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念2017

因为农民更容易受均贫富思想和减税影响，农民几千年奉行小农经济，奉行本位主义同时由于贫困所以对均贫富比较认可，没有政府和国家意识，所以农民更容易煽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农民起义指导思想都是均贫富，免赋税，有衣同穿，有饭同吃。

农民起义的实质是极少数不如意的社会中下层带头，和相应的少数社会最底层弱者响应，当产生一定影响和规模其他农民为了个人利益加入扩大起义的过程。真正反抗压迫的仅限于最初领头的那一批人和开始阶段，后来加入者都是抱着各种个人目的或者家族 集体目的投身起义，希望从中分一杯羹。他们并不关心大是大非，只需要让自己站在有利的位置就可以了，所以用均贫富壮大队伍，而随着队伍不断壮大农民更是从众越加越多。直到推翻政府，取而代之，所以农民起义本质只是从一开始的反抗压迫到最后的和既得利益者身份互换仅此而已。

这里有一个误区，就是是否被压榨太狠？农民起义带头的都不是农民，他们都是不如意的社会中下层！因为本质上说封建社会是保护小农经济的，也就是实际上农民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后世史书宣传的那么糟糕。所以实际上并没有宣传的那么多人被逼造反，这点可以从李自成起义农民加入的口号看出来，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为什么加入起义因为可以不纳粮这个是核心！资产阶级革命为什么没有农民参与就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不会均贫富，也不会提减税，所以农民阶级不会参与，农民阶级本质是投机主义者，农民参加起义主要目的是取得一定的现实利益为前提，这点与所谓的反抗压迫是背道而驰的。在封建社会地主与农民是共生关系，地主离不开农民的支持，农民通过地主规避赋税，道理就是范进中举，一堆人把地挂范进名下。农村在封建社会实行德治，长老管理制，整体比较封闭稳定。我们看到的恶地主，恶财主出现于民国初年和改革开放初期，民国初年废封建制度，农村出现权利真空，地痞流氓趁机夺取农村控制权，另一次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尤其是开放基层民主，地痞流氓第二次趁机在农村夺权。

所以改朝换代对农民而言不过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要起义对自己有利成了规模就会一股脑从众加入起义，但是往往国家并没有历史书写的那么不堪，很多亡国之君未必就像史书写的那么不堪入目。同时农民均贫富思想也深深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行政体系的薪酬制度，以至于到了明清时代已经非常不合理。古代除了有品的在职的官员其他公职人员是没有工资的，所有的下属工资都是官员自己开，而清朝一品大员年薪却只有一百多百两银子，一个自给自足的三口之家一年还得二十两银子，一个官员至少要养活四五十个家庭，大官都是一个人养活几百个家庭，以至于中国官场潜规则和腐败实质上成了同时代对不合理政体和薪酬制度的修正，和封建制度成了共生体。

玉龙随心掌

弄清楚商人的含义这才是理解这句话的关键。

严嵩老谋深算，这句话可以是说出大明王朝高层所有人的心声。不能够逼反了底下种田的人，这是朝廷上面所有人的底线。

“不愿借粮的以囤积居奇问罪！逼他们，总比逼百姓造反好！”

为什么胡宗宪不愿意按照严世蕃的意思改稻为桑，因为这样做会弄出了民变，加上倭寇又在入侵，会危及到大明的安定，都头来谁都脱不开干系。

海瑞为什么要一心维护治下的老百姓，不惜豁出性命和上面对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海瑞知道这这是维持大明王朝安定的关键，并且自己愿意践行。历史上的海瑞多是维护底下穷人的利益，他治理的时候但凡穷人和富人打官司，他都是偏袒穷人的。他这种做法和后来雍正朝的田文镜是有点像的。

大明王朝1566中沈一石虽然打着织造局旗号，但是到头来他还是把自己的粮食用来赈了灾。最后，朝廷却把他的家给抄了，还把他逼死了。当初海瑞得知沈一石被抄家，他也为沈一石抱不平，觉得士农工商都是朝廷的子民，这样处理沈一石违背法律和天理。但是谭纶一句话立刻让海刚峰哑口无言了。

“历来国库亏空，要么打老百姓的注意，要么打商人的主意。”

弄清楚商人的含义这才是理解这句话的关键。所以严嵩的意思是说历代造反的都活不下去的穷人，那些有几十万亩田地的大户人家是不会造反的。无论他们是大明的浙江首富，还是大明的首富，朝廷想动他们还是动得了的。大明当时的巨富沈万三家族，清朝的胡雪岩家族都是很好的例子。

海瑞也说过类似的话。因为王用汲害怕海瑞劫富济贫，毕竟王用汲家里也是有几百亩田地的人。海瑞这样说的：

“抑豪强也抑不到你这个几百亩的小田主身上。”

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会为这些巨富惋惜，觉得他们的财富也是凭本事积累。说实话，在大明朝，像王用汲这样几百亩的小田主可能是因为家人努力，勤俭治家积累的。像沈一石这种，能养活整个大明浙江官场的人，单靠自己的劳动又怎么可能做到呢？沈一石二十年一共织造了绸缎四百余万匹，按照市价至少也有三、四千万两的银子。

里面有一句台词，“官做大了，便没有书生。”

其实，“生意做大了，便没有商人。”

大家牵制在大明的官场之中，不能说斗争失败了就觉得自己委屈。花钱、置地、买女人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有这样想过？

对此问题你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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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什么

这个必须说严嵩说错了，中国历史上许多的农民起义，其领导人并不是农民。

什么人容易造反呢？

一是落榜的书生，比如唐末年间的黄巢，他当年曾经参加科举，数次名落孙山，一怒之下写下了：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此外，黄巢还是一个商人，他们家里是经营私盐，搞走私的。他的带头大哥王仙芝也是一个盐贩。

而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也是一个落榜秀才，落榜之后，发现了一本讲基督的小册子，又大病了一场，醒来后，就感觉自己是天父之子，出屋就起义了。

可见，成功的盐贩子，失败的读书人，都是喜欢造反的。黄巢是兼两者于一身。

除了这两种人，还有一种人，就是失意的吏。

我们看梁山好汉的成员，发现他们都有在政府工作的经验。

宋江是个押司，武松打虎之后，出任过县里的公安局刑侦大队长。武都头，柴进算是大宋政协的，他们家祖上是后周皇族，禅让皇位之后，在大宋地位超然。大刀关胜，出任过巡检官，属检察院系统。林冲，八十万禁军教头；神行太保戴宗，监狱长；玉麒麟卢俊义，人称员外，大宋的储备干部；智多星吴用，大宋乡办学校教师；花和尚鲁智深，经略府提辖，边防军中尉；美髯公朱仝，马军都头；插翅虎雷横，步兵都头，病关索杨雄，监狱行刑员；镇三山黄信，青州都监；铁面孔目裴宣，孔目官，就是县办公室秘书……

可见，梁山好汉很多官吏，但都是低级官吏，属于没有前途的成员，所以容易造反。

除了官吏，梁山好汉还有开酒店生意的，如孙二娘，还有大地主，比如晁盖。还有落榜的书生，比如王伦。有渔民，如阮家兄弟，唯一一点，就是没有农民。

这是小说，其实历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吏造反的，最有名的是亭长刘邦，他带的团队，全是低级官吏，如萧何等人。还有李自成，大明官办快递公司的下岗员工。

当然还有经商的。比如项羽家其实就是开丧葬服务公司的，王小波是四川的茶商。

造反的还有门道会成员，比如汉末的张角苍天已死，快来领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元末的韩山童是白莲教教主，天理教三百人攻打紫禁城。

还有流民，比如朱元璋同志。

所以，中国历史上造反的大哥，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农民。

那为什么叫农民起义呢？

因为领导不是农民，但主体成员还是农民。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大农村，主体人员就是农民嘛。

脑洞历史观

为什么历代造反的都是种田人，没几个经商的去造反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农民是社会的主体，他们是最受压迫和受剥削最普遍的群体，当生活不下去了，除了饿死外，还可以造反而生或者造反而死。商人虽然是受剥削最重的群体，但是他们数量远远没有农民多，处境也比农民好得多，所以他们一般不会主导造反。

农民是国家的根本，他们的人口数量占90%以上，同时农民也是官僚士绅剥削的对象。古人曾说：世之劳苦者莫过于农，艰危者莫过于战；用今天的话来说世上最劳苦的职业就是农民了，最危险的工作就是当兵了，古代的农民不仅要当农民，还要当兵，也就是种地打仗的事都是农民阶层在做。古代的官僚士绅是不纳税，不股役的，他们是社会的管理者，或者说寄生虫。因此当种田的人活不下去了，他们自然会群起而反抗，民不畏死之时，再用死去恐吓他们也就没用了。

相对农民来说，商人虽然历来被朝庭打压，受到的剥削最重，但是他们的处境相对农民而言要好得多。另外商人的数量远远不及农民，所以起事之时，商人也只是辅助群，甚至会成为领导核心。商人的素质也远远高于农民，他们穿着鞋的一般不会挺而走险。战国时代著名的官商白圭曾说过：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这里白圭对商人在智、勇、仁、强四个方面有严格要求，也就是说真正的大商人具备农民的吃苦耐劳、具备学者的机智聪明，具备勇士的英勇果断，具备贤人的仁心仁意等，商人的心理素质是远远高于农民的。因此造反这样风险性极大的事，商人一般不会带头。

最后提一点的是，在封建社会时代农民虽然是造反的主体，但是最终领导农民的通常不是农民自己，最终取得胜利果实的也不是农民群体。我们看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陈胜，不到三个月就被手下杀了，最终胜利的果实归于项羽这样的贵族，刘邦这样的小官僚集团。太平天国起义是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但是胜利果实被洪秀全这样的士绅集团取得，农民还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大秦铁鹰剑士

我觉得这是因为编剧历史水平不合格造成的。

历代造反的人还真没几个种田的人，不是黑社会老大就是游民，要不就是走私团伙、邪教份子或者前朝军人、官吏，真正农民造反者几乎没有的。

我简单为大家梳理一下历代造反人的出身，从秦朝开始。

陈胜、吴广：传统叙事都认为陈胜、吴广是贫民出身，然而根据《史记》我们可以知道，陈胜、吴广担任的是九百更卒的“屯长”，这个屯长可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陈胜传》注：“人所聚日屯，其为长，帅也。”即一屯之主将或统帅，是秦代军队中的下级军官，属于秦二十级爵位中的第五级爵位大夫，职棒是二百石，是仅次于县尉，这样的高职怎么可能让贫民担任？更何况根据秦律，当官为吏必须有爵位，而秦朝制度，基层官吏是由豪帅担任的，不会随随便便从间左贫民中随意挑出充任，一般贫民也没有资格任任何官职。

另外，陈胜有冠还有字，秦末另一个豪杰刘邦，尽管他的家族家产超过了十万钱，但是他可是没有字的。

这一切充分说明陈胜、吴广绝对不是普通贫民，很有可能是土豪。

刘邦：这就更简单了，刘邦是亭长出身，同样根据秦律，能担任亭长这一级别的都不是穷人，能当小吏的，家产最少要有十万钱；更何况，根据《史记》记载，吕公避祸沛县，放着老朋友沛县县令不求，专门把女儿嫁给刘邦，由此可见刘邦在当地的威望；另外根据学者考证，刘邦曾经做过张耳的门客，在大梁待过很长时间，属于沛县很有点办法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萧何这些沛县高级官吏才会主动和刘邦打交道。而且刘邦自己还收拢了一群游侠、混混，怎么可能是“种田”的人？

项羽：楚国大贵族出身，八辈子和种田没有任何关系。

西汉末年大起义里固然有不少贫民被裹挟，但是刘秀这样的宗室难道是“种田人”？

东汉末年张角兄弟可是道教早期派别太平道的创始人，他们肯定不是“种田人”。

唐末黄巢起义，黄巢是私盐贩子，在盐铁专卖的封建王朝时代，盐税是一个王朝朝廷的重要收入，历朝历代对贩卖私盐打击都非常严厉，不光主犯杀头没跑，动辄还会株连全族，所以在古代，私盐贩子和今天金三角毒贩差不多，没有自己的小型武装团伙就别贩卖私盐。所以，黄巢更接近刘邦那样的黑社会老大。

元末朱元璋是和尚出身、明末李自成是驿卒出身，张献忠是边军出身、晚清洪秀全是邪教投资，杨秀清是烧炭工的头儿。

反而真正“种田人”没几个造反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刘邦的哥哥，刘太公早前经常辱骂刘邦，原因就是刘邦不像他大儿子一样老老实实做一个中小地主，而是游手好闲；朱元璋的哥哥也是本分种田人，结果元末饥荒宁愿饿死也没敢造反。

明清时期，根据学者统计，四川与江南地区是佃户最多的地区，但是这两个地区尽管时不时爆发抗佃风波（佃户与地主劳资冲突，甚至武力冲突），但是明清两代接近六百年，几乎任何一次抗佃冲突中，农民打出了“造反”的旗号，四川和江南地区一直是明清最稳定地区。

那么为什么大家一提到起义就觉得是种田人造反呢？

我们这里不考虑政治叙事的原因，只从历史事实而言主要因为历代造反无不裹挟贫民，虽然领头者多是豪强地主、黑社会头子、边军游民，但是毕竟最多的还是贫民。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自述里详细介绍了太平天国是如何裹挟普通贫民的：

“临行营之时，凡是拜过上帝之人，房屋具〈俱〉要放火烧之。家寒无食之故而随他也。”

说回这个不靠谱的问题，硬要解释的话只能说历代造反时，商人比农民有钱，消息灵通，所以他们会提前离开高危区域；而普通农民既没有足够的财产，也没有足够的信息来源渠道，对危机茫然无知，不但没有跑路的能力，也没有意识，只能等到“起义军”放火烧屋后被“起义军”所裹挟了。

克罗采和春天

有句话说的好：往上数三代，大家都是农民！

中国历代都是农业大国，农民是国家主力和基础阶层。夸张的说，古时候的中国人，不是种田的，就是雇人种田的。就算是明清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这些"准资本家"依然热衷于买地当地主！

可能是“乡土观念”和“传统价值观”影响，中国人骨子里就离不开土地。现在都想买房子，也是这种心理。没有自己的一块落脚地，中国人感觉不踏实。

直到2001年，农业人口依然占我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三，达到九亿多。

也是因此，历代造反，都离不开农民。

农民运动一直贯穿于中国两千年封建文明史，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都是以农民为根基。

孙中山为什么会失败？因为他依靠的是清末民初时期不成熟的资产阶级。中国的资本家只是列强的小弟，他们不可能打败列强，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

中国的资产阶级属于畸形中发展起来的。在缺少国家机器的保护下，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发展到能撑起国家经济命脉的地位。也是因此，民国的经济命脉其实还是农业。

毛主席精准的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果然，城市的资本家在面对农民阶级的攻势时，变得很脆弱。三年，蒋介石就败退台湾了。

勇战王聊历史

严嵩虽是大奸臣，但这句话是至理名言。

为什么历代造反的都是农民？

我们用十个阶梯式反推法演绎一下就清楚了：

1、农民为何要把脑袋别裤腰带上造反？因为活不下去了，凡正是个死，不如铤而走险赌一把。

2、农民为何活不下去了？因为吃不饱肚子会饿死。要么天灾“人相食”，要么人祸“铤走险”。中国古代以农为本，是十年九灾或三年一小灾五年一大灾。

3、天灾~政府难道不救济吗？一是古代社会的政权组织只建立到县一级，广大乡村都是利用宗族关系管理的，比如族长、里正就是土皇帝。官府救助体制不健全难以到位。

4、大灾之年民间的救助怎么搞？大户人家支锅熬粥放舍饭只是临时的应急，政府开仓放粮几无可能。大多时候是大户人家（大中小地主）放高利贷给本地灾民。比如，地主王老三给佃农李四或贫农刘五借粮食300斤，这是有利息的，一年之后，李四刘五要连本带息信还600斤。这叫驴打滚，古来成例，纯属自愿。为了全家老少能活命，李四刘五没有多选题，刀山也得上。

5、李四刘五能还得上？肯定还不上。大灾之后，一年灾害三年免疫，寅吃卯粮，还要种籽等。一年的天灾要三年的功夫去赚收回来。如果老天爷蛮不讲理，连年天灾~比如天旱水涝呢？

6、还不上怎么办？地主家有专门催收债务的家丁。一警告二威胁三武力。一帮地皮二杆子暴力催贷者天天上门骚挠，今天往院内扔石头，明天砸窗户，后天点草垛，李四刘五能过片刻安宁生活吧？不能。怎么办？家有两亩祖传薄田，抵顶吧！这时候，一亩薄田的定价权在债权人地主手中，债务人没得选，几乎是被掠抢；没有薄田怎么办？黄世人与喜儿的悲剧就会上演。卖儿或卖女顶帐。即使这样，帐还是不够抵。

7、李四刘五成了真正无产者，或负债的无产者。出路在哪？两条路：要么举家外出乞讨，成为真正无家可归的流民；要么鉴定卖身契，祖辈给地主家做长工。

8、李四刘五甘心吗？十万个不甘心。在乞讨的路上，会发生十万种可能性，只要谁能给口饭吃，就会跟上走，比如上山当土匪，比如加入李自成的队伍，等等。那么在地主家当长工呢？被剥削被压榨被欺负，牛马般的劳作，忍辱苟活，如遇上一个周扒皮式的东家，脱层皮是肯定的。家无过夜之粮，居为草茅之所，贫病交寒，他们，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在死亡线上挣扎。

9、如遇天下风云有变，柴草遇到火星就会自燃，火遇到风就会燎原。李四刘五们会率先响应，造地主的反，革地主的命。为了生存，或改善生存。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小命一条，还不如赌一把撞大运，万一运气好，可能会吃的饱一些活的更好些。天下亿兆万民，象李四刘五者有多少？数不清。

10、说到底，种田的农民为何会造反？是民间高利贷也。是高利贷逼的农民没法活了。所以历朝历代都严打民间高利贷。象唐朝就明确了高利贷的利息标准。宋代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中，就有政府贷款济农的内容，意在抑制民间高利贷。可惜被歪嘴和尚念歪经了。

我本狂草人

《大明王朝1566》这部剧，隐喻深刻，是现实主义的历史剧。凡事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严嵩说：“历代造反的都是种田人，没几个经商的去造反。”表面听起来很合理。

的确，在农耕文明里，土地是第一生产资料！历代王朝的最终崩溃都与”土地兼并”有关！而失地的农民最终成为流民。最后为了口吃的，铤而走险！成功之后自己又变成一个新的”地主”，开始着继续兼并土地的生意。

但是这看似合理的言论背后，却混淆了一个客观事实。

那就是农民为什么要造反？严嵩在这里的商人是现实意义中的那种走街串巷的下九流商人么？其实是指的是织造局这样的官商。在农耕文明里这样官商所扮演的究竟是什么角色？

嘉靖同意严嵩的”改稻为桑”，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大明重农抑商，国库收支无法平衡。而在于他希望通过严党的”大贪”实现自己內帑的富足，令其有银子去修道炼丹！

而所谓的“改稻为桑”从表面看起来，那简直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另一种形式的“羊吃人”运动，虽然肮脏，但是那就是进步啊。

但“改稻为桑”假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海外有个一千万两白银的稳定市场。现在所需要的是浙江每年能产出稳定的丝绸供应。而且这个供应条件是必须由官办的丝绸公司来负责生产供应，以达到海外市场对丝绸的要求。

严嵩很明白只要能捞到嘉靖心中额外得100万两，这事就能轻松过关。而其余数以百万计的银子则可以都捞进严党的口袋。

原来“改稻为桑”只不过是个幌子，看起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模式其实就是一个幌子，本质还是通过兼并土地来赚钱。

所以再回到严嵩那句话，你还觉得合理吗？种田人为什么要造反？那是因为失地没法活了才挺而走险。而土地去哪了？正是被严嵩嘴里这种以“商人”之名，兼并老百姓土地的人侵占去了。“改稻为桑”是典型的假借从商之名，去侵害农民利益的巨大阴谋！

炒米视角

不管是哪个朝代，造反的风险都是最大的：不成功，只能死。

有这样的巨大的风险，造反当然要有足够的理由才行。为什么都是农民造反，没几个经商的造反呢？很简单，经商的没有理由去造反。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种田的老百姓一直以来都是占据大多数。再加上统治者打压商业发展，古代真正的生意人所占的比例很小。

人少，自然无法成为造反的主力。

还有，种田人造反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吃不上饭了。

土地就是老百姓的命根子，一旦离开土地，或者税负过重，老百姓的就只能等死。所以，等死不如造反。

但是商人不一样，商人并没有捆绑在土地上。商人的社会地位确实不高，但是他们的生活条件并不差。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古代商人到不了被逼死的地步。

更为关键的是，从宋朝开始，商人已经慢慢的开始进入朝廷，或者和官府形成密切的关系。

明清时期，有钱的商人培养自己的孩子进入官场，朝廷需要钱的时候，商人还可以直接“买官”。所以，商人实际上已经进入了统治阶级。

比如明末著名的“东林党”，代表了当时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利益，反对朝廷向工商业者收税，并借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时机，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

东林党人为了商人争取最大利益，让朝廷的税收都压在农民身上，于是农民更活不下去了，只能造反……

所以，经商的完全没有必要造反。

七追风

老老实实的种田人是饿死了也不敢造反的，敢带头的都是有些头脑，不太安分守己的像刘邦那样的混混。你说他是农民，他整天吊儿郎当不种地，说他不是农民，他爹他哥哥都是种地人。所以说，敢造反的是农民中的不安分者！他们有的因为不想辛苦种地而去谋个一官半职，或者干起了走私，有的因为天灾人祸而活不下去成了流民。最后起家时都已经不是正经的农民了。

關鍵字: 娱乐 奉行 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