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這場經貿摩擦雖然發生在中美之間，但反映的卻是發展中國家在當今全球經濟體系中與發達國家在國際分工、互動機制和經濟利益等方面不同訴求的衝突。
● 無論什麼形式的技術轉移，都不可能因為“強制”而產生持續的市場行為。美國政府把中美雙方在市場上理性的技術交易歪曲為“強制技術轉讓”，既不符合事實，也嚴重低估了包括美國企業家在內的外國企業家的智商。
● 現存的國際經濟規則體系雖然在某種程度上考慮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訴求，但從根本上是體現了發達國家的利益。隨著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產業鏈位置的前移，所遇到的阻力和打擊會越來越大。這或許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之後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階段難以邁進發達國家行列的一個重要原因，值得發展經濟學深入研究。
● 新的發展階段和新的發展環境，要求我們在自主創新的基礎上探索更高層次、更多元的開放模式，與世界上一切謀求發展的國家共同進步、共享繁榮。
發展經濟學是現代經濟學體系中唯一專注於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學科，它基於發展中國家的立場來觀察和分析問題，其理論視角是一種長期性的發展視角，而不是短期的經濟波動視角。發展經濟學特別關注經濟增長基礎上的經濟結構及其變遷。
對於當前的中美經貿摩擦，從發展經濟學的視角觀察，需要對三個問題做出回答：其一，發展經濟學從中美經貿摩擦中看到了什麼；其二，有沒有可能把中美經貿摩擦轉化為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其三，中美經貿摩擦給發展經濟學理論提出了什麼樣的新課題。
發展經濟學從中美經貿摩擦中看到了什麼
貿易逆差只是美國政府發動貿易戰的藉口，中美經貿摩擦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改變了中美兩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相對位置，為了維護“美國優先”，美國政府不惜通過發動貿易戰來遏制中國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進而削弱中國的國際經濟競爭力。
在傳統上，一種商品從原材料到最終產品所經歷的各個生產環節、銷售環節，即創造價值的整個鏈條都發生在一個企業內部。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價值鏈從單個企業的內部拓展到企業之間，進而跨越國界延伸到不同國家的企業之間，形成了全球價值鏈。全球價值鏈把世界各國的投資、生產和貿易緊密聯繫起來，實現了全球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增進了全球經濟福利。也正是因為全球價值鏈的存在，世界各國只有相互合作才能分享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紅利。
關於全球價值鏈中的國際分工，有三點值得特別強調：第一，一個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所處的位置，除了受該國資源稟賦及比較優勢影響外，與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越低，它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就越是靠近低端。第二，在全球價值鏈中相對位置越遠的國家之間，產業的互補性越強；相對位置越近的國家之間，產業的競爭性越強。第三，各個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並非一成不變。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位置逐漸向高端移動，其移動的速度取決於該國技術進步的速度和各行業技術創新的速度。
中國和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分別處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和中高端。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充分利用勞動力要素的稟賦優勢，在全球價值鏈的加工製造環節形成了較強的國際競爭力，成為“世界加工廠”。中國向美國出口的多為附加值較低、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的消費品和最終產品。美國則在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具有較強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出口中國的主要是飛機、汽車和集成電路等高附加值的資本品和中間品。也就是說，在發展初期，中美兩國在國際經濟關係中具有很強的互補性。這樣的貿易關係也符合發展經濟學的基本主張，即，以國際貿易推動促進經濟發展，謀求貿易順差以解決大量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並獲取國際資本緩解國內資本的稀缺。同時，以市場換技術，引進國際直接投資。實踐也證明，在低收入階段，以資源換技術，以市場換技術，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起飛的一項重要戰略。
然而，發展中國家不可能永遠固定在全球價值鏈的低端。隨著經濟步入中等收入階段，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不再豐裕，越過了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消失，資本不像發展初期那樣稀缺，技術進步也開始從主要依靠模仿轉向創新。根據薩繆爾森（2004）的邏輯，中等收入經濟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產業升級，必然會改變它在國際經濟中曾經擁有的相對比較優勢，使得它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向前移動。於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互補性減弱，而競爭性逐漸增強。
因此，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看，中美經貿摩擦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改變了中美兩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相對位置，為了維護“美國優先”，美國政府不惜通過發動貿易戰來遏制中國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進而削弱中國的國際經濟競爭力，最終阻斷中華民族復興大業。可見，貿易逆差只是美國政府發動貿易戰的藉口，與他們所指責的政府補貼國有企業也沒有直接的聯繫。正因如此，美國對中國加徵關稅的領域並非中國更具比較優勢的中低端製造，而是航空、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等高科技產業。至於美國在與中國的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中發生的技術轉移和技術溢出，則是國際經濟關係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經貿關係中客觀存在的正常現象。外商企業基於自身利益最大化考慮，通過訂立商業合同與中國企業建立夥伴關係，轉讓或許可其技術，從而在中國市場上獲得商業回報，是互利合作的理性選擇。無論什麼形式的技術轉移，都不可能因為“強制”而產生持續的市場行為。美國政府把中美雙方在市場上理性的技術交易歪曲為“強制技術轉讓”，既不符合事實，也不尊重包括美國企業家在內的外國企業家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嚴重低估了外國企業家的智商。
把中美經貿摩擦轉化為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
中國最有力的反擊，是通過制度創新推動技術創新，在新一代信息技術引領的工業革命中，加快製造業的智能化升級步伐，抓住全球價值鏈重構的機遇，促進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繼續前移。
改革開放使中國由一個農業國初步轉變為工業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然而，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尚未完成，要素稟賦、社會需求、外部發展環境等卻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今天的中國處於新舊發展階段轉折的重要關口。在新的發展階段，正當中國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轉換髮展動能，調整經濟結構之時，美國政府發起了針對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的貿易摩擦，嚴峻的外部環境會在一定時期內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形成約束，可能出現美國資本撤離、匯率波動、部分企業減產並影響就業等問題，但這些壓力會激發中國政府和人民謀求發展的力量、深化改革的決心。
首先，當前美國政府發起的旨在遏制中國產業升級的經貿摩擦，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我國諸多階層、諸多地方和部門的利益，這促使人們對理性應對經貿摩擦並提高中國經濟競爭力充滿期待，進而對深入推進改革充滿期待並達成共識。
其次，這些壓力促使我們丟掉幻想，告別低收入階段的經濟開放模式，探索新的經濟開放模式，在自力更生、自主創新的基礎上融入全球經濟。對外開放過去是、現在和將來仍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只不過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面對不同的發展環境，應該有不同的開放模式。在低收入階段，中國勞動力相對豐裕，但資本稀缺、技術與制度相對落後。因此，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以市場和資源換取資本、技術、管理經驗和先進制度，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主要發展戰略。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後，中國的資本相對充裕，而勞動力相對緊缺，人口紅利消失。
一方面，隨著勞動成本、土地成本與環境成本的快速上升，在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品市場，後發國家和地區對中國低成本優勢的挑戰日益嚴峻；另一方面，隨著中國與西方國家技術差距的縮小，“後發優勢”越來越弱，學習型技術進步模式正在走向盡頭，而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可能進一步削弱中國製造業傳統的競爭優勢。新的發展階段和新的發展環境，要求我們在自主創新的基礎上探索更高層次、更多元的開放模式，與世界上一切謀求發展的國家共同進步、共享繁榮。
最後，這些壓力更加堅定了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奮力前移的決心。當前美國政府發動經貿摩擦的一個重要企圖，就是將中國長期固化於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中國最有力的反擊則是，通過制度創新推動技術創新，在新一代信息技術引領的工業革命中，加快製造業的智能化升級步伐，抓住全球價值鏈重構的機遇，促進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繼續前移。中美經貿摩擦發生在我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期，我們要以此為契機，將摩擦所產生的衝擊轉化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動力，由此提高國際競爭力和抗禦國際市場衝擊的能力。
首先，切實推進改革，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前提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通過改善市場環境，完善競爭規則，讓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成為平等競爭的市場主體；通過進一步減稅，給企業鬆綁，讓企業煥發生機與活力；以切實的制度創新推進市場主體的技術創新。其次，進一步加大開放的力度，創新開放模式。開放過程中出現的發展問題，必須在開放中以發展的方式解決。一方面，加強與發達國家的合作，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改善市場準入條件，逐步開放金融業、高科技行業與服務業、高端製造業；另一方面，加強對周邊國家的經濟聯繫，深化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的全球價值鏈合作，形成兼具高層次和多元性的立體開放網絡。
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有任何國家都無可替代、也不願失去的龐大市場；中國是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有完備的製造業產業鏈條；中國是全球吸引外資第一大國和對外投資第二大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中國正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致力於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這些都是我們應對中美經貿摩擦、勇往直前謀求發展的信心之本和力量之源。
中美經貿摩擦給發展經濟學提出的新課題
西方傳統發展經濟學所倡導的、適宜低收入階段的以資源換資本、以市場換技術的開放理論和“雙缺口模型”等利用外資理論，不再適用於解釋發展中國家在中等收入階段的開放實踐，新的實踐迫切需要新的開放經濟理論與開放發展戰略。
這場經貿摩擦雖然發生在中美之間，但反映的卻是發展中國家在當今全球經濟體系中與發達國家在國際分工、互動機制和經濟利益等方面不同訴求的衝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這種國際經濟格局將是一種常態。其中，發展中國家面臨一些過去的實踐中不曾遇到、發展經濟學理論也未曾研究過的新問題，迫切需要發展經濟學做出新的分析和新的解答。
其一，分析和解釋發展中國家對外開放遭遇一些發達國家主導的“逆全球化”的現象。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經濟活動跨越主權國家界限，在全球範圍內相互融合的過程。近幾十年的實踐和發展經濟學理論都證明，發展中國家根據各自的國情理性地開放經濟，積極地融入經濟全球化過程，藉助經濟全球化釋放市場的力量，能夠極大地推動本國經濟的發展。然而，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陷入持續的結構性低迷，雖經近十年的調整也沒有迎來理想的復甦。在這種背景下，民粹主義抬頭、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升級，加之全球多邊機制不振、各類碎片化的區域性貿易投資協定紛紛登場，逐漸形成了一股“逆全球化”勢力。當前的美國政府基於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和“美國優先”原則發動中美經貿摩擦，是典型的“逆全球化”行徑。在這種國際環境中，發展中國家如何開放才能利用好經濟全球化的正能量並免受“逆全球化”勢力的摧殘，是發展經濟學必須研究的新課題。
其二，分析和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遭遇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的現象。工業化是一國的工業生產在國民經濟中逐漸取得主導地位的發展過程，是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前提和基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首先表現為以工業化為標誌的經濟結構變遷。縱觀二戰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歷程，2008年之前，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與發達國家的服務化、去工業化，在發展時序上呈非競爭性的互補關係。正因為如此，發展中國家開放經濟就意味著契合上了發達國家先行發展的齒輪，就能利用與發達國家經濟互補所產生的力量推動本國工業化進程。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暴露出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空心化”、過度金融化的弊端。因此，從2009年年底開始，美國等發達國家相繼啟動了重振工業的再工業化戰略。儘管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在發展時序上要高於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但是，兩者之間的互補性程度大大降低。如何積極應對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持續推動本國的工業化進程並實現經濟轉型升級，是發展中國家在新的發展環境下面臨的新課題。
其三，分析和解釋發展中國家產業升級直接遭受發達國家壓制的現象。 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所處的地位是不同的。一個經濟體從低收入階段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產業升級使得它在全球生產價值鏈中的位置從末端開始前移，從而會改變它在國際經濟中的相對比較優勢，也改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相對位置，因此，往往會招致發達國家打壓。發達國家不僅在經濟上、技術上具有先發優勢，而且主導著國際經濟規則的話語權。現存的國際經濟規則體系雖然在某種程度上考慮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訴求，但從根本上是體現了發達國家的利益。隨著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產業鏈位置的前移，所遇到的阻力和打擊會越來越大、發展的成本也會越來越高。這或許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之後，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階段難以邁進發達國家行列的一個重要原因，值得發展經濟學深入探究。
總之，中美經貿摩擦告訴我們，西方傳統發展經濟學所倡導的、適宜低收入階段的以資源換資本、以市場換技術的開放理論和“雙缺口模型”等利用外資理論，不再適用於解釋發展中國家在中等收入階段的開放實踐，新的實踐迫切需要新的開放經濟理論與開放發展戰略。
（作者：葉初升、唐晶星，分別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特約研究員，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6ZDA006〕的階段性成果）
內容來源：《光明日報》2018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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