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念2017

严嵩这句话很经典。作为一位25岁进士、且被选为庶吉士，柄政长达20年的大明王朝首辅，他对天下的一切还是洞若观火的。

在学界有个词就是“造反约束”，具体而言就是防止灾民、难民造反，政府需要承担社会职能。

（严嵩）

1、造反的种田人

造反为什么是种田人多呢？第一、农业社会绝大多数是农民；第二、农业破产形成流民，如果救济不利，只能造反。

吃不饱肚子可以出去讨饭，出去讨饭的多次就是就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都是这么起来的。

天灾、政策、官员执行、经济发展都有可能使农民破产，破产就会产生动乱。

在“改稻为桑”政策推行出了错误后，两县几十万灾民嗷嗷待哺，朝廷需要让商人去买地，严嵩在田价中选择了要高，并不是要照顾农民的利益，只是为了防止造反。

2、经商的人

在今天的一些研究中，会把古代商人的地位提的很好，依据一些保留下来的文书，有的把徽商吹上了天。

其实徽商的大头都是政府特许权扶起来的商人，晋商也是这样。他们可以暴富、可以货通天下，但在王权主义的中华帝国他们需要随时为帝国做贡献。

至于小的商人就更无所谓了，帝国要的是天下安定与恢弘大气，只要不违背这两条，都是可以牺牲的。在农民生存与商人发展之间，注定选择牺牲商人，毕竟不能财政掏钱吧。

当透过现象去抓住历史本质的时候，发现历史并没有那么复杂，政权可做的选择也不多，甚至近乎明牌。只是具体表现会有多种形式，形式本身就是一种表演。

熟悉这句话的阅史、阅世水平显然超过一般人，是时代的佼佼者。严嵩的另一句话也很经典“你爹不只是杀人、关人、罢人，也在用人，用对了人，才是干大事的第一要义。”

参考文献：

郝煜. 中国的长期社会流动性,1645-2010:姓氏方法[J]. 经济资料译丛,2013(02):57-65.

郝煜. 中华帝国晚期的一个政治经济学框架[J]. 经济资料译丛,2016(03):49-67.

郝煜. 火耗归公与黄宗羲定律:一个实证研究[J]. 读书,2018(04):108-117.

一枚明粉

这个必须说严嵩说错了，中国历史上许多的农民起义，其领导人并不是农民。

什么人容易造反呢？

一是落榜的书生，比如唐末年间的黄巢，他当年曾经参加科举，数次名落孙山，一怒之下写下了：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此外，黄巢还是一个商人，他们家里是经营私盐，搞走私的。他的带头大哥王仙芝也是一个盐贩。

而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也是一个落榜秀才，落榜之后，发现了一本讲基督的小册子，又大病了一场，醒来后，就感觉自己是天父之子，出屋就起义了。

可见，成功的盐贩子，失败的读书人，都是喜欢造反的。黄巢是兼两者于一身。

除了这两种人，还有一种人，就是失意的吏。

我们看梁山好汉的成员，发现他们都有在政府工作的经验。

宋江是个押司，武松打虎之后，出任过县里的公安局刑侦大队长。武都头，柴进算是大宋政协的，他们家祖上是后周皇族，禅让皇位之后，在大宋地位超然。大刀关胜，出任过巡检官，属检察院系统。林冲，八十万禁军教头；神行太保戴宗，监狱长；玉麒麟卢俊义，人称员外，大宋的储备干部；智多星吴用，大宋乡办学校教师；花和尚鲁智深，经略府提辖，边防军中尉；美髯公朱仝，马军都头；插翅虎雷横，步兵都头，病关索杨雄，监狱行刑员；镇三山黄信，青州都监；铁面孔目裴宣，孔目官，就是县办公室秘书……

可见，梁山好汉很多官吏，但都是低级官吏，属于没有前途的成员，所以容易造反。

除了官吏，梁山好汉还有开酒店生意的，如孙二娘，还有大地主，比如晁盖。还有落榜的书生，比如王伦。有渔民，如阮家兄弟，唯一一点，就是没有农民。

这是小说，其实历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吏造反的，最有名的是亭长刘邦，他带的团队，全是低级官吏，如萧何等人。还有李自成，大明官办快递公司的下岗员工。

当然还有经商的。比如项羽家其实就是开丧葬服务公司的，王小波是四川的茶商。

造反的还有门道会成员，比如汉末的张角苍天已死，快来领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元末的韩山童是白莲教教主，天理教三百人攻打紫禁城。

还有流民，比如朱元璋同志。

所以，中国历史上造反的大哥，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农民。

那为什么叫农民起义呢？

因为领导不是农民，但主体成员还是农民。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大农村，主体人员就是农民嘛。

脑洞历史观

《大明王朝1566》作为一部现象级的历史剧，可谓口碑爆棚，在豆瓣里评分接近满分。这部剧吸引观众的除了紧凑的故事情节，演员的精湛演技外，当然还有精彩的台词！
严嵩，做为嘉靖皇帝最宠信的臣子，能够执掌中枢内阁几十年，一直置身于大明帝国的权力中心，必定有他的过人之处，不是单单能拍拍马屁、写写青词就可以的！让我们回到这句台词，就一语点中要害！

体坛大蜀暑

我觉得这是因为编剧历史水平不合格造成的。

历代造反的人还真没几个种田的人，不是黑社会老大就是游民，要不就是走私团伙、邪教份子或者前朝军人、官吏，真正农民造反者几乎没有的。

我简单为大家梳理一下历代造反人的出身，从秦朝开始。

陈胜、吴广：传统叙事都认为陈胜、吴广是贫民出身，然而根据《史记》我们可以知道，陈胜、吴广担任的是九百更卒的“屯长”，这个屯长可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陈胜传》注：“人所聚日屯，其为长，帅也。”即一屯之主将或统帅，是秦代军队中的下级军官，属于秦二十级爵位中的第五级爵位大夫，职棒是二百石，是仅次于县尉，这样的高职怎么可能让贫民担任？更何况根据秦律，当官为吏必须有爵位，而秦朝制度，基层官吏是由豪帅担任的，不会随随便便从间左贫民中随意挑出充任，一般贫民也没有资格任任何官职。

另外，陈胜有冠还有字，秦末另一个豪杰刘邦，尽管他的家族家产超过了十万钱，但是他可是没有字的。

这一切充分说明陈胜、吴广绝对不是普通贫民，很有可能是土豪。

刘邦：这就更简单了，刘邦是亭长出身，同样根据秦律，能担任亭长这一级别的都不是穷人，能当小吏的，家产最少要有十万钱；更何况，根据《史记》记载，吕公避祸沛县，放着老朋友沛县县令不求，专门把女儿嫁给刘邦，由此可见刘邦在当地的威望；另外根据学者考证，刘邦曾经做过张耳的门客，在大梁待过很长时间，属于沛县很有点办法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萧何这些沛县高级官吏才会主动和刘邦打交道。而且刘邦自己还收拢了一群游侠、混混，怎么可能是“种田”的人？

项羽：楚国大贵族出身，八辈子和种田没有任何关系。

西汉末年大起义里固然有不少贫民被裹挟，但是刘秀这样的宗室难道是“种田人”？

东汉末年张角兄弟可是道教早期派别太平道的创始人，他们肯定不是“种田人”。

唐末黄巢起义，黄巢是私盐贩子，在盐铁专卖的封建王朝时代，盐税是一个王朝朝廷的重要收入，历朝历代对贩卖私盐打击都非常严厉，不光主犯杀头没跑，动辄还会株连全族，所以在古代，私盐贩子和今天金三角毒贩差不多，没有自己的小型武装团伙就别贩卖私盐。所以，黄巢更接近刘邦那样的黑社会老大。

元末朱元璋是和尚出身、明末李自成是驿卒出身，张献忠是边军出身、晚清洪秀全是邪教投资，杨秀清是烧炭工的头儿。

反而真正“种田人”没几个造反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刘邦的哥哥，刘太公早前经常辱骂刘邦，原因就是刘邦不像他大儿子一样老老实实做一个中小地主，而是游手好闲；朱元璋的哥哥也是本分种田人，结果元末饥荒宁愿饿死也没敢造反。

明清时期，根据学者统计，四川与江南地区是佃户最多的地区，但是这两个地区尽管时不时爆发抗佃风波（佃户与地主劳资冲突，甚至武力冲突），但是明清两代接近六百年，几乎任何一次抗佃冲突中，农民打出了“造反”的旗号，四川和江南地区一直是明清最稳定地区。

那么为什么大家一提到起义就觉得是种田人造反呢？

我们这里不考虑政治叙事的原因，只从历史事实而言主要因为历代造反无不裹挟贫民，虽然领头者多是豪强地主、黑社会头子、边军游民，但是毕竟最多的还是贫民。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自述里详细介绍了太平天国是如何裹挟普通贫民的：

“临行营之时，凡是拜过上帝之人，房屋具〈俱〉要放火烧之。家寒无食之故而随他也。”

说回这个不靠谱的问题，硬要解释的话只能说历代造反时，商人比农民有钱，消息灵通，所以他们会提前离开高危区域；而普通农民既没有足够的财产，也没有足够的信息来源渠道，对危机茫然无知，不但没有跑路的能力，也没有意识，只能等到“起义军”放火烧屋后被“起义军”所裹挟了。

克罗采和春天

因为商人在本质上依然是和统治阶级站在一边的。

要知道，严嵩口中的“商人”，并不是我们老百姓理解的小商小贩，而是那些能够吞并几万亩灾民田地的大财主，搁到今天，他们就是上市公司的老总，或者福布斯排行榜的成员，是那些大富翁。

的确如严嵩所言，这个阶级的人，从来没有给中国的统治者们造成过威胁。

原因有三。

第一，很少有大商人会被逼上绝路。

人，尤其是中国人，只要有一丝活下去的希望，都不会去冒着生命危险造反。因为造反是个风险极高的事情。那些大财主，朝廷只想要他们的钱，却并不想要他们的命。人只要没有性命之忧，何必冒着杀头灭族的风险去争财产呢？更何况朝廷只要抄家的时候给他们留下仨瓜俩枣的，也够他们活一辈子的了。

比如曹雪芹他们家，虽然曹家不是商人，但是江宁织造这个官也跟国企老总差不多。曹家被抄家之后，皇帝和接管他们家的同僚还给曹家的几口人留下了北京繁华地段的十七间半的房子，这比很多人一辈子的财富都多的多。

另外，就算是真有商人被朝廷灭了，比如沈一石这种，也是个别现象，他想造反，谁会跟着他呢？

自古造反的都是灾荒地区的农民，天灾来了某个地区几十万百姓谁都活不下去，大家一起造反。可是你一个商人被抄家，跟百姓有个屁的关系？难不成花钱雇人陪你造反？

第二：商人的阶级利益和朝廷是相同的。

因为商人需要的是商业运作，而商业的最基本保障就是社会稳定。

兵荒马乱的，怎么做生意？

更何况，商人可以在和平年代贿赂官员，迎合朝廷，取得很多特权，犯得着跟朝廷玩命吗？而且商人一般是消息最灵通的人，只要朝廷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个趋利避害的肯定是他们。

中国自古以来的大商人，几乎都是在权力的滋养下发家的，没听说过谁能够摆脱政治影响独立发展起来。吕不韦、范蠡、胡雪岩、盛宣怀，哪个不是“官商”？有的干脆就是朝廷高官，干着商人的事情而已。

第三，朝廷对商人，下不了狠手。

商人是这社会上少有的可以合法拥有大量财产的人。

很多官员虽然有钱，但钱不是正道上来的，可以寄存在商人那里，甚至利息生利息，拿商人当提款机用。商人要发财，必然也要给朝廷和朝廷里的官员们上供。这样就成了一个“朝廷放权——商人盈利——官员分成”的循环体系。

比如剧中的沈一石，大家都以为他多有钱，结果一抄家才发现，他的财产已经被掏空了，因为全部用作贿赂浙江和中央的官员了。像这种商人，只不过是官员们在外面的一个代理人而已，沈一石自己也说：“有多少张织机，不也是给各位大人们开的？”。

这样的商人，这么好的提款机，朝廷又怎么好意思灭了他们呢？

小约翰

《大明王朝1566》这部剧，隐喻深刻，是现实主义的历史剧。凡事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严嵩说：“历代造反的都是种田人，没几个经商的去造反。”表面听起来很合理。

的确，在农耕文明里，土地是第一生产资料！历代王朝的最终崩溃都与”土地兼并”有关！而失地的农民最终成为流民。最后为了口吃的，铤而走险！成功之后自己又变成一个新的”地主”，开始着继续兼并土地的生意。

但是这看似合理的言论背后，却混淆了一个客观事实。

那就是农民为什么要造反？严嵩在这里的商人是现实意义中的那种走街串巷的下九流商人么？其实是指的是织造局这样的官商。在农耕文明里这样官商所扮演的究竟是什么角色？

而所谓的“改稻为桑”从表面看起来，那简直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另一种形式的“羊吃人”运动，虽然肮脏，但是那就是进步啊。

但“改稻为桑”假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海外有个一千万两白银的稳定市场。现在所需要的是浙江每年能产出稳定的丝绸供应。而且这个供应条件是必须由官办的丝绸公司来负责生产供应，以达到海外市场对丝绸的要求。

严嵩很明白只要能捞到嘉靖心中额外得100万两，这事就能轻松过关。而其余数以百万计的银子则可以都捞进严党的口袋。

原来“改稻为桑”只不过是个幌子，看起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模式其实就是一个幌子，本质还是通过兼并土地来赚钱。

所以再回到严嵩那句话，你还觉得合理吗？种田人为什么要造反？那是因为失地没法活了才挺而走险。而土地去哪了？正是被严嵩嘴里这种以“商人”之名，兼并老百姓土地的人侵占去了。“改稻为桑”是典型的假借从商之名，去侵害农民利益的巨大阴谋！

炒米视角

当80%的财富集中在20%的人手中，这20%的人一定会尽力维护这个局面，绝不造反；而那80%的人一定想改变这个局面，矛盾一触即发。当然，对绝大多数大小商人来说，和平才有利可图，所以他们不喜欢造反，更不会去造反。

严嵩这段话虽然出自《大明王朝1566》，却适用于整个中国历史。

首先批判所谓"造反的没有几个是农民”的说法，历史上大规模起义的领导者确实往往不是农民出身，但造反军队的主力一定是农民，不论是基层干部刘邦、落地秀才黄巢、和尚乞丐朱元璋、下岗职工李自成、传教分子洪秀全，没有农民充当主力军，根本造不起来反。

其实农民不想造反，他们只想有三亩薄田，养活一家老小，维持温饱，但很多时候这一点可怜的无数都无法得到满足，因为老天爷时不时会降下灾难，更因为土地兼并的存在。

土地兼并其实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是大地主兼并小地主的土地，小地主兼并农民的土地，农民的土地被兼并了，就只能当佃农，当佃农都养活不了自己，就要卖儿卖女，最后没办法，只能造反，夺回自己的土地。

商人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目标就是一个利字，他们精于算计，追求利益最大化，什么能帮助他们获利，他们就喜欢做什么，而商业只有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下才能得到充分发展，维持秩序对商人最为有利，一旦造反，大地主大商人往往成为起义军的重点攻击或掠夺对象，因此商人不仅不会造反，反而坚决反对造反，很多大商人甚至会为官方提供资金，帮助朝廷平反，来维持自己既得利益者的地位。

在古代，农民是最大的社会阶层，占据了80%的人口，他们蕴含着极为可怕的力量。他们可以把皇帝、大官僚、大地主养肥，也可以把皇帝、大官僚、大地主推翻，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说的就是农民阶级的力量，因此历来带头造反的未必是农民，但农民必定是他们争取的最大力量，否则任何造反都不会成功。

相比来看，商人虽然掌握巨大的财富，却没有强大的力量，面对官府的压榨，他们毫无反抗之力，只能拿钱消灾；面对造反者的掠夺，他们更是毫无脾气，除非组织武装反抗，因此对商人而言，最现实的就是和官府勾结，官商一体，这是他们最安全的方式。

一旦农民开始大量失去土地，社会就陷入危险，古代重大改革都要解决这个问题，当改革解决不了时，革命就来了，除非你能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

我是专注历史文化的狄飞惊，欢迎关注我！

狄飞惊

严嵩在25岁的时候实现了父亲一辈子的愿望，他高中进士入翰林，然后他生了一场大病，这场大病持续了十年，他不得不退官回乡休养。退官养病十年正值宦官集团刘谨祸乱朝纲，严嵩是幸运的躲过了一场浩劫，病痊愈后复官投靠了明世宗宠臣夏言，夏言的提拔下升为南京吏部尚书和户部尚书后担任太子少傅，严嵩继承了父亲对权力的欲望开始用自己擅长的书法和清词拉进与嘉靖皇帝关系，夏言自视清高反对嘉靖皇帝修身养性的道家理念，严嵩则是对皇帝爱好推崇备至。严嵩最终凭借鞑靼入侵机会买通皇宫近臣向皇帝进谗言陷害夏言，夏言先被罢官后被斩首，从此严嵩官居首辅大臣无人可以撼动，他掌握明帝国权力长达20年。

严嵩是靠自己的才能征集及投机专营有方混到明帝国最高权力层的，他深知治国理政的要旨，明世宗一朝处于明帝国转折阶段，弘治中兴的剩饭已经被朱厚照糟蹋殆尽，道君皇帝虽然不上朝但是无为而治却是有自己的一套，严嵩需要充当文武百官与君父之间的媳妇角色，文武百官是丈夫，君父是婆婆，自己需要管好这个家让丈夫和婆婆都满意。明帝国的北方鞑靼与瓦剌表面上臣服，实则包藏祸心，一旦朝廷实力下降就会滋生不臣之心，明帝国的东方邻居处于战国时代海盗滋生长期为祸东南沿海，这都需要国库开支。

大明国库到了1566年已经入不敷出了，吏治腐败导致国家茶盐土地等税收被层层节流，道君皇帝修神仙宫殿耗费甚巨，北方和东南连年用兵，海上丝绸之路被阻断交通无法获得稳定的国际贸易收入。严嵩父子为了维持自己的威信需要大量黄金白银收买人心，自己也是穷奢极欲，无穷尽的支出都需要税负解决问题，太祖立朝推行的重农抑商的国策无法继续推行，朝廷不得不靠捐官维持运转，商人们通过捐钱获得官职以投资理财理念开始盘剥百姓，明王朝国际贸易发达催生资本主义萌芽，沿海靠丝绸之路赚得外汇，丝绸生产需要大量产业工人和种桑养蚕土地，因此改稻为桑成为了国家补充收入的国策。

改稻为桑的地区以浙江和江苏为中心，这个地区的封疆大吏是严嵩的门生胡宗宪，胡宗宪担任两江总督负责着四个省的军务掌控了明帝国的钱袋子，严嵩父子希望这个钱袋子可以成为自己中饱私囊，可是胡宗宪是一个明白人，他清楚自己能够立足朝廷的首要是全力以赴的剿灭倭寇，戚继光是自己剿倭寇的金字招牌，那么如何保障军需才是首要任务。严嵩父子顾不了那么多，他们需要维持政治平衡，这种平衡需要金钱为润滑剂，于是改稻为桑强制推行，毁堤淹田成为常态，没有土地的农民无法缴纳官府赋税再遇上荒年就酿成了起义。

嘉靖元年，青州起义

嘉靖三年，广东新宁起义

嘉靖四年，岑猛起义

嘉靖七年，平顺陈卿起义

嘉靖九年，古田农民起义

嘉靖十二年，广东巢民起义

嘉靖十六年，琼州黎民起义

嘉靖十七年，福建永安起义

嘉靖二十一年，思恩起义

嘉靖二十五年，山东田斌起义

嘉靖二十六年，陈日晖起义

嘉靖二十八年，新会恩平起义

嘉靖三十二年，河南柘城起义

嘉靖三十四年，山西宋爱起义

嘉靖三十七年，太湖马祖师起义

嘉靖四十年，广东黄启荐起义

嘉靖四十二年，张琏起义、程乡农民起义

嘉靖四十四年，四川大足起义

嘉靖四十五年，浙江开化、江西德兴矿工起义

纵观大明王朝，每一个帝王背后都有无数起义，这些起义基本是官逼民反的结果，不知道靠农民起义开国的朱元璋作何感想？严嵩看的通透，做生意有家有产有业无法割舍不愿意造反除非朝廷禁止生意，与朱元璋争天下的两位枭雄张士诚与陈友谅就是如此，无产无业养不了家的农民们会毫不犹豫跟你拼命。

唐俊龙55398571

弄清楚商人的含义这才是理解这句话的关键。

严嵩老谋深算，这句话可以是说出大明王朝高层所有人的心声。不能够逼反了底下种田的人，这是朝廷上面所有人的底线。其实不光严嵩，甚至公忠体国的胡宗宪、一心为民的海瑞也是类似的看法。当初胡宗宪就这样说过：

“不愿借粮的以囤积居奇问罪！逼他们，总比逼百姓造反好！”

为什么胡宗宪不愿意按照严世蕃的意思改稻为桑，因为这样做会弄出了民变，加上倭寇又在入侵，会危及到大明的安定，都头来谁都脱不开干系。

海瑞为什么要一心维护治下的老百姓，不惜豁出性命和上面对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海瑞知道这这是维持大明王朝安定的关键，并且自己愿意践行。历史上的海瑞多是维护底下穷人的利益，他治理的时候但凡穷人和富人打官司，他都是偏袒穷人的。他这种做法和后来雍正朝的田文镜是有点像的。

大明王朝1566中沈一石虽然打着织造局旗号，但是到头来他还是把自己的粮食用来赈了灾。最后，朝廷却把他的家给抄了，还把他逼死了。当初海瑞得知沈一石被抄家，他也为沈一石抱不平，觉得士农工商都是朝廷的子民，这样处理沈一石违背法律和天理。但是谭纶一句话立刻让海刚峰哑口无言了。

“历来国库亏空，要么打老百姓的注意，要么打商人的主意。”

弄清楚商人的含义这才是理解这句话的关键。所以严嵩的意思是说历代造反的都活不下去的穷人，那些有几十万亩田地的大户人家是不会造反的。无论他们是大明的浙江首富，还是大明的首富，朝廷想动他们还是动得了的。大明当时的巨富沈万三家族，清朝的胡雪岩家族都是很好的例子。

海瑞也说过类似的话。因为王用汲害怕海瑞劫富济贫，毕竟王用汲家里也是有几百亩田地的人。海瑞这样说的：

“抑豪强也抑不到你这个几百亩的小田主身上。”

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会为这些巨富惋惜，觉得他们的财富也是凭本事积累。说实话，在大明朝，像王用汲这样几百亩的小田主可能是因为家人努力，勤俭治家积累的。像沈一石这种，能养活整个大明浙江官场的人，单靠自己的劳动又怎么可能做到呢？沈一石二十年一共织造了绸缎四百余万匹，按照市价至少也有三、四千万两的银子。

里面有一句台词，“官做大了，便没有书生。”

其实，“生意做大了，便没有商人。”

大家牵制在大明的官场之中，不能说斗争失败了就觉得自己委屈。花钱、置地、买女人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有这样想过？

对此问题你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别忘顺手点个赞哦~

更多精彩请关注

历史是什么

严嵩虽是大奸臣，但这句话是至理名言。

为什么历代造反的都是农民？

我们用十个阶梯式反推法演绎一下就清楚了：

1、农民为何要把脑袋别裤腰带上造反？因为活不下去了，凡正是个死，不如铤而走险赌一把。

2、农民为何活不下去了？因为吃不饱肚子会饿死。要么天灾“人相食”，要么人祸“铤走险”。中国古代以农为本，是十年九灾或三年一小灾五年一大灾。

3、天灾~政府难道不救济吗？一是古代社会的政权组织只建立到县一级，广大乡村都是利用宗族关系管理的，比如族长、里正就是土皇帝。官府救助体制不健全难以到位。

4、大灾之年民间的救助怎么搞？大户人家支锅熬粥放舍饭只是临时的应急，政府开仓放粮几无可能。大多时候是大户人家（大中小地主）放高利贷给本地灾民。比如，地主王老三给佃农李四或贫农刘五借粮食300斤，这是有利息的，一年之后，李四刘五要连本带息信还600斤。这叫驴打滚，古来成例，纯属自愿。为了全家老少能活命，李四刘五没有多选题，刀山也得上。

5、李四刘五能还得上？肯定还不上。大灾之后，一年灾害三年免疫，寅吃卯粮，还要种籽等。一年的天灾要三年的功夫去赚收回来。如果老天爷蛮不讲理，连年天灾~比如天旱水涝呢？

6、还不上怎么办？地主家有专门催收债务的家丁。一警告二威胁三武力。一帮地皮二杆子暴力催贷者天天上门骚挠，今天往院内扔石头，明天砸窗户，后天点草垛，李四刘五能过片刻安宁生活吧？不能。怎么办？家有两亩祖传薄田，抵顶吧！这时候，一亩薄田的定价权在债权人地主手中，债务人没得选，几乎是被掠抢；没有薄田怎么办？黄世人与喜儿的悲剧就会上演。卖儿或卖女顶帐。即使这样，帐还是不够抵。

7、李四刘五成了真正无产者，或负债的无产者。出路在哪？两条路：要么举家外出乞讨，成为真正无家可归的流民；要么鉴定卖身契，祖辈给地主家做长工。

8、李四刘五甘心吗？十万个不甘心。在乞讨的路上，会发生十万种可能性，只要谁能给口饭吃，就会跟上走，比如上山当土匪，比如加入李自成的队伍，等等。那么在地主家当长工呢？被剥削被压榨被欺负，牛马般的劳作，忍辱苟活，如遇上一个周扒皮式的东家，脱层皮是肯定的。家无过夜之粮，居为草茅之所，贫病交寒，他们，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在死亡线上挣扎。

9、如遇天下风云有变，柴草遇到火星就会自燃，火遇到风就会燎原。李四刘五们会率先响应，造地主的反，革地主的命。为了生存，或改善生存。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小命一条，还不如赌一把撞大运，万一运气好，可能会吃的饱一些活的更好些。天下亿兆万民，象李四刘五者有多少？数不清。

10、说到底，种田的农民为何会造反？是民间高利贷也。是高利贷逼的农民没法活了。所以历朝历代都严打民间高利贷。象唐朝就明确了高利贷的利息标准。宋代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中，就有政府贷款济农的内容，意在抑制民间高利贷。可惜被歪嘴和尚念歪经了。

關鍵字: 历史 明朝 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