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末“反清復明”組織形成以來，中國幫會作為民間秘密組織，於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因清朝的主流文化無非是考個科舉留個辮子而已，而黑社會“洪門”以明末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為精神領袖，開闢民族文化一種新的精神面貌，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顧炎武的“天下”並不是朝廷，而是中華民族的理念，也就是人要為民族大業而奮鬥而非跪舔朝廷，“反清復明”即是這種思想的實踐。
在經歷太平天國與清政府的戰爭後，中國的形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滿八旗勢力的名存實亡，地方上朝廷過分依賴漢朝官員與民間團練，令漢人在滿清朝廷中從狗升級成了人類，開始委以重任，而對抗朝廷的民間組織更為發展壯大，之後加入洪門致公黨的孫中山即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喊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然後海外民族抵抗力量又跟朝廷中的漢族權臣袁世凱勾結，才有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中華民國。
太平天國留給中國另一個遺產，即是一個富裕的上海，因戰爭中的戰場多在安徽，江浙等地，令原來勢力的徽商被打散，遷入江南，令江浙商人行會又遷入上海，原來的“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宣告沒落，海運逐漸代替內河漕運，而上海即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東方明珠。上海崛起以後，各路勢力錯綜複雜，有法租界，英租界（公共租界），各派軍閥互相角逐，然而在當時的中國，不管洋人，買辦，還是各路軍閥，都盯住一種貿易即是煙土貿易，也就是鴉片貿易，因為對於國民消費能力低下民智不開化的中國市場，唯有吸毒，賭博可以在上海迅速致富，對於這麼大一塊蛋糕的分配上，能分配多少直接決定了一個勢力的生存和地位的問題。
一.經濟條件
鴉片貿易不僅使得洋人發家致富，也改造了原本在漕運中收點保護費的黑社會，這個改革先驅，即是號稱三百年幫會第一人杜月笙，原本黃金榮作為法租界巡捕總探長，也染指鴉片貿易，但其處在食物鏈比較低的層次，當時英租界掌握了吳淞港口，鴉片主要從吳淞口上岸，然後合法清關，而對於鴉片貿易保護的武裝力量是英租界的沈杏山手下的“八股黨”。杜月笙年紀輕輕但知道鴉片貿易的重要性，故組織了由亡命之徒個“小八股黨”，在鴉片貨物入關前對其進行搶劫，有點英國靠搶劫西班牙商船起家的意味。
1919年萬國禁毒大會召開一年，北洋政府派緝毒大使來上海，對緝毒一籌莫展，杜月笙抓住千載難逢的機遇，先贈送緝毒大使100箱鴉片，然後“打小報告”，曝光了沈杏山的藏毒處，此小人手段令沈杏山被徹底打壓，索性讓出了對鴉片運輸的“保護權”，從此黃金榮與杜月笙人五人六地運作起“三鑫公司”（專做鴉片的貿易公司）來。販毒所帶來了巨大財富，也是這些流氓變成“聞人”的最基本的條件，後來還拉攏軍閥勢力一起參與進來分一杯羹，比如黃金榮誤打誤撞惹上的浙江督軍盧永祥。
二.社會人文條件
在今天的互聯網社會上，人們對“無效社交”越來越嗤之以鼻，而在民國時期，社會是資本主義外表，而老百姓依然是小農經濟的血骨，人情社會構成了整個中國的社會形態，在三百年中國幫會中，“義氣”是幫會會員之間的紐帶，這樣一種環境也是杜月笙“三碗麵”（人面，場面，情面）理論可以展開實踐的試驗田，大量從黃賭毒斂來的資金，被用於這些上海灘聞人的包裝上，他們身邊往往保鏢，戲子，跟班環繞，在鴉片貿易上軌道以後，為了讓鴉片貿易的保護更全面，黃，杜倆人吸收了有浙江武備學堂背景的張嘯林，望其提供軍政機關的官員的人脈，孫中山落難時，派蔣介石來上海炒股票，結果還是小屁孩的蔣介石一敗塗地，竟拜在了黃金榮門下，接受了救助，而杜月笙對於政治人物的“天使投資”也非常重視，其最為得意的一個政客朋友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戴笠。
所以黑社會形成的必須有龐大的黃賭毒的消費者，可以供養暴利產業，然後暴力產業要受到某勢力的保護，才能為黑社會組織源源不斷地輸血，從而爭取到優秀的年輕人，放棄正統的發展路子加入其中，形成黑社會的良性循環。
黑社會已經遠去，人情的關係網也被互聯網所取代，他們給中國人留下的重大遺產，即是對傳統文化的堅持以及對主流社會的頑抗精神，值得報以溫情與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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