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解讀：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四書集註》註釋：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宣王的意思是，這些逃走的都是不稱職的人，我本來就不瞭解而錯誤地提拔了他們，現在對他們的離去也不放在心上。因此就詢問如何先察知他們的無才從而不提拔他們。)
（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四書集註》註釋：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如不得已，說的是極端謹慎。尊敬尊長、親愛親屬，是禮的正常情況。然而尊敬和親愛的不一定賢能，這就必然要提拔和任用疏遠的賢人。這就使地位卑下者越過了尊貴者，疏遠的超過了親屬，這不是禮的正常情況，所以不可不謹慎。)
（在血權佔統治地位的時代，血緣關係是最好的維護地位和利益的紐帶，所以孟子認為只要親屬、尊長有足夠才能，首先要使用他們；只有他們不成器的時候，才能使用血緣關係疏遠的賢能之輩。孟子的見解，在血權時代是比較先進的，至少比任人唯親的觀念要強得多。但在財權佔統治地位的現代社會，由於有資本權利、股權和法治可循，地位和利益不因血緣親疏而存在被削弱的風險，因而首先要用賢能，賢者居上、能者獲利才是佔統治地位的紐帶）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四書集註》註釋：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倖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近臣所說的話不可全信。諸位大夫的話，應該是可信的，然而還是怕他們被私念所蒙蔌。至於國內一般民眾，他們的議論是公正的，然而還是必須考察，因為有那種喜歡和世俗同流而得到大家擁護的人、也有見解獨特而被世俗所憎惡的人。所以必須親自考察，並親眼看到他是否真的賢能，然後再決定是任用還是捨棄。這樣就能對於賢能者瞭解得深入，可以付託重大責任，而那些無能的人就不能僥倖進升。所說的如不得已時就進用賢才，就是這種情形。）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四書集註》註釋：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不單是用這種辦法進用或者辭退人才，至於判案用刑，也可用這個辦法。這就是所說的“天命”、"天討”，都不是君主可以憑私意隨便處理的。）
（從此段可以看出，孟子對群眾的判斷力雖有警惕，但仍過於理想化了；至於宋儒說的用刑也要採納群眾意見，純粹是胡扯了。受時代所限，他們不知道現代民主社會和法治社會是如何運作的，也可以理解）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四書集註》註釋：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大學》說：“民眾所喜好的就喜好它，民眾所憎惡的就憎惡它，這就叫作民眾的父母。）
（很明顯，這種說法也過於高估了群眾的判斷力和認識水平）
白話譯文：
宣王問孟子：“我怎樣識別哪些人沒有才幹而不任用他們呢？”
孟子說：“國君進用人才，如果不得已，將會使地位低的超過地位高的，關係遠的超過關係近的，對此能不慎重嗎？（對於一個人，）左右侍臣都說他好，還不行；大夫們都說他好，也還不行；全國的人都說他好，這才去考察他，見他確實是好，這才任用他。左右侍臣都說不行，不要聽信；大夫們都說不行，不要聽信；全國的人都說不行，這才考察他，見他確實不行，這才罷免他。左右侍臣都說可殺，不要聽信；大夫們都說可殺，不要聽信；全國的人都說可殺，這才考察他，見他確實可殺，這才殺掉他。所以說，是全國的人殺掉他的。這樣，才可以算是百姓的父母。”
閱讀更多 天天學國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