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廣孝像
姚廣孝，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明朝政治家、佛學家，文學家，“靖難之役”的主要策劃者，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黑衣宰相。觀其一生，從醫家子到佛弟子，再到名傾天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留下了許多耐人尋味的地方。
出家為僧
姚廣孝生於1335年，1348在蘇州妙智庵出家為僧。1個14歲的少年，作為“醫家子”，家庭條件優越於農家子弟，即使不商不仕，子承父業也衣食無憂。那麼姚廣孝為什麼出家為僧呢，這也許與當時僧人的特殊地位和科舉制度關係密切。
無論哪個封建王朝，藉助“君權神授”的宗教思想成為了統治者鞏固民心的基本做法。成吉思汗西征南戰時期，為取得對異族的統治、排除阻力，曾對各宗教採取普遍接納的政策，大力扶持和保護各種宗教，從而使各教享受了與眾不同的待遇。《蒙古史》記載：“成吉思汗法令，殺一回教徒者，罰黃金四十巴里失；而殺一漢人者，其償價僅與一驢相等。”蒙哥統治時期，曾下令免除僧侶徭役，僧侶在經濟上和法律上的特權也可見一斑。
元初開始，把帝師作為全國最高的宗教領袖，忽必烈任命八思巴為帝師之後，後期的統治者皆效仿此舉。不僅有帝師之高位，還有其他教派的也受到統治者的尊敬，從而形成了僧貴僧官多在扼要之地擔任要職的局面，僧侶在國家官職中佔據著特殊地位。
1341年，元順帝啟用脫脫為相，脫脫恢復了伯顏廢黜的科舉制度。但元朝的科舉制度實則從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才開辦。元代科舉分地方的鄉試，和在京師進行的會試及殿試。只考一科，分左右榜，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應考（忽必烈時期，將全國劃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個等級）；鄉試時只考兩場，要求較簡單；左榜供漢人、南人應考，鄉試時考三場，要求較嚴格。鄉試、會試考獲名單俱按種族分配。且鄉試和會試的程序規定：蒙古人、色目人第一場從《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等“四書”內出題考經義，再根據時事出題考對策；漢人和南人除了這些內容外，還須加考賦與雜文各一篇。待遇方面，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考題難度較低，考試也少一場，但授官級別卻比漢人、南人進士高。而且蒙古人、色目人如願參加與漢人、南人同樣難度的考試，中選後更加一等授官。這無形中堵塞了漢人學子的仕途。
所以姚廣孝出家為僧，由僧致仕是符合當時的大環境的。
以劉秉忠為榜樣
劉秉忠像
劉秉忠（1216年—1274年），邢州（今河北省邢臺市）人，祖籍瑞州。元代政治家、文學家，精通術數，元大都的規劃設計者，奠定了北京市最初的城市雛形。身逝後，劉秉忠初諡“文貞”後諡“文正”。忽必烈評價劉秉忠：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險艱，事有可否，言無隱情。又其陰陽術數之精，佔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劉秉忠十三歲在帥府做人質，十七歲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後棄官隱居於武安山中，若干年後，被天寧寺虛照禪師收為徒弟，再為忽必烈所用，拜為光祿大夫，位至太保。劉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其深入研究《易經》《經世書》，在忽必烈的評價中，劉秉忠最大的本事是陰陽術數。
某日，姚廣孝去慶壽寺拜偈劉秉忠塔，寫下了這樣的詩句：“良驥色同群，至人跡混俗；知己苟不遇，終身不怨du;一朝風雲會，君臣自心腹；大計業已成，勳名照簡牘。”在古人看來，“高山流水遇知音”“知己難尋”是常有的感慨。詩中，姚廣孝把劉秉忠比作“知己”。
《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列傳第三十三》中載，相者袁珙見之曰：“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流也。”道衍大喜。道衍就是姚廣孝的法號。
劉秉忠與姚廣孝死生相距61年，姚廣孝不會不知道劉秉忠是什麼樣的人物，所以才有“知己”的感慨和“大喜”的表情。且姚廣孝“事道士席應真，得其陰陽術數之學”以及繼續修建北京城既是在模仿劉秉忠成功學也是在繼承劉秉忠的未成之業。很難說，姚廣孝不是以劉秉忠為榜樣。
鼓動朱棣奪位
朱棣像
《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列傳第三十三》：道衍遂密勸成祖舉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乃進袁珙及卜者金忠。於是成祖意益決。陰選將校，勾軍卒，收材勇異能之士。
《明史·成祖本紀》：建文元年夏六月，燕山百戶倪諒告變，逮官校於諒、周鐸等伏誅。下詔讓王，並遣中官逮王府傣，王遂稱疾篤。都指揮使謝貴、布政使張昺以兵守王宮。王密與僧道衍謀，令指揮張玉、朱能潛納勇士八百人入府守衛。
都是《明史》所載，在密謀奪位方面姚廣孝一主動一被動，但不管主動還是被動，姚廣孝參與“靖難之役”謀劃及實施是無可非議的。
雖然《明史》是清朝纂修，但“臣知天道，何論民心。”這句話確實是姚廣孝一生為官為事的高度總結。
洪武中，詔通儒書僧試禮部。姚廣孝不受官，賜僧服還。經北固山，賦詩懷古：“譙櫓年來戰血幹，煙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帝業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其儕宗泐曰：“此豈釋子語耶？”道衍笑而不答。此時的姚廣孝，胸中所想的，正如詩中所寫，像劉秉忠那樣，定國立勳。然而，明朝初定，整個皇朝逐漸煥發出朝氣，政治清明，生產發展，社會穩定，人民生活好轉。其時，姚廣孝感慨想做劉秉忠式的人物也許是沒機會了，內心落寞，但政治野心可見一斑。
機會總是給有準備的人。馬皇后去世，請高僧陪侍諸皇子為馬皇后祈福。經好友僧錄司左善世宗泐的推薦，廣孝侍燕王朱棣。二人情投意合，相見恨晚。一日，廣孝神秘兮兮地對朱棣說：“我想送您一頂白帽子。”燕王朱棣聽後嚇出一身冷汗，他知道自己身為親王，再戴上白帽子就成皇帝了（白加王為皇）。後面，姚廣孝又把袁珙（擅長相人）、金忠（擅長占卜）拉到朱棣身邊，一起忽悠朱棣，加上建文帝削藩，也就有了後面的“靖難之役”。姚廣孝也實現了其所謂的“臣知天道，何論民心”。仔細想來，所謂天道不僅僅針對朱棣，也針對自己吧。
拒不還俗
成祖即帝位，授道衍僧錄司左善世。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獨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轉戰山東、河北，在軍三年，或旋或否，戰守機事皆決於道衍。道衍未嘗臨戰陣，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為多，論功以為第一。永樂二年四月，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其姓，賜名廣孝，贈祖父如其官。帝與語，呼少師而不名。命蓄髮，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帶而朝，退仍緇衣。
我們知道，劉秉忠後來是還俗為官了，朱棣即位後，姚廣孝不還俗、不接受少師稱呼、不接受封贈，還是住在慶壽寺。究其原因，不外乎：一是想與劉秉忠道同而不同。劉秉忠雖然功高，但畢竟是助外族得天下，如果全盤照搬劉秉忠的人生歷程，那落個劉秉忠第二的名聲，是姚廣孝不願意的。二是有功而不居功。狡兔死走狗烹，朱元璋火燒慶功樓事件猶在，朱棣也不是善茬，姚廣孝明白自己一旦再有政治野心，那將是劉基第二了。三是不願留下罵名。當時再有功勞，也要留給後人評說，造反就是造反，造反而不改茹佛初心，不接受封贈，那造反就不是為了做官和財富。然而，後人還是如是評價其：佛門少了一個有為的弟子，天下多了一個治世的能臣。姚廣孝在世人心中，雖在佛門卻在官場。
第一次寫歷史人物，觀點及表述如有不妥，歡迎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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