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賡問：“究竟有沒有研製導彈的條件?”錢學森肯定地回答：“有”
1953年，陳賡在軍事工程學院時，錢學森的兩位高足羅時軍、莊逢甘向陳賡院長介紹了錢學森教授的情況。陳賡聽了以後印象很深，他說，錢學森教授不僅有科學知識，是科學家，而且很有組織能力，他又願意回國。我們無論如何要盡一切力量和辦法，把錢教授動員回國。陳賡很快向周總理彙報了，總理非常贊同。陳賡和周總理的關係十分密切，陳賡是周恩來在黃埔軍校和上海地下鬥爭時期的得力助手。長征過草地時，周恩來當時病得很厲害，是陳賡和兵站部部長楊立三等用擔架抬著他走過來的。
這時，陳賡是軍事工程學院院長，又是副總參謀長。
1954年12月，彭德懷、劉伯承、陳賡等應蘇聯之邀請，秘密參觀蘇軍原子彈條件下的戰鬥演習，蘇聯的原子彈之父也參加了演習。參觀回來，陳賡說，我們軍事工程學院要籌建“兩彈“系，我們自己也要搞“兩彈”，要做好思想準備。
1955年1月15日，在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上，作出了發展原子能事業、研製原子彈的決定。4月，毛主席在《論十大關係》的報告中，再次強調：“中國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
1955年10月8日，經中國政府的嚴正交涉和周恩來總理的精心策劃安排，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教授衝破重重阻撓，終於回到了祖國，受到黨中央、國務院及各界親朋好友的熱烈歡迎。陳賡自始至終都給予關注。12月，陳賡邀請錢學森教授到東北，先後考察了鞍鋼、殲擊機廠、發動機廠等軍事工業，接著又去長春汽車製造廠、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參觀。哈軍工搞喀秋莎火箭炮的專家任新民，是留美的，一系搞發動機的專家梁守 也是留美的，同錢學森傅士都很熟悉。陳賡院長把任新民、梁守 等教授請來同錢學森教授一起座談。在東北、哈軍工考察完了以後，陳賡問錢學森教授：“究竟我們國家有沒有研製導彈的條件?”錢學森教授極為肯定地說：“有!”陳賡激動地說：“我就等你這一句話了!有，我們就馬上幹嘛!”
錢學森教授
陳賡回到北京，先到訓練總監部部長葉劍英那裡彙報情況。陳賡向葉帥提議，請錢學森教授講一講發展導彈的問題。1956年元旦那天，葉帥在三座門請錢學森教授和陳賡吃飯，錢教授介紹導彈和航空等方面的情況。中間，陳賡聽說周總理也來了三座門，就建議說：“我們先不在這裡講了。我們去見總理一起談吧。他現正在三座門，我把他請來。”葉帥一聽也很贊同。陳賡把總理請來，說：“錢學森教授要談談中國如何開展導彈研製工作。”周總理說：“在這裡就不要詳細講了，請錢學森教授寫個報告嘛!關於我國怎樣發展研製導彈的建議及其他等等方面。”陳賡院長說：“那好。”在周總理的啟示下，錢學森教授回去動手寫報告，直接送總理、國務院，題目是《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意見書》，對中國發展航空及火箭技術，從領導、科研、設計、生產等方面提出了建議。3月14日，周總理召開專門會議，決定成立國防部航空工業委員會，聶榮臻任主任，錢學森為委員。5月26日，周總理再次出席中央軍委會議，代表中共中央宣佈發展導彈武器的決定。
錢學森說， 中國人搞導彈比搞航空飛機還要容易。陳賡為之振奮
錢學森教授回國的時候，正趕上我國要制定12年科學規劃。中國的國防工業到底應該搞什麼?由於抗美援c的經驗，中國想發展航空飛機。中央軍委的意見就是要有制空權。錢學森教授的意見是：中國應該首先發展導彈，發展航空飛機固然重要，但趕不上發展導彈重要。因為導彈有很高的馬赫數，比聲速還要快，導彈的馬赫數可以到10，可以到20，是聲速的10倍、20倍。超音速飛機最多也就是兩倍。導彈打飛機，一打一個準，飛機打導彈，門都沒有。
全國12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的編制工作是陳毅主管。1956年的規劃會議上，中央軍委召開過一個小型會議，這個會議很重要，是由陳賡大將主持的，將航空方面的專家、材料方面的專家召集來開會。陳賡請錢學森教授在會上發言。錢教授在會上作了一個驚人的發言。他說，從中國人來說，中國搞導彈比搞飛機還要容易。他分析說，航空飛機的困難在材料，而材料問題的解決是靠經驗，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飛機的材料是重複使用的，要能經受長時間的考驗，10年、20年；而導彈的材料是一次性的。所以，導彈沒有尖銳的材料問題，導彈的難點在於看得清、打得準。他的結論是，中國人搞導彈比搞航空飛機還要容易!與會的各位專家聽了錢學森教授的發言，全場都為之振奮。陳賡更是由衷地高興。陳賡把情況彙報到陳毅、聶榮臻，他們也非常高興。又彙報到周恩來總理、毛澤東主席那裡，就這樣決策加速搞導彈。當時決策搞導彈是一個超前性的決策。這是科學家錢學森教授的功勞，是歷史性的貢獻，他使中國的導彈成功至少提前了10年。
中國兩彈事業舉世矚目
1956年7月，中央軍委正式批准成立導彈管理局(國防部5局)。10月8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宣佈成立，錢學森任院長。聶榮臻至少開了兩次會議。參加的單位有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北京航空學院、清華大學、機械部等。聶榮臻講，成立第五研究院，按照中央、國務院批准的錢學森教授的《意見書》，遵照周總理指示，準備從各單位調配人員。開始，會上沒有人發言。這時陳賡院長講話了，他說，搞導彈是非常重要的，成立機構是需要人的，我們軍事工程學院要支持，準備調任新民、梁守 、莊逢甘、盧慶駿、朱政等6位教授。會場頓時活躍起來，接著有人發言說，我們這裡知識分子不多，老知識分子就更少了，這是我們的“老母雞”，還準備靠他們“下蛋”呢，怎麼能夠調走呢。陳賡聽了這話很不愉快，接著又講開了，他提的原則很高，這是鞏固國防的大問題，有了導彈、原子彈，人家就會另眼看待你。
成立第五研究院開始是軍委下的命令，陳賡認為應該由國務院下命令，是國務院直屬的一個獨立的部門，部級單位。周總理同意了陳賡的意見。
五院成立了，接著就是配備幹部，黨政幹部的配備由陳賡親自抓，包括試驗靶場的領導幹部都是陳賡親自抓。他認為，建立一個單位，第一任領導幹部要選最好的，最優秀的。一個連隊，要把連長、指導員選最好的，一個團也是一樣，要把作風帶好，領導幹部疲疲踏踏的，部隊作風肯定帶不好。研究院要選能尊重科學、尊重知識，並願意為科技事業無私奉獻的幹部去。最後，陳賡把軍事工程學院的政治部主任劉有光調去當五院政委。
國防部第五研究院辦公樓舊址
酒泉靶場，陳賡大將親自點將調孫繼先去當司令員。核試驗馬蘭基地，陳賡把三兵團參謀長張蘊鈺調來當司令員。張蘊鈺至今對改變自己後半生命運的那次任命還記憶猶新：1958年8月初，在北京開會的曾紹山副司令員電話告訴他，說工作有變動，立即到北京去。於是第二天乘火車到了北京，當晚就同曾紹山去見陳賡副總參謀長，還沒坐穩，陳副總長就對他說，張蘊鈺，叫你去搞原子彈靶場，好好搞，建設好了交給別人，可以嗎?他當即回答說，行，服從命令。就這麼幾句話，張蘊鈺的後半生就發生了奇妙的轉變。對原子彈靶場的定點問題，張蘊鈺同萬毅經過實地勘察，認為離敦煌120公里太近了，會影響到人民的安全，也不利於對國家文物古蹟的保護。回到北京，在陳賡副參謀長召開的辦公會議上，張蘊鈺彙報了場地情況，陳賡副總參謀長說，那裡不好，另找一個地方吧。與此同時，蘇聯中型機械工業部部長也給中國寫信表示，敦煌不適合建場，建議將靶場中心區移至羅布泊地區。1958年12月，總參謀部批准了向羅布泊地區轉場的報告。1959年6月13日，總參謀部正式通知原子彈靶場改稱核試驗基地。
60年代初，軍委在廣州開會，陳賡副總參謀長向軍委領導提出：現在發現研究院有一種不正的風氣，什麼對外加工的事、有關行政方面的事務，都推到錢學森教授那裡去簽字，這怎麼能行呢?錢學林教授的精力是組織領導導彈的研製，其他事情不要推到他那裡去管嘛。錢教授提出的問題，你們只要保障好就行啦，其他事連讓他知道都不要，不要分解他的精力。我自告奮勇，去當五院的院長。這些扯皮的事我來管。
軍委領導考慮到陳賡的健康原因，沒有叫他去兼任五院院長，而是派了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兼任五院院長，空軍副司令員王秉章任第一副院長。但是陳賡的出發點是好的，就是不要干擾錢學森教授，要保障錢學森教授的要求得到實現。在這個問題上可以看出，陳賡自我犧牲的精神。他非常珍惜和愛護這些專家們，讓他們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搞科學研究上。
陳賡說， “自力更生”不是說不吸引別人好的東西……
1956年初，彭德懷元帥和陳賡大將會見蘇聯軍事總顧問時，提出了請蘇聯向中國提供火箭製造方面的圖紙資料等問題。
哈軍工舊址
1957年9月赴蘇談判代表團組成了，聶榮臻為團長，陳賡、宋任窮為副團長，成員有錢學森、李強、劉傑、萬毅、劉寅、王諍、張連奎，還聘請了二十幾名火箭、原子能、飛機、電子等方面的專家。然後去蘇聯，經協商起草簽訂了《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準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定》，簡稱《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經政府同意批准後於10月15日由聶榮臻副總理同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別爾烏辛簽字。還有具體化的《協定》(包括蘇聯應提供的材料、資料、實物等)，由副總參謀長陳賡大將同蘇軍副總參謀長安東諾夫大將簽字。
回國以後，陳賡根據中蘇簽訂的協議抓落實工作。他說，總的指導思想很簡單，就是“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不要相信“大公無私的援助”那些話。蘇聯給我們的東西，都是我們花錢買的。他們有許多資料不給我們，實驗室不叫我們看，有些東西不是現在的裝備，都是他們用過的，不是最先進的。當然，專家來了我們要好好關照，多知道和了解一些情況，總比我們自己重新摸索、研究要好嘛。“自力更生”不是說不吸收別人好的東西。美國的資料和技術我們也照樣用嘛。
陳賡大將去世
1957年底，聶榮臻召集會議，研究制定國防科技發展規劃，抓具體落實。會議上有些爭論，陳賡大將堅持“兩彈”第一，同工業部門有不同意見，爭論得比較激烈。1958年初會議結束後，陳賡就得了心肌梗塞，到醫院進行搶救。聶榮臻、陳錫聯來醫院探望陳賡，陳賡醒來的第一句話就說：某某的觀點是錯誤的，必須堅持正確的意見，不能讓步，還是要堅持“兩彈”第一。過不久，那位同志因患腦溢血猝死。陳賡聽到這個消息，心裡很難過。他說，這個同志是好同志，過去對黨有功!今後會為黨做很多的事，怎麼突然就去世了呢?這是他對身邊的秘書和工作人員講的。可以看出陳賡的品德和思想境界是多麼高尚。
1958年秋季，陳賡的身體稍好一些，他請錢學森教授兩次去軍事工程學院研究導彈專業的設置問題。10月份，陳賡副總參謀長邀請錢三強教授到三座門談話，陳賡問道：“搞導彈的事落後了，我們究竟能不能夠製造原子彈呢?時間能不能提早一點，請你說一說。”錢三強教授說：“我們的科技力量還是有的，但是設備上是核反應堆卡著脖子。”陳賡說：“咱們不是有個核反應堆嗎?”錢三強說：“那個核反應堆不能搞，要搞濃縮鈾的。”陳賡說：“我們自己能建造嗎?”錢三強說：“我相信我們國家能建造，但是要找一個地方建造，最好是上海。”陳賡說：“那你就提吧，我去上海找柯慶施同志解決。”錢三強說：“這還是個研究的問題，要一步一步進行。”
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軍委的報告，決定成立國防部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由聶榮臻任主任，陳賡任副主任。國防科委的成立，標誌著國防科技工作有了集中統一管理機構，從而加速了國防科技事業的發展。
1959年春天，中蘇兩黨關係出現裂痕，哈軍工還有一些蘇聯專家。為了繼續爭取他們的支持，陳賡特邀請一些蘇聯專家來北京。陳賡一身戎裝很高興地在家中接見了他們，給他們做工作。陳賡對蘇聯客人說：“你們來中國，我們是歡迎的，希望你們為中國多做貢獻，我們會感激他們的。”晚上，他和萬毅同志在北京飯店請蘇聯專家吃飯。
1959年，陳賡佈置軍兵種要搞導彈學校，提出計劃報軍委批准。陳賡說，因為軍事工程學院對各軍兵種包攬不下來，我們可以為他們培訓教師，毫不保留地給他們資料，各軍兵種自己都有實力搞嘛。後來，空軍、海軍、炮兵等各軍兵種的導彈學校確實都籌建起來了，籌建好以後，陳賡大將把報告提交到軍委討論批准。陳賡因操勞過度，第二次心肌梗塞住院，病情已經很嚴重了，陳賡還從軍事工程學院選調了一些科技幹部去各軍兵種。可以看出陳賡大將為發展“兩彈”事業是多麼地顧全大局，心情是多麼的迫切!
1961年3月16日，陳賡因心臟多次梗塞變形，不幸在上海逝世，年僅58歲。陳賡的逝世，是我黨我軍的一個重大損失，特別是我國國防科技事業的重大損失。
國防科委秘書長安東同志講，陳賡大將逝世太早了。他逝世的前一天在上海還解決了核反應堆加工的一些關鍵問題。安東同志曾多次講過，陳賡大將為發展中國“兩彈”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直到他逝世。
周恩來總理在廣州聽到陳賡病逝的消息，於3月25日經武漢趕回北京。當天，立刻前往設在中山公園的靈堂弔唁，並主持公祭大會。事後，周恩來題寫了3張“陳賡同志之骨灰”供陳賡的夫人傅涯選用。當鄧穎超將3張題字送到傅涯手中時，她感動得流下了流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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