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传入惠州，与罗浮山的历史分不开。在中国道教创立之前，就有不少方术之士逾岭来罗浮山活动。据传，最早在周灵王时，有浮丘公偕王子晋上嵩山，后适罗浮得道。至秦朝有安期生卖药东海，尝游览罗浮，采山涧菖蒲服之，时称千岁翁，返咸阳时还将罗浮山的情况告诉秦始皇。秦时还有桂父、霍龙，汉时有朱灵芝、阴长生、华子期、东郭延年等在罗浮修道。朱灵芝治“朱明洞天”、华子期治“泉源福地”，后来皆得道飞升。以上种种传说，皆出于《列仙传》和《神仙传》，可信程度有限。清杜光庭撰《历代崇道记》也载周穆王时，于昆仑、王屋、终南、青城、天台、罗浮等山前后度道士五千余人，在时间上均与道教创立于东汉后期有出入，可见这只是道士杜光庭出于对道教的一种信仰，但也反映出当时的岭南可能已有类似道教的活动。因此，道教正式进入罗浮山，应从东晋葛洪说起。
岭南地处南壤，地理形势自古以来有其独特之处，它背依逶迤五岭，面临浩瀚南海，山川秀邃，气象新奇。清代学者仇巨川在《羊城古钞》中赞曰：“五岭峙其北，大海环其东，众水汇于前，群峰拥于后，地总百粤，山连五岭，彝夏奥区，仙灵窟宅，山川绵邈，土野沃饶。”有着“仙灵窟宅”奇誉的岭南，为道教南传提供了适合扎根、衍播的地理环境。
长生成仙是道教的终极目标。许慎《说文解字》云：“仙，人在山上貌，从人从山。”刘熙《释名》也云：“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也就是说，仙乃入山不死之人，故成仙的关键在于栖身高山，炼丹修道。正如葛洪所说：“合丹当于名山之中，无人之地。”为此，崇尚名山的道教，总结出“上天遣群仙统治之所”的“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皆为求仙访道、修身养性乃至长生不死的好去处。葛洪在《抱朴子内篇·金丹》中强调名山之中皆有神仙居住，还有神异的药物生长，是炼丹的理想场所。他提到了许多道教名山，罗浮山即其一。
罗浮山闻名于中土，始于西汉初年。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陆贾奉使南越，回到汉廷后大加赞誉，“罗浮山顶有湖，环以嘉植”。屈大均云：“罗浮之名，自陆贾始言之，而后司马迁称之为南岳佐命。贾者，开辟罗浮之祖也。”
秦汉之际，岭南虽已被开辟为封建帝国的疆域，但封建王朝的统治长期局限在一些交通要道和郡县治所附近地区，其余大部分地区基本上仍处于无君主的部族状态，如淮南王刘安上书汉帝时说：“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表明古代岭南尤其是罗浮山，远离封建统治权力中心，是一块“山高皇帝远”的逍遥乐土。正如欧阳修所说：“所谓罗浮、天台、衡岳、庐阜、洞庭之广，三峡之险，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
虽然古代岭南作为蛮荒的边陲之地，远离封建王朝的权力核心，但因此也带来了社会环境较为安定的局面，与中原的政治动荡、战乱频仍形成鲜明对比。
秦末，中原罹难，“群盗”蜂起，陈胜、吴广的暴动，以及刘邦和项羽的楚汉争霸，战火纷飞，各地“诸侯起兵，独南海晏然”。秦亡时，南海尉赵佗乘机割岭而王，创立南越国，“称制，与中国侔”，他执行“和辑百越”政策，使“民夷稍稍安辑”，岭南免受战争的洗劫。
汉承秦制。西汉立国不久，即承认南越国的合法，“立佗为南粤王，与剖符通使，使和辑百粤，毋为南边害”，双方保持友好往来。在这种情况下，汉越无兵争流血之惨，而生灵也得免于涂炭。由于赵佗治国，“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社会得以安定。
岭南这种疏远封建礼教、社会较中原稳定的特点，既为百姓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生存环境，也为仙道修炼提供了一块净土，如牟子所言：“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能为长生辟谷之术的人，无疑都是修道之人，他们看中岭南的安定，慕名而来。如葛洪就是冲着岭南这块“化外之地”、“逍遥乐土”而南来。《抱朴子外篇·自叙》称他“正遇上国大乱，北道不通，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途隔塞……遂停广州”，先后两次进入罗浮山，从事炼丹传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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