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1521－1593）
徐渭之狂
徐渭的“狂”是兩種不同內質的體現。一種是才子的狂，一種是瘋子的狂。
才子一般都會有些狂，如詩人李白。杜甫寫過一首《近無李白消息》的詩：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我意猶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一個“殺”字令人不寒而慄，反襯了李白的才，也昭示了才子們因才而狂的悲劇命運。
徐渭《山澗盪舟圖》 27×34釐米
徐渭在《四聲猿》裡激賞、自比的“擊鼓罵曹”的才子禰衡，史稱他“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這和徐渭“恃才傲物，不拘禮法，憤世嫉俗，孤僻偏執”的性格多麼相像。據說他有才而屢試不中的因素之一，是他答卷時恃才逞氣的結果；他在胡府做幕僚時也因不拘小節和傲視權貴的倨狂，而引起官場某些人的“畏而怨”。
狂，是才氣膨脹的結果，是成就感難以抑制的發洩。徐渭詩書畫皆精，特別是他的文學成就更是卓爾不群，寫有《四聲猿》劇本，令當時著名戲劇家湯顯祖擊賞不已：“四聲猿乃詞壇飛將，輒為演唱數通，安得生致文長，令自拔其舌。”但他的這些成就再高，在當時也只限於他所在的小圈子，博得幾個知音欣賞而已。這隻能讓他聊得慰藉，根本不能平復他奔赴主流價值體系的激盪心情。
徐渭《羲之籠鵝圖》立軸
徐渭不僅有抱負，而且抱負很大，他是要做濟世安邦的棟樑之才的；在儒家的道統裡如他被喝彩的這些文藝才能，在中華文林裡只能算株奇花異草而已，這怎能讓他甘心?所以徐渭是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繪畫等技藝上“積極修行”的，雖然他“最終”的價值還是體現在繪畫上的開拓性，而成全他這番作為的，恰又是他的這種天縱之才和特異個性。
另一種狂，是他在胡宗憲案之後，害怕受牽連，精神極度緊張導致崩潰，採取斧擊、穿釘、碎腎等手段自殺，“九死而九生”。這是一種狂疾，日後受刺激又多次復發，並因此誤殺繼妻，釀成更大的人生悲劇。這種狂與思想、性格有很大的關係，但主要是一種生理上的病態。這種病態反映在藝術中，也就不同一般。在這點上，他與後來的荷蘭畫家凡·高有相似之處。
徐渭書法立軸 紙本 138×60釐米
朱耷之狂
朱耷的“狂”也分兩種，一種是文人的狂，另一種是佯狂。
狂，是文人特色性標誌之一；狂，也是文人自信的表現。自信，使中國文人具有抗爭的勇氣，也是中國文人在時代大環境中，保持精神獨立的根本。所以歷來有“寧為狂狷不為鄉愿”之說。
朱耷《古梅圖》軸 紙本 96×55釐米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魯迅對魏晉時期文人的狂狷，如嵇康阮籍等人的行為，不僅持寬容的態度，甚至讚賞和欣賞，認為是一種“人”個性意識的發現。同樣作為真性情的流露，朱耷的狂一方面類同於魏晉文人的“返歸自然”，另一方面卻是不得已而為之。朱耷的現實遭際已不僅僅是徐渭似的仕途受挫，家破人亡，而是伴隨自己王朝覆滅的一切價值和權利的“粉碎虛空”；徐渭似的金剛怒目，憤世嫉俗已遠遠不能使他躲過生死浩劫。
面對政治黑暗、戰爭離亂、社會不公、生老病死，歷史上的哲人有時會用自己特有的方式理性地直面慘淡的人生。如我們熟悉的典故，發生在戰國時代的莊子“鼓盆而歌”，妻子死了，不泣而歌。這在常人看，似很荒唐；但在莊子看來，人總是要死的，死是迴歸自然。這是智者對悲痛沉重和死亡的超越方式。
朱耷《蘆雁圖》軸 紙本 墨筆 221.5×114.2釐米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魏晉亂世，這種故事很多，《世說新語》裡有類似的故事：建安七子之一的大文人王粲死了，很多人來弔唁。王粲生前喜歡聽驢叫，他被安葬完畢，魏文帝曹丕親自到墳前祭奠。曹丕對墓前同來弔唁的人說：“王粲生前喜歡聽驢叫，我們大家都來學一聲驢叫，為他送行。”於是，依次每人都學了一聲驢叫，帶頭的卻是皇帝。曹丕不愧是大文人，真本色，一反常情，頓露真性。
朱耷《手札》冊 紙本 7開1跋 24.6×15.1釐米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這些“笑在嘴角，悲在心尖”，堪稱“黑色幽默”的故事，在朱耷的現實人生裡，不斷上演。在西方“黑色幽默”又稱“絞刑架下的幽默”，據說得名於一個死刑犯，他在臨刑前仍看著絞架從容地說：“你這玩意兒結實嗎?”面對慘痛人生，朱耷正是依憑老莊哲學精神的傳承沾溉，使他能夠以大智慧，一次次地化解困境，絕境，僥倖活命。較典型的事例有：
其一，在臨川為清廷服務的文人胡亦堂的堂上，忽大笑，忽大哭。一日傍晚，突然撕裂自己的僧衣投入火中焚燒，獨自走回南昌，於鬧市手舞足蹈，癲態百出——朱耷出家，本是覆巢之下的無奈之舉，為“覓一個自在場頭”，靜心修行，他曾有詩云“棲隱新奉山，一切塵事冥”。可漸漸發現那裡依然有各種紛爭，隨著師父的圓寂，內心的掙扎又激盪開來，對自我，對存在價值的追問，讓他下決心還俗。由人間——世外——人間，如此戲劇般的輪轉，現實畢竟不是舞臺，談何容易啊。只有讓一個正常人變成瘋子，用這種方式朱耷遂“脫殼”“逃禪”。
朱耷《秋林獨釣圖》軸 紙本 墨筆 197.5×57.3釐米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其二，還俗後，對人不交一言，遇有人要說話，便以“啞”字示人——據說朱耷的父親喑啞，而他本人卻是“善詼諧，喜談論，娓娓不倦，嘗傾倒四座”的人。父不能言已是悲哀，為避禍(他的好友北蘭寺主持澹雪，就因出言不慎，被官府殺害)，自己善談會論卻要裝聾作啞，這是何等悲哀，荒謬。
其三，有武人強逼他去府上畫畫，幾日不讓回，他便在大堂之上拉屎撒尿，弄得武人無可奈何，不得不放他走——這是秀才和兵的對峙，也是精玉和粗石的對壘。一個“金枝玉葉”要用這種方式方擺脫莽夫的糾纏，何等無奈悲哀。
朱耷《行楷書》軸紙本 行楷 151.5×57.5釐米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其四，自號“驢”——56歲以後，朱耷如此稱呼自己，有時在畫上就籤一“驢”。是自虐，自嘲，還是反諷？亦或是赤子之心的袒露？也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儒家講“內斂”，道家講“超越”。可實際操作起來又是多麼的艱難，這其實是人格、意志、信念和智慧的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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