消毒滅蟲，我整理一個星期才基本清理乾淨。
（市區）
2000年，我退休了。三元區政府沙洲新村宿舍樓落成，我遷到6樓一套房改房。房間寬敞，光線充足，我們添置了各種家電，附近有農貿市場和大型超市，生活十分方便，我和老伴高興得半夜笑出聲來。時光荏苒，隨著年紀增長，我們老倆口登樓困難。老伴身體不好，拎著蔬菜上樓，中間要歇一口氣。
2013年我以舊房置換新房，遷到徐碧新城這座電梯房。
這真是：喬遷之喜，步步登高。一滴水折射出太陽的光輝，從家的變遷反映了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的實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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