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新春
鉴真和尚
佛教初传日本故事，体现出日本佛教发展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起源与发展的明显“中国风”，二是与日本皇室贵族关系密切，尤其体现在佛教建筑方面。至圣德太子时期，得闻中原王朝“大隋官制完整，国势强盛，笃信并保护佛法”，遂效法“西海菩萨天子”隋文帝崇信三宝，在境内弘扬佛教，派遣“遣隋使”学习中土佛法，大肆引入中国佛教建筑建设佛寺，创造了以佛教文化为典型特征的飞鸟文化。
圣德太子主持建造的寺院众多，以法隆学问寺、中宫尼寺、橘尼寺、池后尼寺、葛城尼寺、四天王寺、蜂岳寺（广隆寺）等七座寺庙最负盛名。在皇室的推动下，各地贵族亦以修建佛寺、礼拜佛陀为时代之潮流。在以“中国化”为目标的引导下，日本早期佛寺大多仿照中国六朝时期的寺院建筑样式。如法隆寺的三重塔，金堂中的净土世界壁画、释迦牟尼、药师佛等绘画和雕塑，均明显地吸收了中国南北朝的佛教艺术风格。至隋唐时期，日本的佛寺仿照唐朝的寺院、宫殿建筑，大多以石为台基，采用木结构建筑，夯土筑造围墙。到了宋代，日本佛寺出现了书院、茶室建筑，并在庭院中采用了枯山水的技法，从小的空间表现无限的自然景观。可以说，日本佛教建筑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中国的影响。
唐招提寺内部
唐招提寺代表着中国文化传入日本的另一种途径，以拥有丰富的盛唐风格建筑和高僧鉴真的遗迹、遗物而广为人知。寺内大殿、讲堂、文殊堂、开山堂、藏经楼、钟鼓楼及各堂佛像、文物等主要由大唐高僧鉴真和随之东渡日本的弟子建造或收藏，成为日本佛教建筑及其他艺术的典范，平安朝之后的日本佛教各宗大本山的佛殿建筑大多受其建筑风格的影响。
鉴真携僧人十余人自扬州抵达日本后，先是在东大寺为佛教徒起坛授戒，后于759年获赐圣武天皇的皇子新田部亲王的旧宅邸地建立佛教寺院。孝谦天皇仿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法，在寺院大门横额题写寺名“唐招提寺”，寓意为唐朝来的鉴真和尚在此修行而建立的寺庙。唐招提寺又称建初律寺，为日本律宗总本山。
唐招提寺以盛唐风格建筑和造像著称，不少建筑手法成为后来日本传统木结构建筑的基础，是奈良时代建筑和造像艺术的翘楚。寺院主体建筑为南朝向的大殿——金堂。金堂为由檐柱一周及内柱一周合成的单檐庑殿顶结构，建于高1米的石台基上。柱头上有造型简洁的三重斗拱，屋脊两端装饰有鸱尾，其中西端的一件为初创时的原件。金堂内置有须弥坛，正中央供奉着主尊，高3.7米的金色卢舍那佛坐像，为鉴真弟子义静或思托设计，日本技工雕塑，采用了奈良时代所特有的脱干漆造工艺。佛像东西两侧分别为高2.03米的药师如来佛立像和高5.36米的千手观音立像，均为木心干漆造工艺。三尊大像前立有梵天、帝释天、四大天王等小型塑像。
金堂后面的单檐歇山顶讲堂为8世纪初的平城宫中东朝集殿迁筑而成，是奈良时代平城宫留下的唯一一座建筑物，堂内有镰仓时期风格的弥勒佛坐像及其他木雕像，佛像两侧有当年鉴真师徒讲经的小亭。讲堂庭院内有藏经室，收藏着鉴真从中国带至日本的经卷。
在金堂和讲堂之间的东侧，为寺内唯一的多层建筑舍利殿（鼓楼），原本是为安放鉴真的三千佛舍利而建。另有校仓两座，分别为藏经楼和藏宝楼，其中藏经楼为建寺之前就已存在的建筑，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校仓。西侧为钟楼和戒坛，戒坛为三层石造的建筑，上面安放有印度式的佛塔。
鉴真作为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一直受人尊崇。御影堂（开山堂）建于1688年，里面供奉着鉴真大师干漆夹纻坐像，每年仅有三日对外开放。造像高31.8厘米，面向西方双手拱合，结跏趺坐，团目含笑，两唇紧敛，体现出鉴真大师于公元763年圆寂时的姿态。御影堂前东面为鉴真大师墓，一千多年来香火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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