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林（1917-1993），一位公认的相声大师，新中国政治地位最高的相声演员，数次进中南海演出，曾是毛主席亲自提名的人大代表。

1979年，荒诞的岁月过去了，当人们翘首期盼这位62岁的相声大师在舞台上继续焕发光彩时，声望日隆的侯宝林却正式宣布退出相声舞台。面对人们的不解，侯宝林告诉自己的好友薛宝琨，他说他的艺术高峰时期已过，无论怎样努力也不会再度创造辉煌，他不愿意凭着以往的盛誉让观众扶持他、安慰他，甚至可怜他，他绝不希望最后在观众的头脑里留下一个满脸皱纹可怜巴巴的侯宝林形象，“绝不的，我现在息影舞台，就是为划下我艺术生涯一个完满的句号”。

“说了一辈子相声，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最需要的就是一点尊严——一点做人的尊严、一点艺术的尊严”，尊严，这位相声大师用一生寻求做人、做艺的尊严：幼年衣食无着、自己讨生活的经历让他对尊严极度渴望；他是相声界第一个蓄分头、穿西装的人；他改变了相声演员耍贫嘴、油腔滑调的舞台形象，以传神的学唱、清新的语言、儒雅的风格，把相声抬入艺术的行列；他和教授们做朋友，西装革履走进大学讲堂做报告，一心想让相声跻身学术；他要在相声里给穷人找回尊严，他劝京剧演员把唱词里歧视穷人的“窝头脸”改成“馒头脸”，他把百姓生活的悲剧底色融入相声这一喜剧形式之中。

喜剧演员的内心深处总有严肃的东西，伟大的喜剧大师无不如此。有人说侯宝林“在任何一个群落里从不‘耍活宝’，也不‘逗你玩’，他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他那“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宁可不够，不可过头”的相声艺术，将喜剧的形式与对生活严肃的情感结合在了一起，充斥的是小人物悲剧生活的底色；他在台上不油滑、不贫嘴、蓄分头、穿西装的舞台风度背后，是一个相声艺人寻求尊严的灵魂。

侯宝林和搭档郭启儒

“宁可让人嫉妒，绝不被人可怜。让人嫉妒，说明你是强者；被人可怜，在那个社会，除非你是个废物！”

不愿意让人可怜、安慰。是的，饥饿难捱、痛苦求生的幼年生活，让他的内心极度渴望尊严。他有句话：“宁可让人嫉妒，绝不被人可怜。让人嫉妒，说明你是强者；被人可怜，在那个社会，除非你是个废物！”

和同时代的相声大师马三立门里出身不同，侯宝林跟着穷困的养父养母生活，父亲没有固定营生，为了不饿死，幼时的侯宝林七八岁就要自己想法子挣钱，他在垃圾堆里捡铁钉、天不亮去粥厂排队打粥、卖冰核，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去离家远点的地方要饭。等到11岁，被送去跟人学京戏，签了三年半的“卖身契”，白天在天桥唱戏，晚上背着罗锅的师兄，师徒三人串妓院卖唱，母亲死的那天，老师带着他去茶馆跟观众讨了五十个铜板，最后给了他四枚。

十几岁的侯宝林，几乎过着流浪生活，家这个概念已经没有了实体的存在，不过是父亲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找他要几个铜板，

所以，当他经历过这些，1940年，终于在天津一炮走红之后，他把尊严看作是极重要的东西。他第一个留起了分头穿上了西装，有人嘲笑，他抗争：“说相声的就不是人啦？”为了招揽观众，别人演荒唐的滑稽戏，说荤段子，他不演。他可以使苦力气，学唱时从高八度到低八度全来，别人唱两句，他怕不够劲，就唱四句；他要演“正经东西”，他在改编段子上找出路，靠自己传神的学唱、清新的语言、儒雅的风度赢得观众，等到1945年离开天津时，天津观众送他一句“侯宝林的相声文明，脏话很少”。

侯宝林和社科院研究员吴晓铃（右）

以西装革履的学者形象，登上北大讲台

要让自己有尊严，就必须给自己从事的相声行当找份尊严。在天津五年，他把相声从曲艺舞台的“末二”演成“攒底”，还争取到了和京韵大鼓一样的钱，改变了曲艺界对相声演员不合理的规定，因为这个原因，张寿臣说他“对相声有功”。

新中国成立后，只上过三个月免费学校的他和老舍、王力、吴晓铃这些教授们交朋友，一心把相声与语言艺术融合在一起。80年代，他投入相声史的研究当中，他从唐代的“参军戏”、宋代的“像生”里给相声寻找历史定位。他甚至顶着社会的议论，以西装革履的学者形象，登上北大、南开这些高校的讲堂，给知识分子们做起了关于相声和语言艺术的报告。

于他而言，相声是严肃的，如果说，他在40年代的抗争，是让相声从“下九流”抬成艺术，他对相声史的沉迷，则是让相声跻身学术的努力。

“我从戏词和老百姓的谈话里，知道了‘受人家滴水恩，必当涌泉答报’这些朴素的道理”

他还要为穷兄弟们、穷百姓们在相声里正名，要把相声里歧视下层人的东西铲除掉，给他们找回尊严。他反对相声乃至京剧中歧视劳动人民的东西，他曾劝京剧艺人把《乌盆记》里歧视下层穷人只能是“吃窝头命”的“窝头脸”一词，改成“馒头脸”，“让他也吃上馒头吧”

他“忘不了在困难的日子里，那些对我有恩的人”，直到晚年，他仍然记得当年在鼓楼市场大冬天免掉他棉被租金的“三姐”，给他钱买米面做烙饼的“晁师傅”，他用“滴水之恩，当涌泉报答”的朴素道理指导自己的艺术创作，他的相声里，沉淀着对生活严肃甚而悲伤的情感。

侯宝林一家

他腻味别人当面叫他侯宝林儿

他的尊严感有时甚至到了极其敏感的程度。他腻味别人当面叫他侯宝林儿。在他看来，“儿化韵”里轻蔑的意味多于亲昵，总是与“小”“贱”一类侮辱性含义相关，甚至还包含着把相声这种“艺术”仍然当做“玩意儿”，对他这样的“艺术家”仍然当做“说相声的”或“臭说相声的”错误看法。每当遇到这类情况,他的情致哪怕再好，也会一落千丈,使自己与对方都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

有一次，他去南开大学做报告，报告前校长们去住处看望他，谈笑间并无恶意地请他表演一番，没曾想他却正颜厉色地拒绝：“我是来讲学的。”事后，有人向他解释，他说：“我明白，但还是得强调说相声与做报告的区别。”

“一户侯”

越到晚年，侯宝林给自己寻求尊严的感觉越发强烈。新中国的成立，让他的地位骤然提升，但随之而来的政治动荡又让他趴到了只求活着的地步。经历过这一切，社会复归正常，他的地位被再次承认时，他说：“说了一辈子相声，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最需要的就是一点尊严——一点做人的尊严、一点艺术的尊严，人老了尤其如此。”

他爱上了写字，恭维他的人向他求字，他很少拒绝。有人善意提醒他：“你是‘名人字画’，不是‘字画名人’。”他听后笑了，他说他明白，其实他意不在那幅字画，而是字画下的那幅印章，上面刻着“一户侯”，他是要在挥洒中寻求“一户之侯”的尊严。

哪怕是面对死亡，他也要体体面面地离开人世。临终前，他口述了《对观众最后所说的话》，他体面地说道“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永别观众，我也会带微笑而去。祝愿大家万事如意，生财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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