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 《四十年前的一段往事》 】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感谢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福祉
--- ---《 四十年前的一段往事 》
1978年，我在中共临沂地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任主持工作的副科长。
我是1975年在临沂地委两次下调令后，从沂源县委党校理论教员的位置上调来临沂的。我之所以对上调不那么积极，是顾虑我母亲的生活问题。我母亲年轻守寡，膝下只有我一个独子，一直住在沂源县李家庄老家里。我爱人是小学教师，和其他教师一样，按照文革中“侯王建议”一律回本村教学。她于是回到了我村李家庄小学任教，同我母亲住在一起。我深知我母亲不愿离开她辛苦“把结”起来的那个家。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全党强调加强组织纪律性。我按照地委第二次调令“必须于九月底前报到”的要求，于九月二十九日，只身来到临沂地委宣传部报了到。到今天整整四十三年了。
1977年，我的大儿子在李家庄小学一个“戴帽初中班”读中学。没有外语课，整个教学设施和学习条件之差，可想而知。我便把他接到临沂一中读书。我们爷俩住在临沂地直武装部借给的一间房子里。我40元的月工资，机关食堂里的菜也吃不起。当时萝卜最便宜，我们爷俩经常炒萝卜条子吃。他只有两条质地较差的裤子，裤腚经常磨出洞来，我须不时给他找裁缝补裤腚。我也没有多余的衣服。那时做衣服买布得有布票，而每年每人发的布票又很有限，我这个大个子的人还不够做一身衣服的。我和机关上的许多同志一样穿着有补丁的衣服上班，大家都习以为常(当然也是无可奈何!)，当时我有个女同学在地区纺织品站工作，（当时行政区划，临沂是“地区”，1995年改为市。）她曾对我笑着调侃：“呵呵，穿着补丁衣服当地委宣传部啊!”她近水楼台，有一次弄到了一块残次品“涤卡”布，这块蓝色的“涤卡”布有一处地方有几条灰白条杠。她把这块布给了我，我做了一件上衣。裁缝也很会办事，把那有灰白条杠的布做在袖子上，不大影响大观。于是我平生便有了最高档的一件上衣。我对这位同学还是满感激的。
1978年秋天，地委成立“农业学大寨郯城工作团”，我是其中一员。我接到通知犯了难：我去了郯城县后，在临沂上学的儿子还小，生活怎么办?把他再送回沂源县老家去，那对他的学习将产生很大的影响。于是我决定回沂源县去搬家。我回去小心翼翼地对我母亲说了这个情况。果不出所料，我母亲坚决不去临沂，她坚持让媳妇和孙子都去临沂，她留在家过生活。她说：“我身体很好，在家没有问题，你们不用担心。”最后，没有法子，也只好这么办了。
一天，我搬家的小货车来到地委大院宣传部办公楼前，办公室的几个棒小伙子跑下来要帮我搬家具。他们到车上一看傻眼了，车上除了一张我村一个老木匠打造的粗笨的地八仙吃饭桌算是一件像样的家具外，就是几个纸箱子、茶叶篓子装的铺盖和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还有一盘烙煎饼用的黑糊糊的铁鏊子和几个木头板凳。还有一件谁都叫不上名字的怪模怪样满是窟窿眼眼的铁皮东西，那是我在沂源县托人从一个造子弹的三线厂子里买来的几张废料铁皮，自己用铁丝把它拧缀成的所谓“橱子”。
我们住在了地委宣传部办公楼东南角的两间防震棚里。我同爱人和两个小儿子来到了我和大儿子住的地直武装部那间房子。大儿子见到他母亲和两个小弟弟，高兴得不得了。他两个小弟弟也不安分，东翻西找的，看到锅子里有几块灰糊糊的东西，以为是炒的肉，便抢着拿筷子夹来吃，接着他俩便伸长了舌头做着鬼脸。原来锅子里是大儿子自己炒的萝卜条，因刀功不好，切的萝卜条不成形，使他两个弟弟误以为是肉块。这是个很好笑的场景，但我和爱人笑不起来。(我很感谢地直武装部的同志们，他们借我一间房子，让我白住了四年。)
我们一家除了老母亲在老家外总算团聚了。我们围坐在地八仙饭桌边一起吃饭，那时每顿饭只有一个菜，放在桌子中央。一个秋冬就是一大碗炒萝卜条，是用一点肥猪肉卤了油炒的，里面有几小块卤油后的肉“脂渣子”，这点东西是孩子们的最爱，每每都抢着翻找这点东西。我要求他们各人只能夹自己面前碗中的菜，于是他们用筷子从自己面前的碗边打洞子找那点东西。我和爱人看了都哭笑不得！
那时，买什么东西都要用票证。一个月每人发一斤四两的肉票，那时没有食油吃，每次去买肉时，都陪着笑脸央求卖肉的同志多给点肥的，好卤油炒菜。
吃粮要用粮票。每人每月按年龄发不同量的粮票，用粮票到机关食堂买成饭票买饭吃。1978年，我三个男孩子，一个七岁，一个九岁，一个十五岁。他们肚子里没有油水，简直是三个瘪瘪着肚子永远喂不饱的“壳郎猪”。一次小儿子喊饿，到了开饭时问，给他5个馒头票到很近的机关二食堂买饭。一会儿回来了，拿回来3个馒头。问他怎么回事，他说，那两个馒头他在回来的路上吃肚子里了。我们无法说他什么，只有沉默。凭票供应的粮食根本不够吃，我们只好到社会上买高价粮。1978年我们买高价粮一千多斤。我和爱人的工资合起来一共90来元，这是长了一次工资后的数额（1977年以前，十五六年没长过工资），本来一家老少六口人的用度就拮据得很，加上买高价粮，那真是捉襟见肘，花一分钱也得掂量一番。
高价粮买回来以后，我爱人用水把它淘净，装到一个水桶里泡半天。我把这个水桶绑到自行车后座上，骑车到南坛村的小钢磨坊，加工成煎饼糊子，再把装糊子的桶绑到自行车上一步步推回家来，因为骑着走就会把桶里的糊子晃荡出来。我爱人在家防震棚前的院子里把鏊子支起来，用从地委大院里收集来的树叶子做烧柴，舀着我推回来的糊子烙煎饼。孩子们吃着烙出来的煎饼，高兴得一蹦一跳的。
那年代买什么东西都要票证，可是机关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每到中秋节、春节，各单位办公室的同志各显神通，弄些不用票证的食品来，卖给本机关人员，以丰富大家的节日餐桌。1978年中秋节就要到了，办公室的同志对我说：“有啤酒，你不买吗?”那时，我真想尝尝啤酒啥味儿，但囊中羞涩。我犹豫了一下，终于鼓起勇气说：“买一瓶吧!”办公室的那位同志以为听错了，瞪大了眼睛看着我问：“买几瓶?”我又重复了一句买一瓶吧!。他弯腰去拿酒，低着头无可奈何地说了句：“买啤酒哪有买一瓶的哟!”我装没有听见，一言不发，拿着那瓶啤洒径直回到住处。我回去便把那瓶啤酒打开喝了一口，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尝到啤酒味儿。不过我对它的第一印象不好，我觉得还不如我们喝过的地瓜干酒好喝。现在的人们看到这一节会觉得很好笑，可那时直到今天，我真的笑不起来！
1978年搬家来以后，我在沂源师范读书时的校党委书记赵明堂同夫人来我家。他们看到孩子们的穿着都比较寒碜，回去便把他们两个儿子长大已经穿不着的衣服全找出来送了过来，大大缓解了我这三个孩子的穿衣问题，真是帮了大忙啦，他们的恩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那时，能吃饱穿暖就是最大的祈盼。像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这样，不仅衣食无忧，而且还挑肥拣瘦，吃好穿好。那简直是连想也不敢想的天堂生活啊！
地委农业学大寨工作团团部设在郯城县北部一个公社驻地沙墩村，我是团部的一员。这个村紧挨着206国道，也是临沂去郯城必走的大道。虽说是国道，也只是挖路沟筑起的土公路，只有两车道宽，村旁的路沟很深。有一天，下雨路滑，一辆解放牌卡车把迎面跑来的一辆小驴车撞下了路沟。人和驴都受了重伤，车子也撞坏了，其状很惨。现在这样的土公路已经看不到了。
天渐渐冷起来，有一天飘着雪花，我们团部的同志分头下去走访。我到了离公社驻地不太远的花马屯生产大队。那时的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生产大队一般就是村子。大队党支部书记是一个很纯朴的中年男子，穿着露着棉絮的破棉袄。我要他领我们去看个“五保户。”当时政策规定，对那些失去劳动能力又无子女的老人，村里保吃、穿、住、医、丧等生活问题，这些人家就称五保户。他领我们到村旁一个打谷场边上的一间土坯房子前，这房子原是放打场工具等什物的“场院屋子”，现在住着一位五保老汉。这屋子有门口，但没有门，门口边挂着一条不知从哪里捡来的不规则的小铁片连缀成的链条，这可能就是晚上老人睡觉时斜挂起来的大门。进屋一看，没有床铺，只有一个麦穰草堆，草堆里面有一个人能蜷缩在里面的窝坑，老人晚上就这样睡在里面。在墙边有一个用几块石头支起来的破小铁锅，里面还有几块黑糊糊的煮瓜干。看了这情景，我一阵心酸，一头怒火便涌了上来。我声色俱厉、“理直气壮”地把这位支书狠批了一通。这位支书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他又领我们到村里几户人家看了看，见到一个三十来岁的男青年，穿着一件多处露着棉絮的破棉袄和一条打着补丁的单裤，光棍一条。进到他屋子里一看，有张床，床上有张破席子，上面只有一堆连不成片的棉套索罗子。其他几户，也大同小异，基本上是家徒四壁。
回到团部，几天来我一直心情沉重，眉头总也舒不开。一是我为农民生活如此穷苦感到十分痛心难过。二是我陷入了严厉批评那位支书的深深的自责之中。当时村子里种什么不种什么完全听命于上级，他们哪有什么自主权。村子穷，能只怪罪基层支书这个人吗？难道我们这些“上级”不更应该担责吗？我真想能有机会向那位支书道个歉。
这一片农村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扒沟种棉花！”上级指令他们挖沟造台田种棉花，这是没有效益、白费力气的活儿。这里不是传统的植棉区，种棉花不是这里农民的拿手活儿。种一亩棉花，辛苦一年收获的棉花，一算账还不够买农药的钱。这样，他们怎能不穷?不种不行，他们怎能不怕?！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登载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报纸一到团部，大家便争相阅读。看完公报，团部的几个人几乎同时喊了一句话：公报怎么没有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呀!多少年来，无论大小文件、报告，没有不写“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句话的。这次公报没有写“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大家感到惊诧是很自然的事情。大家吸着烟，在反复地看公报，议论公报。当时抽的都是一些劣质烟草，什么“小鱼”牌的，“大众”牌的，九分钱一包，买烟似乎还要香烟票。一位被烟呛得咳嗽的同志突然大喊了一声：“我们今天开始戒烟!”当时大家高兴，都一致响应。从此我们团部办公室便成了无烟室。但是，后来有的同志“复辟”又抽起来了。然而，我从此彻底戒了烟，这是我参加地委农业学大寨郯城工作团的一个额外收获。
大家在反复地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大家欣慰地感到：世道要变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就要到来了!
(2018年9月29日完稿)
作者 李祥栋 简介：
1941年出生于山东省沂源县。历任临沂地委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地、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临沂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主编有《沂蒙精神颂》、《振兴沂蒙之光》等书，合作主编有《论沂蒙精神》、《沂蒙精神研究》等多部专著。出版文集《思辨 独白 放歌》上中下三卷，纪实散文集《旅美见闻》，编著感悟随笔《动物启示录》。出版《李祥栋草书千字文》、《意临孙过庭《书谱》》、《唐宋诗词名篇草书》、《五体书中国格言扇面》等多部书法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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