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李在中先生的《朵云封事》，仿佛走进了一个博杂无比，又让人热血沸腾的世界。“中央博物院”串连起来的，是民族存亡之际知识分子的书生救国路，又是两岸共同的文化血脉传承，还是那一段战乱期间的艰难困苦中，学者们无比崇高的坚持与胸怀。这样的人和事，今天再难得见。
李在中先生
2018年9月15日，“中央博物院”第一代后人、中国艺术史专家李霖灿之子李在中先生来到杂书馆，讲述了“中央博物院”三十二年的颠簸命运，回顾了一代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时期的、被后人几已遗忘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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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朵云封事》的书是讲一个博物院的一些人和一些事，这个博物院消失于历史舞台已然是五十多个星霜了，也在人们的脑海里逐渐淡出了，这就是民国政府时代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博物院，今天想在这里讲三个有关本书的话题：
第一，是详细谈一下中博成立的背景。
第二，是简短的谈一下中博坎坷的命运。
第三，是真诚地谈一下我为什么想要写这本书及我写作时的心情。
十九世纪中叶的两次鸦片战争打垮了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价值观与世界观，换言之，打垮了我们引以为傲的固有文化及民族自信，所以李鸿章讲这是“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用今天大家熟悉的网路术语来说，这是一个作业系统出现了严重的逻辑错误，因而导致了系统的混乱而无法操作。
自从发生这个“变局”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一直在不同程度的焦虑与屈辱的心情下不停的反思及寻找民族奋发图强、自强复兴之道，期间虽然有各种洋务运动的推行，但万变不离其宗，仍然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其核心思想，认为只要能够认真地习夷之长，习夷之技，就终有大破夷狄，以张天讨这一天的到来。
等到了1895年的甲午之战，规模为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惨败，使得这个“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其永久之利”的想法也成了泡影，几十年的努力结果只是糊了一只纸老虎，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了解失败的主因不是出自工具应用的表层问题，而是出自核心的教育问题。此后各项的改革也开始逐渐实施，先是成立了新式高校的京师大学堂，继而是废除了科举制度，选拔学生留洋学习新学，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代表民主科学观念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也开始渐渐为人认识。
1919年的巴黎和会决议，让我们笃信“公理战胜强权”的信念也破灭了，压抑的情绪引爆了积蓄的能量，爆发了五四游行，高涨的爱国意识导致全国各大城市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厂罢工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在这种混乱的氛围下，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在五四游行后的两个月半后的7月23日发表了《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劝告学生回到课堂努力向学，不要在继续街头“唤醒”国人了。文中有两段有关教育的话语非常令人深思：
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最后乃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专门技术，继而普通学校，最后乃知纯粹科学之必要。
然后在谈到唤醒国人发奋自强时，蔡先生又说：
然以仆所观察，一时之觉醒，技止此矣，无可复加。若令为永久之唤醒，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
蔡先生在这个“教育救国”的伟大旗帜下，于1927年在上海创办国立音乐院，在1928年他在杭州创立国立艺术院，同年蔡先生在南京创立“国立中央研究院”。
蔡元培
1933年蔡先生又从中英庚款的补助中，在南京倡议成立两个对民众开放普及教育的文化机构，“国立中央博物院”以及“国立中央图书馆”，隶属教育部。其后在教育部颁布的中央博物院成立主旨中说：
汇集数千年先民遗留之文物及灌输现代知识应用之资料，为系统之陈览，永久之保存。籍以为提倡科学研究，补助公众教育。
1936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旨
简单来说，中央博物院有三个任务：陈列展览，科学研究、教育民众。
这份重要的中央博物院的建院宗旨及揭示的理想，后来被定为成“一个书生救国的伟大蓝图”。
在这个伟大的蓝图中，中央博物院计划设立三个展览馆，即人文馆、自然馆及工艺馆，将古今中外，东西方文明演进之经过作系统的陈列。在学术的发展研究上，以往单纯的文字记载已不复被认为是有效的佐证，而改以奉科学为圭臬，拿出证据作依据。这种思维及工具的转变的取向后来被称为“新学术之路”。在这个“新学术之路”的伟大蓝图中，“科学”不再被单纯的被视为只是工具，只是技术，实际它被提升到了文化的高度。
中央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于1936年4月15日下午五时在教育部成立并举行第一届理事会议。理事成员左起为：李济，李书华，翁文灏，傅斯年，张道藩，蔡元培（理事长），王世杰（教育部长），胡适，朱家骅，黎照寰。
现在我要谈一下真正的建筑蓝图，在徐敬直建筑师的“中央博物院总地盘图”一共有三个大殿，在人文馆（现在南京博物馆的历史馆）的西边是一个规模更大的自然馆，在自然馆的西边是一个与人文馆同样大小的“工艺馆”。我们这样来想吧，如果中博真的按照这个建筑蓝图来完成，我们今天站在中山东路向北看，看到的中博是一字排开的三个大殿，正对的最大的主殿是自然馆，东西各有一个偏殿，东边是人文馆，西边是工艺馆，中博的地界也一直延伸到现在的清溪路。
这张蓝图描绘出了中央博物馆一个宏伟的愿景。
以上是从核心与界面两个方向来叙述当初设计中博的这个伟大蓝图。虽然中央博物院有着恢弘崇高的理想与当时顶尖的新学术之路的学者领军，但是因为战火涂炭，因而命运多舛，使得自成立以来一直过的是杜甫诗中所描述的“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的漂泊生涯，最后是仍然是以筹备处名义在台湾告终。
中央博物院抗战期间所在地南溪李庄
中央博物院自筹备到结束共计32年，以1949年的部分馆藏及人员渡海东边为分界线，刚好在大陆及台湾各16年，在大陆的十六年间以客居南溪李庄的六年为最长，成绩最为耀眼，成就也最大，这个部分在书中有详细的叙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留在南京的中博改为南京博物院，渡海东边的中央博物院则一直保持运作到1965年与北平故宫博物院合并成立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是中央博物院成立的背景及其命运的大致经过，至于细节我在本书中有谈及，我就不再多言。前面讲过中博在大陆及台湾地区各有16年，因此本书的内容也有相当的一大块谈到中博在台湾的情形，这方面主要是有初进台湾、蛰居北沟，清点文物，黄叶青灯的研究工作及故宫、中央两院文物赴美巡展的各个时期的情形。
暂且放下两院的工作情形，我倒是很想谈一下历史的契机问题，不管故宫、中央两个博物院是因为战乱或者其他原因在北沟有了不期而遇或者不谋而合，总之这北沟的十六年因为两院的员工同处一地，朝夕相处，给了彼此最好的相互沟通，交流融合的契机，使得1965年两院合并几乎是无缝接轨，避免了不同机构在合并时通常会因为文化冲突而产生的不快，这使得日后的台北故宫有了一个坚实的起跑点。
历史的机运往往看似偶然，但冥冥中似乎又是个必然的偶然。
现在我要谈一下我写这些文字的心情：担任中博筹备处主任最久的李济先生不但是一位卓越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科学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学者，他对自己中国的文化与历史有着无限的热爱，他说：
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的历史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加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李济
中央博物院从1965年合并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后，已经悠然度过了半个世纪，今天知道这个博物院曾经存在的人已经很少了，对它在国事惆怅、如沸如羹的环境下所成就的伟大功业知道的更是寥若晨星，但是这个已然远去的博物院却曾经是那一代最精英的知识分子的一个伟大理想，它不应该是关在档案馆的老屋子孤芳自赏，我们又怎么能够忍心让它这样在历史的百年孤独中只能低吟“天地堪怀古，江山独赋诗”的呜呜悲歌呢？这就是我写本书的缘由与心情。
感谢大家的盛情，我期望得到是各位本著科学求实的精神对本书做出毫无保留的批评！因为李济先生也曾经说过另外一句话：
在科学的世界里，没有官样文章，也没有客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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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云封事》
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出版年: 2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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