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99年考取律师资格，2005年开始从事兼职律师，如今算来也十几年了。期间有过很多成功的案例，刑事无罪，民事行政诉讼胜诉，再审翻案，但也有一些让我感到无力、挫败的案子，甚至有些事过多年，仍心绪难平。在当下的法治环境下，成功或许只是我的运气好，而失败，却有时带着制度性的烙印。
比如，五年之前，我接手过一个特别棘手的案件，周禄宝涉嫌敲诈勒索案。该案在侦查阶段就被央视先入为主地作为典型报道，当地公检法态度高度一致，就是想让犯罪嫌疑人认罪。但是周禄宝一直喊冤，拒不认罪，要求做无罪辩护，难度可想而知。很多知名大律师都拒接该案，周禄宝的朋友和女朋友辗转联系到我，恳请我代理。
我会见周禄宝时，也跟他分析过无罪和认罪的利弊，但他认为，自己是被那些打着宗教旗号的假和尚假道士欺骗，多方投诉无门，只是在维权的过程中被他们设套，双方协商用一定的赔偿解决问题，并没有敲诈勒索的故意和行为，因此一直是零口供。他在看守所被关了三年多后，一审才开庭。我按照其委托，从案件事实以及法律角度为其做无罪辩护。
我还记得五年前那个冬天，就在我生日前一天，我身体状态特别差，回到酒店吐了一大盆污秽，几乎倒下。但我还是强撑着开完了紧张异常的庭。开庭的效果应该还是不错的，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法院还是因周禄宝认罪态度不好，下了重手，认定其敲诈勒索十万，判了其五年。而当时敲诈勒索五十万的陈永洲，因为认罪态度好，只判了一年半。
我至今认为，这个案件的定罪量刑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当时的大背景是，两高出台司法解释，严惩利用互联网造谣传谣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的大V，处理了一部分人。但周禄宝的案情比较特殊，他被重判的背景，一是他得罪了当地以寺庙为敛财手段的一些利益团体，二是实名举报当地的地方官员受到打击报复，两者合力，借着上面的运动形势，私仇公报了。
周禄宝当时有一位青梅竹马的女朋友，本来都准备结婚了，却因周突然被抓而不得不四处奔走。周禄宝案当时局势不明，外界压力很大，一个弱女子以自己瘦弱肩膀扛起两个家庭重担，并在周被判五年的情形下，依然坚持等他出狱，让我动容。在这个动辄出轨和劈腿的时代，如此重情重义，实为难得。周禄宝有罪无罪撇开不说，有人始终不离不弃地痴痴等他，也算有福分了。
今天偶然看到周禄宝出狱后写的文字，有感而发。我需要纠正他文中的谬赞，我不是知名大律师，只是负重的法律人。我只希望公检法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要坚持有罪推定，讲求程序公正，让他们可以获得一个公平的审判。否则，像周禄宝这样执着的人，当初不认罪，出狱之后也必然会走上漫漫申诉上访之路。虽然我一直在劝解他，希望他可以重新开始生活，但我实在不能保证，那些认为自己蒙冤而不服裁判的人，会不会成为新的隐患。
下面是他发在网上的文章，文中可能存在偏差，但我没有改动。
周禄宝：北京城里有一位叫“吴法天”的知名律师
五年前，我一直在酝酿，将来有一天，我要活着回来，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的律师吴法天》。漫漫五年，对于自由的人而言，也许就是那么一晃的光景，总感觉时光飞逝。可是，对我而言，这五年，是一种深深的煎熬，夹杂着太多太多不为人知的心酸和悲情。
第一次会见吴法天律师的时候，是在苏一看，那时候我已经一年多没有理过头发了，扎着长长的鞭子，我探身上前，隔着那森严而又冰冷的铁窗，与外面的他握手。趁着我翻阅委托协议书的空隙，他掏出手机给我拍照，说是家属叮嘱“一定拍一点视频带出来，给外面的亲人看一眼……”
“只想看一眼，亲人活着的样子，只想看一眼，亲人现在的照片，不管好与不好，仅仅只是简简单单地，看上一眼。”后来，我时常会想起那天会见中，吴法天律师急匆匆拍照时的情形，感觉他好像在很认真地执行一项重要的绝密任务，一项来自于当事人家属、亲人的重大嘱托。作为亲身经历过这一劫难的我，完全有资格评定吴法天律师：“他始终把当事人家属的期望和来自于当事人亲人最基本的要求，悉数记录在温暖的心墙上。”
有一次，我写信给身边的亲人，要求中途额外会见一次吴法天律师了解一下案子进展，收到消息之后，吴法天律师马不停蹄直奔苏一看，我记得很清楚，那天站在我面前的吴律师，穿一件白色的短袖，露出的两个胳膊黑黝黝的，脸庞上也是一片劳累的焦黄，现在想来，我感觉非常非常的痛心他当时的不容易。那一年，我记得是炎热的夏天，心急火燎的我，忘了当时的天地，忘了时空的存在，只关心着自己活着回来的那一天，极少能体会到外面奔波的律师、亲人，有多么的辛苦。
吴法天是一位非常敬业、非常勤奋、非常细腻的优秀律师。代理我的案子以后，他安排助理将厚厚的卷宗材料，切割成了书本大小方便随手携带翻看的“小本本儿”，看上去极精致。吴法天律师用真名吴丹红写过一本书，叫《用证据说话》，也许，这本书，可以教我们学会用证据去定义具体事，用理性和柔和的眼光，看待眼前的世界。
“吴法天”实际上只是一个网名，他真正的名字叫吴丹红。五年前，北京很少有律师愿意代理我的案子，只有这位叫吴法天的知名律师，他站了出来，坚持依法为我做无罪辩护，陪伴我一路走到了漫长的“终点站”。从2014年到2018年，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帮助我的脚步，即使是中途随着结案而自动解除委托关系了，他仍然通过我的亲人为我邮寄了长达十多页的“三聚氰胺维权之父郭利案”再审无罪参考资料。
写到这里，我早已泪湿双眼，模糊的视线再一次把我拉回到了五年来那些坎坎坷坷“一路有你”的难忘岁月。这一路上，有一位亲人，几乎为我付出了半条生命，还有一位活跃在网络社区的知名网友——布衣，他几乎是倾其所有才智和火热的笔墨，为我呼吁，为我呐喊，为我鸣不平。而跟我只有一面之缘的“黑皮四卦”，这位河北的知名网友，和清哲木、沈阳九龙等大名鼎鼎的知名博主，一路上坚持为我呼吁、声援。只因“一路有你”，我才能够活着回来跟你们说一声“谢谢”，谢谢所有当初关心过我的每一位热心的网友、朋友、亲人。
在当时特殊、复杂、险恶的情况下，吴法天律师坚持以法律为准绳、用事实和证据说话，他不畏强权、坚定不移地依法为我做无罪辩护，也让我深深感受到了坚持的意义。他曾经在法庭上大胆地质问检察官:“符合逻辑吗？”问得江苏省昆山市检察官王海东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后来，官方有一些重量级的专业人员亲口谈论:“吴丹红辩护非常精彩”“吴丹红这个律师很有名气”。
五年以后的今天，我终于活着回来了，我身边的亲人曾经告诉我：“我是幸运的，在当时那种环境里找到了吴法天律师。”我想说，我也是幸运的，只因“一路有你”。
（案发前的周禄宝）
周禄宝案辩护词
尊敬的法官：
这是一场等待了太久的审判，也是本不该进行的审判。今天坐在被告席上的，本来应该是那些利用宗教场所进行诈骗的神棍、幕后老板，以及那些肩负管理这些寺庙的主管领导和官员们，而不是这个只是用自己手中的笔写文章进行维权的王海式“刁民”。作为被告人周禄宝的辩护人，我支持公安部门打击网络造谣诽谤和敲诈，但周禄宝的案件却与那些案件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也构成了我接受委托的基础，我希望司法能给他一个公正的审判。通过多次会见、阅卷以及这两天的庭审中的法庭调查，结合周禄宝本人的意见，特提出以下无罪辩护意见：
首先，辩护人认为这是一起因被告人上访引起的公权力报复案件。所谓的周禄宝敲诈勒索案，实际上是以周禄宝涉嫌散布恐怖信息罪刑拘的，刑拘后却没有以该罪进行指控，而是先抓人后找证据，找到了周禄宝三年前已告终结的敲诈勒索案，而且是在完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秋后算账”，重新起诉。为什么说当年的案件已告终结呢？2011年8月周禄宝在鉴山寺、全福寺、修真观遭遇景区利用宗教诈骗游客财物，多次投诉无门，于是自力维权，却被修真观幕后老板设圈套主动贿赂周禄宝，周禄宝被警方错误地以敲诈勒索罪刑拘一个月，2011年9月被取保候审。2012年9月，周禄宝被解除取保候审。
辩护人提请法庭注意，当时，该案件至始至终没有扣留涉案的10.8万元，在解除取保候审的时候也退还了保证金。这也就意味着，公安机关不认为10.8万元是赃款，不认为被告人是犯罪，因此在取保候审期限届满解除取保，也不变更强制措施为逮捕，而是不再追究。如果周禄宝构成敲诈勒索，不管是刑拘、取保候审还是解除取保，扣留涉案赃款才符合逻辑，但公安机关根本没有那么做。周禄宝2013年8月再次被刑拘，是因为他揭露了本地的书记、市长和公安局长存在腐败问题，因此政府为了“维稳”的需要，以涉嫌散布恐怖信息罪先抓，再找适合他的罪名。这个敲诈勒索罪有受害人报案吗？没有，公安机关越厨代庖，一手包办。公权力打击报复的意图比较明显。
其次，辩护人认为周禄宝维权的方式值得商榷，但不构成敲诈勒索罪。请法庭注意周禄宝案件发生的前提，一是周禄宝确实是在旅游途中遭遇这些寺庙中假和尚的欺诈，他被骗不是个案，而是存在普遍利用宗教场所进行诈骗现象，受害人非常多，网上针对这些寺庙的投诉也很多。二是周禄宝已经穷尽了正常的投诉渠道，他向旅游局、宗教局和信访局都投诉过，但这些机构都不作为，至少没有告诉周禄宝任何处理结果，如果是敲诈勒索的话，他完全没有必要向官方投诉。三是周禄宝要求的赔偿，只是在服务欺诈之后的维权，按照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是双倍，现在已不限于双倍，至于赔偿多少应该是双方协商，发生纠纷属于民事案件。王海打假就是明知是假，依然买假，并索要赔偿，这种维权方式值得商榷，却不能定性为敲诈。
本案中周璐宝收到的10.8万，第一笔四万是对方主动给的赔偿，当时说按照“精神损害标准”的一半，其实精神损害赔偿并没有明确标准，原告既可以提一万，也可以提十万，甚至一百万。不能因为提出的赔偿要求过高就认为是敲诈。第二笔的6.8万是中间人严伟敲定的，他自己说是“有诚意”的，要跟周禄宝“交个朋友”，给钱是完全自愿的。事实上，在周禄宝提出赔偿要求前，严伟就已经向何伟要来15万要“摆平这件事”，就是计划收买周禄宝。严伟从中截留了8.2万，仅给了周禄宝6.8万，这6.8万是严伟最终确定的，并不是周禄宝提出来的。并且，这个6.8万是周禄宝被转之后汇的。周禄宝已经被刑拘了，严伟仍然向其汇款，正说明不存在敲诈勒索，而更像是一个圈套。
再次，辩护人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敲诈勒索罪最难认定的是主观犯罪意图，而本案中这方面的证据恰恰是充满矛盾和混乱的。在法庭调查阶段，辩护人已经指出一些被害人陈述和被告人陈述的矛盾，被害人陈述和证人陈述的矛盾，关于周禄宝有没有采取要挟手段、有没有令被害人产生恐惧，被动地交出财物，存在很大争议。我们能确定的是10.8万元的给付，但属于赔偿还是敲诈勒索，却没有明确而充分的证据证明，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周禄宝提出自己遭到诈骗，精神受到损害，而寺庙除了补偿周禄宝的直接损失，还以做宣传策划为由给予其更多的补偿，这并不违法。要证明周禄宝有犯罪故意，需要更多的证据。周禄宝这次刑拘和逮捕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都没有有罪供述，其犯罪主观方面的证明就成了问题。
本案从侦查阶段开始，就呈现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状况。如果从2011年算起，刑拘，取保候审，解除取保候审。接着又被刑拘，逮捕，检察院因案情重大、复杂，先后三次延长审查起诉期，并且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两次退回补充侦查，检察院变更起诉书，随后又延长期限。如此频繁地延期，而且很多次是专门针对周禄宝的延期，说明周禄宝案定罪的证据很不充分。周禄宝于2013年在唐山汉沽替业主维权的案件，检察院起初也认为是敲诈勒索，后来因为证据和事实表明是正常的民间维权，没有起诉。辩护人认为，寺庙幕后老板愿意自愿给周禄宝赔偿，实际上是自知理亏希望事情不要闹大的心态，而不是出于恐惧。例如，陈国顺的证言中多次提到他是“捐款”、“做功德”，是“个人自愿捐的”，是他“委托周禄宝捐款”。给钱的主动权在于这些寺庙的决策者，而不是周禄宝。他们跟不跟周禄宝谈，如何谈、如何谁确定金额，都是寺庙的幕后老板说了算。
最后，辩护人想强调的是，从社会危害性上讲，某些寺庙道观利用宗教场所进行诈骗，不仅是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而且是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周禄宝作为公民进行监督和维权，不仅有关管理部门长期不作为，而且还助长被控告的寺庙以金钱为诱饵贿赂周禄宝后，即开始主动乱作为，罗织罪名打击报复维权者。周禄宝的存在，就像王海打假一样，对社会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刑法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无从谈起。公诉人在庭审中总说周禄宝行为给寺庙带来压力，但任何公民去网上曝光丑恶现象，都会给某些人造成压力，举报人举报贪官，还会给贪官造成压力呢！周禄宝行使的，无非就是公民的舆论监督权，他有批评控告的权力，如果他造谣，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不存在要挟的可能性。
我在庭审中出示的短信截图表明，周璐在民间维权方面是发挥了正能量的。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从证据角度而言，检察院指控周禄宝敲诈勒索，证据还不能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辩护人和周禄宝本人都坚持无罪辩护。如果周禄宝被蒙冤定罪，不仅没起到教育周禄宝的目的，他还可能继续上访之路，徒增社会隐患，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因素。周禄宝被释放，则他的家人和朋友保证他不再上访，支持社会稳定工作。这是被告人的诉求，也是其家属的要求，希望这不会被法庭看做是向法庭施压，在向法庭敲诈勒索。我们只希望法庭能排除障碍，尤其是来自权力的干预，给被告人周禄宝一个公正的判决，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2015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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